点击查看详情
走向史学的“常规状态”——改革开放以来的史学规范研究
作者：周祥森
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是中国社会和历史的大变革时期,也是中国史学逐渐走向繁荣并取得巨大成绩的时期,其中一个明显的进步,是历史“学者的学术规范意识越来越浓厚,对于‘学术腐败’问题也越来越敏感”,中国史学发展逐渐走向了“常规状态”。[1](p9)这一进步的取得,是与广大历史学者高度重视史学规范建设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大变革时期历史学者对于史学规范的讨论与研究,主要围绕史学论著的技术性规范、史学规范的内涵、史学批评规范、史学规范变革和建设应该如何进行等问题而展开。在探讨过程中,虽然存在许多歧见,但在许多重大的原则性问题上基本形成了共识。笔者不揣谫陋,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历史学者关于史学规范的讨论与研究进行总结。①不当之处,敬祈同仁教正。①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大变革时期,历史学者参与讨论较多的是学术规范建设问题。有鉴于此,本文在评述改革开放以来的史学规范研究时,一方面重点关注历史学者发表的关于史学规范方面的论述,另一方面也把考察的范围扩大到历史学者对于学术规范的认识。本文是一种以综述为基础的评论性文章,在谈到每个问题时,不可能把有关的研究全部征引或予以反映,仅侧重于最早提出......
钱穆与中国现代学术史体制的创制——以《国学概论》为中心
作者：张先飞
引论中国现代文史研究界经过数十年的探索积累,到了20世纪30年代,开始迎来第一个收获季节,学术研究也开始由实验状态转入成熟,这以出现能够开宗立派的成熟学人,成一家之言的学术著作,较为客观的学术评价标准,以及有效的授业传道、培养后学的学术教育机制作为标志。对于这一时期现代学术发展①所具有的这种基本形态与特质,当代思想史、学术史研究者大都有着较为统一的共识。②不过对于处于发生期与探索初期的现代学术的认识,研究者们则分歧较大,其中有关现代学术史的起点、分期、代表人物及著作观点、观念的争端与演变,以及发生演变的脉络等问题,一直是争论的焦点。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新旧学术嬗变之交,西学多维冲击影响中国学术,学术与新旧政治、文化变动绞缠,学术发展、学术形态呈现出错综交织的复杂状态,使得研究者们很难做出清晰的判断。这种复杂性也使得学术界对于这一时段学术史的研究长期处于较薄弱的状态。但现代时期最为成熟的学人,他们主要的原创性学术思想却大多酝酿于这一阶段,其学术思考的主要命题也在此时开始初步展现,他们的这些成就引导了中国学术向着现代形态的迈进,同时也规定了现代学术发展伸......
战国秦汉时期环东中国海地区的陆路交通
作者：陈隆文
2006年6月,受韩国“中国史学会”的邀请,我在韩国做短期学术交流,其间访问了半岛南部的釜山、大邱、安东等城市。数年前,我在进行春秋战国货币地理研究的时候,就曾对环东中国海地区中、韩、日三国间通过货币交流所反映出的交通道路构成状况产生浓厚兴趣。这次访问,不仅使我对于历史上中、韩、日三国间经济、文化等各种交流有了更深刻地理解和认识,而且也有助于我对上述课题做更深入的探析。本文试图利用古代货币的出土资料,对战国秦汉时期环东中国海地区的陆路交通情况进行初步探讨,不当之处,敬希方家指正。一环东中国海的地理概念与地理范围按照现代海洋地理学的定义,这里的“中国海”应属自然地理的范畴,它是环绕在我国大陆东岸的渤海、黄海、东海和南海的总称。本文所指的中国海在地理区域上不能理解为中国全部的濒临海区,它不包括台湾以东的太平洋一隅。中国海中除渤海为中国内海,其他黄海、东海和南海并不全属中国。中国海的沿岸有中国、日本、朝鲜、韩国、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新加坡、文莱、泰国、柬埔寨、越南等国家和地区,但中国毫无疑问是最大的沿岸国。在目前所见到的国外出版的地理文献和地图上还常常......
里耶秦简《祠律》考述
作者：曹旅宁
关于对秦代宗教信仰的研究,最早要算司马迁《史记》中的《封禅书》和班固《汉书》中的《郊祀志》,近人马非百先生所著《秦集史》则立有《宗教志》。但由于资料的限制,对于秦代宗教信仰的研究,一直处于停步不前的境地。直到睡虎地秦简的出土,为研究秦汉宗教信仰提供了新资料,林剑鸣先生在《历史研究》1991年第4期发表了《秦汉政治生活中的神秘主义》一文,认为秦汉社会系一鬼神世界,秦代官吏与掌占卜祭祖的祝、卜、巫、史是一身二任的。此外,田静、史党社先生在《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3期发表了《论秦人对天或上帝的崇拜》一文,分析了秦人的信仰系统及祭祀仪式。李零先生则在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国学研究》第6卷上发表了《秦骃祷病玉版的研究》一文,根据新发现的秦惠王向华山祈求自己病体痊愈的玉版祷文,分析了秦人曾有的山川崇拜。而里耶秦简祠先农简的公布更是表明,秦存在管理宗教祭祀事务的法律《祠律》;秦国家对社会宗教信仰的统制,奠定了以后历代政权管理宗教政策的基础。里耶秦简祠先农简还表明,秦地方政府及官吏具有的宗教祭祀职能,也同样被历代政权所继承。这对我们加深认识秦汉宗教史及法制史无......
秦汉时期“万岁”的社会内涵
作者：白芳
~~秦汉时期“万岁”的社会内涵@白芳$广东省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广东广州510110 历史学博士秦汉时期,"万岁"是一个使用频率颇高的称谓,它被广泛地记录于正史稗记、简牍文书、秦砖汉瓦中。"万岁"也是一个应用范围极广的称谓,下至普通民众上达"九五至尊"皆可以此相呼。"万岁"更是一个社会内涵极其丰富的称谓,它既在欢呼雀跃的场合中抒发喜悦之情,也在悲痛肃穆的气氛中寄托哀思之绪;它既是饮酒时必不可少的祝寿词,也是祈祷时不可或缺的吉祥语。伴随着君主专制制度的逐渐强化,"万岁"的社会内涵经历了一个由各个阶层均可使用的非等级称谓向仅限于皇族使用的等级称谓演化的变迁过程。秦汉;;万岁;;社会内涵②参见: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秦汉研究室编:《新编秦汉瓦当图录》,西安:三秦出版社1986年版。 [1]高承.事物纪原[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3]赵翼.陔余丛考[M].上海:商务印书馆,1957. [4]王春瑜.“万岁”考[J].历史研究,1979,(9). [5]朱立平.也谈......
马戛尔尼使华事件中的英吉利“表文”考
作者：计秋枫
后人对1793年马戛尔尼使团来华事件的兴趣,可谓经久不衰。从Google网站上搜查“马戛尔尼使团”词条,竟发现有53000多项。马戛尔尼勋爵本人撰写的回忆录,由刘半农先生翻译成中文,取名为《乾隆英使觐见记》,1916年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时隔90年后的2006年,天津人民出版社又重新出版了这部中文译本。使团副使斯当东爵士(Sir George Staunton)出版于1798年的使团纪实(An Authentic Account of An Embassyfromthe Kingof Great Britaintothe Emperor ofChina)也从未被后人忘却,最近香港大学图书馆还打算将该著输入为电子版本。[1]1963年,叶笃义先生将该书译成中文,名曰《英使谒见乾隆纪实》,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该译本近年来也一再重版重印(如上海书店1997年、1998年、2005年;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4年、2005年)。中外历史学家更是对马戛尔尼使团保持着浓厚的兴趣。从上世纪30~40年代我国学者朱杰勤、同时期的美国教授普里查德(Earl H.Prit-cha......
太平天国前期高层文书人员的命运
作者：朱从兵;张蕾
关于太平天国人物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军政人物,如前期诸王和后期的洪仁?、李秀成等①,而对文书人员的研究则相对较少,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第3册中有一些文书人员的略传,郭毅生、史式主编的《太平天国大辞典》也收录了有关的文书人员词条②。在这些文书人员中,较受关注的是曾水源,但亦仅有少量的学术论文③。将太平天国的文书人员作为一个群体来进行研究的学者则很少,只是笔者作过初步的尝试,撰有《太平天国文书人员初探》和《太平天国前期高层官员配置文书人员问题新探》等文①。这些论文没有将这个群体放在太平天国前期的权力结构和权力斗争的背景中去考察,更没有将个案的研究与群体的研究结合起来去探讨。因此,对太平天国文书人员群体,特别是对高层文书人员群体的研究仍有进一步深入的必要。本文选择的个案是曾水源,他在高层文书人员群体中较有代表性。曾水源,广西浔州府武宣县人[1](第3册,p1951),出生于乡村稍富裕的家庭,自幼聪颖,传说中他在10多岁时即为乡村童蒙师,还有爱好风琴的雅趣,可谓才艺俱佳。金田起义时,他只不过20多岁,加入太平天国从事文书工作。他的性格既有“和平”的一面,又有“机诈”......
略论晚清东北乡约
作者：段自成
清代关内的乡约有三种含义:一是指作为乡规民约或《圣谕六条》、《圣谕十六条》、《圣谕广训》的乡约;二是指作为基层社会组织的乡约;三是指作为基层社会组织首事的乡约。而清代东北地区的乡约普遍是基层社会组织的首事。晚清东北地区的乡约是在新兴移民垦区上设立的,具有十分明显的垦区乡约的特点。因而研究晚清东北地区的乡约,对于探讨清代乡约的类型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意义。然而迄今为止,史学界尚无人研究晚清东北乡约的情况。本文旨在通过研究晚清东北乡约,探讨乡约官役化背景下的东北乡约发展模式。一晚清时期,乡约在东北的发展速度非常快。从附表一可以看出,清代盛京有明确推行乡约记载的29个州县中,道光之前出现乡约的州县只有3个,道光至同治年间新出现乡约的州县有8个,光绪年间新推行乡约的州县有17个。经过道光以后的快速推广,光绪年间乡约在东北各地达到了普及的程度。在1905年盛京所辖的39个州、县、厅中,有29个州、县、厅已设有乡约。另有兴仁、东平、柳河、彰武、镇安、辽源等6个州县,虽无直接的关于当地推行乡约的记载,但它们分别是从设有乡约的承德县、海龙府、通化县、新民府、广宁县、奉化县析......
北伐战争中迁都之议研究的几个问题
作者：孙泽学
一广州国民政府北迁武汉之议的提出及议决1926年7月6日,北伐战争正式开始。随着北伐战事由南向北推进,革命势力由南部延伸至中部,革命重心也由珠江流域推移到长江流域。作为革命指挥中枢的国民政府是否随军北进的问题也逐步凸显出来。1926年8月22日,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以军事进展迅速,政治党务亟待讨论为由,召集在湘中央党部执行委员及监察委员、湖南湖北两省执行委员董用威、罗琢章、缪斌、詹大悲、邱维震、熊亨翰、李荣植、邓演达、陈公博、王基永、夏曦、蒋兆骧、易礼容、郭亮、李汉俊等,在湖南省党部举行特别联席会议,讨论了当时所面临的政治、党务诸重大问题。在会上,委员们在讨论北伐军占领武汉后政治及党务问题时,首次有人提出了中央政府移至武汉的动议。会议通过了“中央政府移至武汉案可请中央决定”的决议。[1]①这是目前所见到的提出广州国民政府北迁武汉动议的最早记载。随着北伐军在湖北势如破竹地推进,华中重镇武汉为北伐军占领指日可待。9月4日,张静江在广州政治会议上提议召开国民党大会,研究并决定攻克武汉后的对策。会议决定于10月1日召集中委及各地省党部联席会议,并指定政治会议委员徐谦......
何应钦与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巩固
作者：韩胜朝
何应钦被史家视为国民党统治大陆时期的第二号军事首脑,早年作为黔军将领并不得志,1924年大革命的勃兴,给他带来了飞黄腾达之机。当时,受命协助筹办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在军校建设、两次东征等一系列军事活动中表现积极,政治上亦能与时代共进,从此,黄埔军校成为何应钦人生道路上的转折点。如何评价何应钦在黄埔时期的表现,学术界虽有若干研究,但不够深入,仍有探讨的需要①。本文拟对何应钦在1926年北伐战争之前的军事活动及政治倾向作一评述。一黄埔军校的创业功臣之一1924年,在黄埔军校筹办过程中,何应钦以其勤勉的工作,逐渐赢得了军校校长蒋介石的赏识和重用。军校成立后不久,蒋介石呈请任命何应钦担任黄埔军校总教官。[1](p183)后来,何应钦又相继担任军校教练部代理主任、教导团团长、旅长、师长等重要职务,在创办黄埔过程中做了不少工作。第一,主持考选下级干部。黄埔军校开始筹备时,何应钦就建议先行考选下级干部,并予以短期训练,以担负教练学生的任务,为蒋介石所采纳。1924年3月24日,何应钦奉命主持考选下级干部,“凡由各方举荐人员,先令填具履历,再经详细考察,然后任......
埃米琳·潘克赫斯特激进思想的成因
作者：王赳
埃米琳.潘克赫斯特(Emmeline Pank-hurst,1858~1928年)是20世纪初英国妇女参政运动史上最著名的人物,直至今天她在欧美大众心目中仍然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她与其长女在1903年创立了著名的妇女参政组织——英国妇女社会政治同盟(Women’s Social and Politi-cal Union,WSPU,以下简称同盟)。从1905年至1914年,为了扩大妇女参政运动的社会影响,给政府制造压力以获得议会选举权,同盟在埃米琳的领导下掀起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激进运动。她们从干扰政治家集会、组织游行示威,到砸窗户、纵火、制造爆炸事件等,以及她们的绝食抗议行动,震撼了世人。埃米琳的激进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追求正义,视妇女选举权为妇女的不可或缺的天然权利,认为它是改变妇女命运的基石;二是强调公正的理念,要求改变不合理的现状;三是反抗权威,认为抗议和不服从是迫使政府让步的最有效武器。正是她的激进政治理念,改变了英国传统的妇女参政运动模式,使英国妇女参政运动以一种激进的方式呈现出来。本文试从埃米琳.潘克赫斯特成长的背景以及她早年政治经历入手......
明代中后期士风异动与士人社会责任的缺失
作者：牛建强
从上世纪80年代末,笔者即从事明代社会研究,后来从分区和分层的角度全面深化,成果最终结集成《明代中后期社会变迁研究》一书,1997年由台湾文津出版社出版。其中有关章节对作为士人构成的山人等做了专门研究。士人及其风气的变化是明代社会层次和地域社会变化的重要构成部分。近些年来,专门性和涉及性的著作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赵园的《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2002年出版的刘晓东的《明代士人生存状态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陈宝良的《明代儒学生员与地方社会》、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徐林的《明代中晚期江南士人社会交往研究》等,此外还有不少论文对明代士人阶层的生活和心态等做了深入探讨,极大地推动了该课题的研究。然而该课题仍有可发覆之处,笔者拟从相对宽阔的视野对明代中后期的士风及士人的社会责任做贯穿考察,冀望对明代社会研究有所助益。需要指出的是,文中所使用的明代中后期概念,是指正德、嘉靖以降的明代。当然,由于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和惯性特点,在具体分析中自然会涉及此时段前后的材料和问题。题目中的“士人”概念,既包括尚未取得功名的下层士......
买办与近代民族保险业的初创
作者：杨锦銮
19世纪初年,外国人所办的保险业已在中国出现,而民族保险业则迟至洋务运动才得以问世。民族保险业的初萌,是国内外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1]。在民族保险业初创时期,买办的活动引人注目。关于买办,学术界已有丰富的成果问世,对于中国保险史的研究,近来也涌现出一批有开拓意义的学术成果①。而关于买办与近代民族保险业的关联研究,过去学术界虽有零散涉及,但系统全面的梳理则相对不足,近年虽有学者将此问题纳入研究视野②,但尚有不少有待深入拓展的空间。笔者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侧重考察近代民族保险业初创时期买办在其中的活动及其作用,希望有助于对买办和近代保险史的研究。一国际保险的源头,人们一般认为是14世纪意大利的海上保险③。之后,随着海上贸易的扩展,海上保险从意大利传至欧洲的许多国家。19世纪初叶,当中国封建社会开始全面衰落时,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完成了工业革命。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扩张,以及对中国的通商贸易和经济侵略,现代资本主义的保险制度也被带进了中国。1805年,英、印商人在当时中国对外贸易的唯一口岸、清政府粤海关所在地——广州设立谏当保险行(Canton Ins......
二战前拉美日裔同化与融合的制约因素——以秘鲁和巴西为例
作者：刘兆华;祝曙光
拉丁美洲是当今世界日本移民最多的地区,虽然日本移民仅占拉美人口总数的0.3%,但他们却在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取得了骄人的成就,使拉丁美洲的日本移民成为移民研究中不可忽视的一个群体。此外,20世纪80年代末,日本政府吸引海外劳动力,颁布了一系列鼓励海外日裔回国务工的法令,由此从上个世纪末开始,大批拉美日裔“回流”到日本。他们回国后与当地日本人在文化、心理层面的巨大差异,使得这一特殊群体的种族认同问题逐渐成为国际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那么,追溯他们在拉美社会的同化、融合历程也就显得尤为重要。①19世纪中期以后,随着日本国内人口压力的增大,越来越多的日本人移民海外,他们最初前往夏威夷和美国西海岸,但是,到了19世纪晚期,随着美国国内排日情绪的高涨,日本便逐渐将移民的目光投向拉丁美洲。19世纪末20世纪初,经过日本与拉美各国的多次谈判,很多国家与日本签订了移民协议,墨西哥、秘鲁、巴西、阿根廷等国也相继向日本移民敞开了大门,此后①在本文中,“同化”主要是指日裔所受到的拉美种族、文化的影响,表明一种民族演变趋向;“融合”也非学术界的“民族融合”和“民族文化融合”之意,而......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历史认识主体研究
作者：徐国利;路则权
历史认识主体问题是历史认识论中最根本和最复杂的问题。说它“最根本”,是因为历史认识首先、而且本质上即是主体的认识行为和活动;说它“最复杂”,既是因为历史认识论的其他问题所包括的内容都没有这么丰富,又是由于它是涉及到人类精神意识这一认识论中最复杂的难题。①历史认识主体问题主要包括历史认识主体的含义、历史主体认(意)识的特点、历史主体意识的作用、主体认(意)识的结构(要素)、历史认识主体与客体的关系等问题。随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陆历史认识论研究的兴起,历史认识主体性研究成为其中备受关注的问题。总计这一时期的历史认识论研究,有关历史认识主体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占了其中的大多数,成为历史认识论研究的主体内容。20多年来的历史认识主体问题研究大体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目前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趋势,特别是西方当代历史哲学和认识论思想的传播,大大拓展和深化了历史认识主体性的研究。学者们主要是运用或借鉴马克思主义历史认识论、西方现当代分析(或批判)历史哲学认识论乃至后现代哲学认识论中的有关理论,并结合自己的认识,对这一问题进行了不同程度的理论阐释和建构。有学者对新时期的历史......
中国原始工艺文化区域性特征初探
作者：范琪
在距今10000年左右我国进入了新石器时代,目前在中国大地上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达7000多处,按其分布的地域和工艺文化特征,可划分为6个大的区域,即辽河流域的燕辽工艺文化区、黄河上游的甘青工艺文化区、黄河中游的中原工艺文化区、黄河下游的山东工艺文化区、长江中游的长江中游工艺文化区和长江下游的江浙工艺文化区。这6个工艺文化区好像一朵巨大的花朵,而中原工艺文化区正处在花心的位置。可以这样说,长期以来这些工艺文化区都是相对稳定的,但又不是封闭的,而是在不断地相互交流、相互影响、相互激发中向前发展的。所以,就形成了各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区域性工艺文化特征,这主要表现在陶器制作、宗教信仰和各项科技发明三个方面。下面我想就此谈谈自己的看法,以求教于方家。一陶器的区域性特征在新石器时代,最令人瞩目的工艺文化现象是陶器的大量出现。陶器的出现,不仅极大地方便了人们的生活,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而且在制作中使工匠的审美智慧得到了创造性发挥,这在彩陶和黑陶艺术上表现最为突出。黄河流域出现的彩陶艺术,主要分属于3个不同的工艺文化区域,即黄河中游的仰韶文化区、黄河上游的马家窑......
孔子“无为而治”思想刍析
作者：王丰
在先秦政治思想史上,“无为而治”治国方略,是诸子的共同抉择。如管子曾云:“名正法备,则圣人无事”(《管子.白心》);韩非子曾云:“虚静无为,道之情也”(《韩非子.扬权》)。而在很长以来的历史时期内,人们则都把“无为而治”当作了道家所特有的政治思想。这一认识状况需要改变。本文对孔子“无为而治”思想做初步探讨,希望能为重新认识诸子的这一政治思想提供借鉴。一孔子“无为而治”的思想内涵:以“德”化民作为一种治国理民的统治策略,“无为而治”是指上者谦逊自卑、无所妄为、因任民情、随顺民意以臻于理想社会的一种治国理念。任何统治方式,皆要论证其合法性。孔子的“无为而治”渊源于作为价值之源的“天道”。所以在孔子阐明的“无为而治”思想之前,必须先诠释孔子的天道观。在古人的宇宙观中,人与万物一气所化,故天人是相互感通的。人类也是宇宙成员之一,故明人事需推之于天道,天道是人事的合法性的最好证明。迄止西周末年,统治者的统治合法性来源于主宰万物的神学意义上的帝、天。当历史发展到春秋,随着世袭宗法社会的解体,作为社会架构的礼乐也隳堕。正是在这一社会背景下,作为最高规范意义“天”的涵义也......
阮元治经中的“违注”之举及其得失
作者：钟玉发
清乾隆以后,研究经学的学者大多标榜“汉学”之名。其所谓汉学者,往往指的就是毛《传》、郑《笺》之学。而被称为乾嘉汉学殿军的阮元(1764~1849年)在对古代名物制度以及若干儒学核心概念的训释过程中却并不完全拘泥于汉儒之成说,时有“违注”之举。他的这一学术实践既有得也有失,应予具体分析和总结。一清代中期,学界尊经复古,盛行对文字音训的研究,形成了风靡一时的乾嘉汉学。阮元作为其代表性学者,在学术实践中,主要确守和发扬了皖派的治学传统,主张训诂以明义理。他认为:“圣贤之道存于经,经非诂不明。”(阮元:《研经室二集》卷七《西湖诂经精舍记》,《研经室集》,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549页)并强调说:“圣贤之言,不但深远者非训诂不明,即浅近者亦非训诂不明也。”(阮元:《研经室一集》卷二《论语一贯说》,《研经室集》,第53页)这实际上也是整个乾嘉汉学家共同确守的治学主张。在以何说为宗的问题上,阮元与惠栋、戴震等相契合,认为应该尊汉。他说:“元少为学,自宋人始,由宋而唐,求晋、魏,求汉,乃愈得其实。”(阮元:《研经室二集》卷七《西湖诂经精舍记》,《研经室集》,第547页)......
美国多边主义法律选择思想的历史演变
作者：耿勇
在国际私法思想史上,单边主义(Unilateralism)和多边主义(Multilateralism)是两种既对立又统一的法律选择思想。前者强调从分析内国民商事实体法入手,着眼于内国实体法能否适用于某个具体的涉外案件或某类涉外民商事关系;而后者则强调从涉外民事关系入手,通过分析某个或某类涉外民事关系与地域之间的联系,最终确定应当适用的某个地域的实体法。从西方国际私法思想的历史演变来看,在公元前3世纪到14世纪这个漫长的历史时期,占据着主导地位的是普遍主义法律选择思想和自然法观念,万民法即是西欧国际私法的早期形式;从14世纪到19世纪中期,随着主权国家的萌芽和发展,单边主义法律选择思想开始处于主导地位;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随着主权国家平等观念的发展,单边主义法律选择思想被推翻,多边主义法律选择思想不断发展;而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单边主义法律选择思想开始复兴,但多边主义法律选择思想却并未被彻底摒弃,而是不断地被扬弃,这两种一直被认为对立的法律选择思想开始融合。美国国际私法的历史比较短,从19世纪初开始,至今只有200多年的时间,从斯托里到......
《史学月刊》注释格式示例
作者：
说明:本刊从2009年第1期开始,改变注释方式,采用页下注(随页脚注)。为便于作者掌握具体的注释方式,特简要拟定注释格式示例如下,更具体的注释规范将另行发布,敬请关注。一普通图书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5页。[法]A.施阿兰著,袁传璋、郑永慧译:《使华记(1893～1897)》,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3页。《中共中央最近政冶状况报告》(1927年10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政治报告选辑(1927～1933)》,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20页。胡小石:《南京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见胡小石:《胡小石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38～145页。二古籍类图书《论语.述而》,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32页。刘知幾：《史通.书志》，赵吕甫：《史通新蠾ⅰ罚厍斐霭嫔?990年版,第175页。班固:《汉书.张释之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307页。袁桷:《真定安敬仲墓表》,《清容居士集》卷三十,四部丛刊本。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卷八,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李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