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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美国外交史研究
作者：王晓德
1978年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年份,该年年底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30年过去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尽管不完全是一帆风顺的,但这一指导中国发展的基本国策始终没有改变,给中国社会带来天翻地覆的变化。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而言,长期压抑和束缚人们思想的极左思潮尽管不会即刻消失殆尽,但1978年之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的确实实在在地感到了“科学春天”的到来,“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给学术研究带来了蓬勃向上的活力,致使人文社会科学各个研究领域迅速走出了“文革”所导致的“万马齐喑”的局面,在这30年期间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与任何其他研究领域一样,中国美国外交史研究的兴盛直接与改革开放息息相关。如果从教育部规定的学科分类上来划分,中国美国外交史连三级学科都算不上,只能是美国历史研究中的一个分支而已。然而,由于美国是中国外交的重中之重,对美国外交史的研究多少具有为国家制定相关政策提供参考的现实意义,因此,与对其他国家外交史研究相比,学术界更为关注美国对外关系的演变。客观上讲,改革开放给这个研究领域的发展创造了巨大的机遇,但学术研究毕竟要受......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回眸与前瞻
作者：彭南生
1978年以来,我国的学术事业获得了长足的进步,中国近代史研究也不例外。作为近代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经济史研究稳步发展,甚至一度被学者们视为近代史研究的突破口。①论著质量、数量、学术思想、研究领域与理论方法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有关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成果的分类辑录,除各种网络版本外,主要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于每年的《近代史研究》第5期上发布的中国近代史论文著作目录和经济研究所于1986年创刊的《中国经济史研究》上发布的中国经济史论著目录。为保持论著统计口径的一致性与连续性,本文主要依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辑录的中国近代史论文著作目录,对1979～2006年间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研究状况进行定量与定性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近代经济史的进一步发展所应注意的问题。需要说明的是:第一,《近代史研究》辑录的论著篇目难免有所遗漏,但近30年间的主要论著均被包含其中,据此对近代经济史研究状况加以评估,还是可行的;第二,该论著目录的分类方法前后有所不同,1979～1996年间的分类以事件史、革命史为主,兼顾专题史,经济史论文虽然也进行了专门归类......
两汉郡守的教化职能——秦汉意识形态建制研究之一
作者：雷戈
郡县制在两汉已发展得极为成熟和完备,这给汉朝的四百年基业稳定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地方行政制度保障,由此产生一种影响深远的“汉官威仪”或“汉家风范”。对此,郡守的教化职能尤为重要①。这方面研究向来缺乏,即便有之,也局限甚大。比如,余英时认为两汉循吏的“师教”与其吏职无关,完全是“自作主张”;“其最后动力来自保存在民间的儒教传统”;其所奉行的不是“朝廷法令”,而是“大传统的中心教义”;循吏的教化实践缺乏制度根据,汉廷只是“默认”循吏的师教职能,甚至个别循吏的教化行为与朝廷吏道规定相“抵触”等②。我觉得,余氏这个思路可能成问题。他过于强调了“师”、“吏”之别,强调“道统”对“政统”的独立性和超越性,以及执教者对行政者所具有的自觉传承文化的使命感。这与基本史实相去甚远。关于朝廷对地方官吏的教化要求这类文献斑斑可考,历历可按,并且这种要求贯穿汉帝国始终。这种要求既广泛又频繁,既明确又具体,它首先是一种制度。很难设想,如果缺乏帝国意识形态体制支持,郡国守相这种教化实践能够持久维系,风行不衰。文翁创设地方学官虽早于武帝“独尊儒术”,但仍然受制于汉初朝政对地方官吏教化职能的......
六朝时期的纬学
作者：刘国忠
纬学是经学的组成部分,兴起于西汉后期,到了东汉时因受到光武帝刘秀及其他统治者的提倡而大盛,成为当时学者的重要研习对象,被称为“内学”,以与被称为“外学”的“五经”相对应。然而到了东汉末年,社会持续动荡,特别是随着东汉的灭亡,笼罩在纬学上面的政治光环亦随之消失,纬学失去了它存在的政治基础,其地位开始变得飘移不定起来。在随后的六朝①时期,不少统治者曾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对纬学和纬书加以禁止,从而给人们造成一个印象,似乎当时的纬学已经式微,在社会上已经没有什么地位,对于当时学者们已经不再产生什么影响。实际情况是否如此,需要做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从以往的研究成果来看,国内历史学和思想史的研究者对于六朝时期纬学的情况很少予以关注②,反而是一些文学研究者比较重视对六朝时期的纬学情况加以讨论。这些文学研究者关注六朝时期纬学状况的直接原因是出于对刘勰《文心雕龙·正纬》的研究和讨论。《文心雕龙》一书中的前五篇《原道》、《征圣》、《宗经》、《正纬》和《辨骚》,刘勰称之为“文之枢纽”,而其中的《正纬》正是针对纬学所做的讨论。这种情况引起了研究《文心雕龙》的学者们的注意,黄侃、范文澜......
论宋武帝刘裕之文化素养及其文化倾向
作者：王永平
一引言:从文化的角度理解刘裕在汉魏六朝社会历史的演进过程中,宋武帝刘裕是一位具有关键性地位的历史人物。其作为起自下层的北府兵后进将领的杰出代表,在东晋后期错综复杂的政治、军事斗争中,终于获得成功,结束了高级门阀士族对政治的垄断,开辟了南朝政治的新局面。就其历史地位而言,有论者喜欢将刘裕与此前的三国时代曹操进行比较,颇有趣味。之所以进行这样的比较,恐怕在于二人的阶级出身、军政行迹与历史影响颇多相似之处,可归为“同类”。不过,由于时代背景与个人性情的差异,也注定了二人之间绝不可能简单的等同一致。对此,清人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一四“晋安帝”之二一条有论云:(刘)裕之为功于天下,烈于曹操,而其植人才以赞成其大计,不如操远矣。操方举事据兖州,他务未遑,而亟于用人;逮其后而(曹)丕与(曹)睿犹多得刚直明敏之才,以匡其阙失。裕起自寒微,以敢战立功名,而雄侠自喜,与士大夫之臭味不亲,故胡藩言:一谈一咏,?绅之士辐凑归之,不如刘毅。当时在廷之士,无有为裕心腹者,孤恃一机巧汰纵之刘穆之,而又死矣;傅亮、徐羡之、谢晦,皆轻躁而无定情者也……曹操之所以得志于天下,而待其子始篡者,......
清末立宪时期马相伯的政治意识与政治参与
作者：薛玉琴
马相伯是清末立宪派中一位极其活跃且具有重要影响的人物。作为晚清东南社会一位与绅商界均有联系的学界名流,马相伯不仅是立宪运动的热心推动者,而且在收回苏杭甬路权运动中扮演了发动者、组织者、领导者的角色。由于种种原因,以往学术界对他这一时期的思想及活动重视不够,至今尚没有专文探讨他在清末立宪时期的政治活动。本文主要根据笔者所查阅的报刊资料,就其在清末立宪时期的政治意识与政治活动作一评述。一上海宪政研究会马相伯参与清末立宪运动始于清廷颁布预备立宪诏旨之后。1906年9月1日,“仿行宪政”的上谕颁布以后,“凡通都大邑,僻壤遐陬,商界学界,无不开会庆祝”①。马相伯和其他立宪派人士以及拥护立宪改革的人们一样表现出异常的兴奋。1906年9月16日,《时报》、《同文沪报》、《中外日报》、《申报》、《南方报》在上海的味莼园联合召开庆贺会,各界与会者千余人,马相伯在会上作了演讲,他以形象的比喻,表达对立宪政治的期盼:“我中国以四五千年破坏旧船,当此过渡时代,列强之岛石纵横,外交之风波险恶,天昏地暗,民智未开,莫辨东西,不见口岸。何幸一道光明从海而生,立宪上谕从天而降,试问凡我同......
近代中国不平等条约研究中的准条约问题
作者：侯中军
研究近代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不但要弄清“条约”与“非条约”、“平等”与“不平等”等之间的区别,还有一个条约法上的概念需要澄清,即“准条约”问题。一问题的提出什么是准条约?有没有准条约?一直是法学界有争议的问题,把准条约的概念引入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中来,就更充满了挑战性。研究近代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必须对所谓的准条约问题进行分析,因为学界长期以来一直没有关注二者的区别,以至于把准条约作为条约看待。①准条约概念是相对条约而言的,既然是“准”,当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条约,但此类文件也具有条约的某些特征,不能把他们等同于普通的非条约文件。李浩培先生指出:“有些国际法学者认为这种契约(缔结的一方是国家)可以称为‘准条约’,因为这种契约是国家同外国的私法人在法律平等的基础上订立的,按照契约的条款,它不得由作为缔约一方的国家单方废止,从而类似于条约。”②准条约具有条约的特征,即缔结一方属于国际法主体或具有缔结条约的资格;但准条约又不是真正的条约,因为其缔结的另一方不是国际法主体,不具有缔结条约的资格。准条约概念的提出,不是出于纯粹理论建构的好奇,而是为国际关系实践的现实所必需......
第二次日内瓦会议与中美关系
作者：王栋
1961年1月1日,柬埔寨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倡议召开扩大的日内瓦会议,以解决不断升级的老挝危机。老挝的内战涉及亲西方的富米·诺萨万将军,中立的梭发那·富马亲王,和共产主义支持的寮国战斗部队(Pathet Lao)。不断升级的老挝内战使得当时两大阵营的大国也纷纷被卷入而处于濒临冲突的边缘。5月16日,来自美、英、法、苏和中国在内的14国代表聚集在日内瓦,开始谈判寻求解决老挝内战的方案。①1961年1月至1962年7月召开的扩大的日内瓦会议(又称第二次日内瓦会议),是处于冷战对立局面的中美两国寻求一定程度妥协的一个显著例子。华盛顿和北京愿意就老挝中立问题寻求一定程度的妥协使得下述问题变得更加有趣,即:为何中美在日内瓦会议的相对缓和(relative d啨tente)并没有导致中美关系的和解(rapprochement)?对于这个重要的问题,现有的文献并没有充分的研究。而在目前有限的研究中,只有诺姆·柯查维(Noam Kochavi)对这个问题作了专门的探讨。柯查维认为这个问题的答案在于当时的美国总统肯尼迪及其核心外交决策幕僚对于中国战略意图的不信任以及其对中......
德国伯伦汉史学东传考论
作者：李孝迁
19世纪后半期,西方学界弥漫着“科学主义”思潮,所有学术都必须符合科学的要求才能为人所接受,故而史学的专业化开始提上日程。文艺复兴以来形成的语言考据学方法,经过尼布尔(Barthold Georg Niebuhr,1776～1831)、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等人的发展,形成了完备的治史程序。在史学专业化的驱动之下,这套方法被加以系统整理,编写成教材,以供大学历史系训练专业化史学工作者的需要。1889年,德国史家伯伦汉(Ernst Bernhei m,1850～1942)率先撰写出版《史学方法论》(Lehrbuchder historischen Methode)。1897年法国实证派史家朗格诺瓦(C.V.Langlois,1863～1929)和瑟诺博司(Ch.Seignobos,1854～1942)亦合著《史学原论》(Introduction aux Etudes Histo-riques)一书。如就方法而论,《史学原论》仅承袭伯伦汉之说,并无创新,但行文简要,颇受治史者的欢迎。①这两本著作为史学的专业化、学科化奠定......
从环境史的角度重新审视美国西部开发
作者：付成双
西部开发是美国历史上最壮丽的篇章,在短短的百余年的时间里,北美大陆从一片蛮荒变成了千里沃野,在不断西移的移民潮背后,崛起了小麦王国、畜牧王国、矿业帝国、数以千计的定居点和现代化的城市。从一定意义上讲,没有西部开发,就没有今日的美国。传统上,人们总是站在发展和进步的角度评价美国西部开发,认为“如果人类要走向文明,就必须改变其周围的环境”①。美国西部的环境变迁被看做是文明战胜野蛮、科技战胜蒙昧的一个胜利,甚至历史学家也以赞许的语气描述西部开发:“他们征服了荒野,征服了森林,并把土地变成丰产的战利品。”②然而,从环境史的角度来看,美国西部开发却是一部沉重的灾难史,在短短几代人的时间里,北美的自然环境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原来数以千万计的旅鸽、野牛、海狸、白尾鹿等物种相继灭绝或濒临灭绝,大片的原始森林消失殆尽,随之而来的是土壤的盐碱化和严重的水土流失。结果,上一个世纪30年代西部大草原的沙暴(Dust Bowl)为北美西部开发划上了一个终结号。世界粮食组织的代表曾经将美国30年代的大沙暴与公元前3000年中国西北地区森林被砍光和地中海周围的植被被啃食殆尽并列为人类......
从《那桐日记》看清末权贵心态
作者：孙燕京
本文取广义思想史或新文化史的视野。即美国历史学家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所归纳的“观念史(体系化思想的研究,通常在哲学论著中)、严格意义上的思想史(日常思维、舆论风潮和文学运动的研究)、观念的社会史(意识形态和思想传播的研究)和文化史(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的研究,包括世界观和群体心态)”中的第三、四层次。这里所说的心态,是指人的内在心灵状态。多数研究者认为,心态史的研究对象是一定时代群体或个体心理表现和大众意识状态结构及其演变过程、趋势。它注重的是社会群体在社会生活中所共有的理念和意识,并着重考察特定历史环境下物质生活条件与这种观念和意识的关系问题。以上内容参考了雅克·勒高夫主编、姚蒙编译:《新史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版;沙莲香:《社会心理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时蓉华:《社会心理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孔令智、汪新建、周晓虹:《社会心理学新编》,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等论著。那桐(1856～1925),字琴轩,叶赫那拉氏,内务府镶黄旗人,光绪乙酉科(1885年)顺天乡试举人,是清末少见的、有一定“才.....
战国四封君怎么又成了“四公子”
作者：王淳
《史记》七十列传中,孟尝、平原、信陵、春申,被一总称为战国“四君”———四位封君。贾谊《过秦论》说:当是时,齐有孟尝,赵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知(智)而忠信,宽厚而爱人,尊贤重士,约纵离衡……“四君”之说,肇自贾谊。《史记·秦始皇本纪》“太史公曰”、《陈涉世家》“褚先生补”又予重复;只是到了班固,才改称“四君”为“四贤”;当此之时,齐有孟尝,赵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贤者,皆明智而忠信,宽厚而爱人,尊贤重士,约纵离横……(《汉书·陈胜项籍传·赞》)从贾谊、司马迁到班固,他们为什么不像后代把那战国四人称作“公子”而只称为“四君”、“四贤”呢?原来在先秦,“诸侯之子称公子”(《仪礼·丧服》),但诸侯之众子里面,其嫡长子将继承父之爵位,又特称太子,或曰世子。太子之同母弟在其太子长兄继位成“公”后,他自己就成了公弟———新公之弟亦即“公叔”了。《左传·宣公十七年》说:“凡太子之母弟,公在曰公子,不在曰弟也。”而太子的异母庶弟则不同,他们为诸侯之子得称“公子”,而在其嫡兄登极成公后,他们不能随着嫡兄的升级而升格为公弟,因为“同姓(生)为兄......
宋子文与九龙城寨事件
作者：郑会欣
发生在1948年的九龙城寨事件,是中英两国外交关系中的一次冲突,更是战后中英双方围绕香港问题的一次较量。有关九龙城寨事件的起因、过程和结局,多年前有学者已著专书对此加以全面的介绍(梁炳华:《城寨与中英外交》,香港,麒麟书业有限公司1995年版);最近又有年轻的学人利用英国新公布的外交档案,在重建史实的基础之上,对这一事件的经纬及其影响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孙扬:《大国梦幻中的弱势外交———1948年中英九龙城寨事件交涉析论》,《南京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可能是因为资料的匮乏,很少有人提及此时刚就任广东省政府主席的宋子文与这次事件有什么关系。笔者不久前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宋子文档案中发现几份相关的文件,本文即在此基础上,对这个问题略作补充。宋子文在九龙城寨事件中同样具有相当重要的关系。之所以这样说主要是基于两个原因。其一,从宋子文个人的经历来看,他从政后20多年以来一直与英、美等国家保持密切的联系,特别是战时他在担任外交部部长期间,曾亲自主持与英、美外交首脑商谈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谈判,在拟订草案时,宋子文亦曾明确提出要收回九龙租借地。抗战胜利前夕他......
“中国人民救国会”解散浅议
作者：李格
一中国人民救国会(简称救国会),是历史上与中国共产党合作最紧密的民主党派之一,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便于1949年12月18日突然宣布解散。关于救国会解散的原因,以往一直流行“自行解散”说,称该会主席沈钧儒认为,建国后救国会的历史任务业已完成,执意解散。周恩来当时曾表态,不同意你们解散,你们一定要解散,我们也尊重你们的意见。该会解散后,周一直“以为憾事”(周天度、孙彩霞著:《沈钧儒传》,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90页)。近年来随着有关新史料的发现,对救国会的解散原因又提出新说。谓该会解散,实际得到了周恩来等人的同意。据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简称一届政协)的救国会代表宋云彬《日记》所载:1949年6月新政协筹备会召开前,周恩来、李维汉等人在北平六国饭店邀请救国会领导人共进晚餐。周在席间明确表示,新政协开会以后,各民主党派除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民主建国会(简称民建)外,其余均可解散。救国会领导人按此意图,从9月起便推定胡愈之、史良等起草该会的解散宣言及编印有关历史文件,在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不久......
敬告作者和读者
作者：
一、本刊是河南大学和河南省历史学会主办的大型史学专业刊物，发表高水平的史学研究成果，尤其欢迎史学理论、史学评论、社会史、城市史、乡村史、生态环境史、文化史、学术史、电脑与史学应用、新资料的发掘与研究等方面的优秀稿件。二、来稿一般应在15000字以内，重大选题的稿件，也应控制在20000字以内。囿于经费，恕不退稿。稿件一般应为A4纸(36行×36字)打印稿，并使用较宽行距，以便于编校。投稿时，请采用打印稿和电子文本同时寄送的办法。打印稿寄至“河南省开封市明伦校区 河南大学《史学月刊》编辑部”，邮编：475001；电邮发送，信箱见目录页，发送时请在“主题栏”中显示文章标题。 三、稿件应遵守学术规范。凡研究性论文均应有相关课题的学术史内容，在文中或注释中简要评析前人的研究成果和目前的研究状况。完全没有此类文字的稿件，本刊不予受理。严格禁止剽窃、抄袭行为，反对一稿两投。凡发现有此类行为者，十年之内不受理该作者的任何稿件。四、文稿请务必参照本刊2009年第1期以后栏目格式进行文章题名、作者及工作单位、作者简介、关键词、摘要、英译、注释(页下)等项目的著录。其中，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