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击查看详情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近代史发展主线研究
作者：李喜所
和30年前相比,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发生了根本变化。且不说涌现了一大批学术价值颇高的论著和能够传之久远的档案、文献史料专集,就是研究领域、研究手段、研究方法和思想观念,乃至审美取向、价值判断、史观这些带根本性的理念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文革”和“文革”前那种单一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僵化模式渐渐淡出,多元、自由、开放的近代或曰现代的历史审美观逐渐形成。这种转变的社会原因和学术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和近30年的中国近代史主线讨论有较多的联系。这场讨论既涉及到以什么样的理念来把握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也关系到鸦片战争后许多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社会变革的评价与定位,同时触及研究方法、史观等这些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核心问题。回顾和总结这场讨论,对如何深化和繁荣中国近代史研究颇有借鉴意义。一缘起中国近代史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学科。20世纪20年代,在五四时期文化变革和“史学革命”思潮的推进下,才开始有学者运用“近代史”或“近世史”这一概念去表述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这一段历史进程。而一旦对一段历史进行整体阐述的时候,不管意识到与否,必然会提炼出一条可以概括其全貌的主线......
改革开放30年的中国俄国史研究
作者：姚海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与中国史学走向全面复兴相适应,中国的俄国史①研究也进入了一个不断开拓、持续发展的时期。回顾30年来中国俄国史研究走过的道路,总结成绩与经验,看到不足与差距,对于俄国史研究更好更快的发展是有意义的。一中国的俄国史研究起步较晚。在20世纪上半期,新中国成立以前,出版过一些介绍俄国历史的译著和编著,但那时还缺乏对俄国历史的专门研究。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中国的俄国史研究处于准备和积累的时期。在中苏友好时期,翻译出版了不少苏联的史学著作。国内学者也发表了一些有关俄国革命、废除农奴制度、农村公社和土地问题等方面的论文,出版了一些介绍中苏友谊的著作。但总体而言,那时我们对俄国史的研究还是很薄弱的:研究人员很少,研究范围有限,研究成果也还不多。特别是对十月革命以后的历史,几乎没有独立的研究,我们对苏联历史的认识基本上来自于一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六七十年代,中苏两党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和中苏国家关系的恶化也给俄国史研究留下了时代的印记。70年代中期开始,与当时中苏关系相适应,翻译出版了一些有关沙皇俄国侵华历史的图书资料,发表了......
两晋南朝的赐位制度
作者：陈长琦
秦汉与隋唐是我国古代政治制度发展史的两个重要阶段。秦汉型与隋唐型政治制度对中国古代政治发展影响深远,而介于二者之间的魏晋南北朝,则是一个重要的转换期,它承秦汉而开创了隋唐制度,隋唐的许多制度都在这一时期萌生、发育及成长壮大。但也有一些制度在这一时期产生、发展却逐渐消亡,以至后世湮没无闻,鲜有学者讨论。“赐位”制度当属后者。笔者整理拙见,谨就两晋南朝的“赐位”制度做一粗浅探讨,抛砖引玉,以就教于学界同仁。一赐位制度的实施两晋南朝的文献中多有关于“赐位”的记载:《宋书·文帝纪》:“(文帝即位)大赦天下,改景平二年为元嘉元年,文武赐位二等。”①《南齐书·和帝纪》:和帝“即皇帝位,大赦,改元。文武赐位二等。鳏寡孤独不能自存者谷,人五斛”②。《梁书·敬帝纪》:(改元诏书云)“可改承圣四年为绍泰元年,大赦天下,内外文武赐位一等。”③“赐位”又作“增位”。《文馆词林·东晋孝武帝地震大赦诏》云:“庶因天变,与人更始,其大赦天下……冠礼之重,告成宗庙,前朝旧典,普有位赐,盖酬率土,咸同嘉庆,其追增文武位各一等。”④考之于史,这当是晋孝武帝太元元年(376年)之诏书。《晋书·......
俄国早期对华贸易中的贸易垄断政策
作者：叶柏川
在早期中俄关系发展中,贸易问题始终是俄国政府制定对华政策的重要出发点。俄国官方贸易垄断政策的演变,体现了这一时期俄国实施积极对华政策的经济动因。官私之争是早期俄国对华贸易中的一个突出现象。俄国在发展对华贸易中,官方贸易始终遭遇到私商的激烈竞争,政府从自身经济利益出发,积极发展以京师贸易为标志的官方贸易,并试图强行垄断对华贸易。但是,在市场规律的作用下,受僵化滞后的行政命令指导的官方贸易,最终落败于经营方式灵活善变的私商贸易。研究俄国政府官方贸易垄断政策的形成及其演变,对于剖析早期中俄关系发展的深层次动因,以及探究两国贸易发展的规律都具有重要意义。一俄国官方贸易垄断政策的起因探讨俄国官方贸易垄断政策,重点在两个方面:一是战争需要国库的财务支撑;二是国库中积压的毛皮实物税需要通过贸易换成金钱。俄国在摆脱蒙古人的统治之后,很快走上对内改革、对外扩张的道路,战争成为国家生活的重要内容———从伊凡四世时期的立沃尼亚战争、17世纪与波兰争夺乌克兰的战争到彼得一世时期的俄瑞战争、俄土战争,等等。庞大的军费开支时常引发财政危机和人民的不满,因此,俄国政府近乎疯狂地寻找富源......
中华农学会的早期组织演化与宗旨歧变
作者：杨瑞
民国建立之后,随着海外农学留学生和本土农科毕业生的大量增加,这一群体愈益认识到组建农学会,以集众的力量共同开展学术研究是大势所趋。随之,海内外农界学人各自联络同人,发起组织诸多样态各异的农学社团。中华农学会融会众流,沟通南北内外农界,扩展为全国性农科学术团体。但是,晚清以至民国时期的农界学人和社团渐成为历史的“失语者”,目前对其的相关研究也屈指可数。1980年代,学界开始关注中华农学会,并有若干篇文章发表,但这些文章多属于介绍性文字,与严格的学术研究相去甚远①,且史实错漏甚多。本文则试图重建中华农学会早期组织演化的历史图像。一民国初年,尽管南北农界学人分别发起组织农学社团,开展活动,并都有向全国扩展的势头,但最终未能发展成为全国性的专门学会。南北农界仍处于各自为战、群龙无首的状态,直至中华农学会成立之后才有改观。关于中华农学会的创立,既有研究中存在大量的史实错漏。同时,亲历其事者的事后追忆,也往往与当时的实际情形不符。关于中华农学会成立的时间②,由于尚无原始资料直接确证,故今人多采信会员的回忆文字。一些会员的回忆却各说各话,不但亲自参与的各主要人物表述不同......
中国内战时期美国在华情报工作研究(1945～1949)
作者：杨奎松
凡关注中美关系的学者,无不十分留意美国情报机关在中国情报工作的情况及其准确性如何。随着美国相关档案越来越多地被解密,我们今天已经可以很容易地读到美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后一段时期由其情报人员提供给美国高层的有关中国问题的各种情报资料了。通过这些情报资料,我们不难对美国当年在华情报工作的情况及其情报取向、内容及其价值,做出一些基本的判断。笔者2005年曾就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1949～1956)美国中央情报局对中国局势评估问题做过概要的分析①,本文则拟就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夕美国对华情报工作及其价值,略做一综合性评估。一中国内战时期美国情报形成的相关背景1945年4月12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去世,杜鲁门继任美国总统。18天之后,美国战略情报局局长威廉·J·多诺万亲自向新任总统提交了一份备忘录,提醒杜鲁门,在罗斯福去世一周前曾明确批准了他关于与相关部门会商,成立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提议。②成立这样一个对外情报部门,是因为战略情报局的设置和任务是为战争服务的,隶属于参谋长联席会议,难以适应即将到来的和平时期的情报要求。成立中央情报局,可以使总统直接掌握对外情报部......
从对抗到妥协:中美《望厦条约》签约过程研究
作者：仇华飞
19世纪30年代,随着资本主义国家工业生产的快速增长,西方大国对海外自然资源和市场的需求逐渐增大。英美等国早就把目光投向远东最大市场———中华帝国。英国曾先后两次派外交使节来华,要求扩大通商,与中国建立直接的官方关系。日益衰败的清王朝,为了维持其专制统治,实行严格的闭关自守政策,拒绝与外国建立官方关系,这客观上为西方殖民国家寻找借口、以武力打开中国大门提供了条件。一鸦片战争激发美国与中国建立官方关系的热情在中国,吸食鸦片之风开始于清朝建国之初。到了嘉庆年间,鸦片走私活动已形成积重难返之势。仅印度加尔各答一处,平均每年输入中国的鸦片就达2650～2800箱左右。①道光年间,鸦片输入飞快增长,鸦片流毒迅速扩大。1835年全国吸食鸦片已有200万人。1823～1834年,中国累计有5220万银两陆续流向英国。②仅1833～1834年,英国商人输入中国的麻尔洼鸦片就有10112.5箱,①位于各国对华鸦片输入之首。鸦片输入不仅使中国白银大量外流,财政收支难以平衡,更使中国官民身心深受毒害。清政府不得不下令严禁鸦片输入,中英在鸦片问题上冲突愈演愈烈。1834年春,英国......
清高宗四库全书谕旨内史学与正统观研究
作者：党为
《四库全书》“是我国古代规模最大、卷帙最多的一部综合性丛书”①。它是中华帝国最后一次自信地整理编排自己关于世界的知识,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完全展现了古典中国自足自信的知识体系。从帝国的法律角度看,《四库全书》完全是高宗的私意②,事实上乾隆帝“从采访遗书,开馆修书,到编纂体例、收书标准的确定,乃至《全书》缮竣后的审阅定稿,无不亲与筹划,最后裁定”③,正所谓“是书卷帙浩博,为亘古所无,然每进一编,必经亲览,宏纲巨目,悉秉天裁”④。因此,《四库全书》还是中华帝国最后一位强势皇帝眼里的天下图景的反映。所以,仅仅研究其纂修过程,亦极具意义。只因本乃君事,又涉秦火之敏感话题,无人敢议,清亡始有专门论著。⑤近时亦间有著作出版。⑥不久前,两岸学者在台湾还专就四库召开文献学研讨会,号曰“四库学”。⑦四库研究俨然已成专门学问。先贤时达多所议论,虽也能引高宗当时谕旨为据,却没有专以之为文的。这些谕旨多遇事而发,并非一般例文,真性情流露几如硃批,却又没有信手涂抹的随意,据之复原高宗其时所思所想,探寻其背后涵义,殊为可行。《四库全书》修纂十年,缮写六份副本又费七年①,校核改定则直至高......
身体史与近代中国研究——兼评黄金麟的身体史论著
作者：刘宗灵
一身体何以成史?身体之所以成为一个问题,是因为它与每一个人、每一个民族与文化的切身相关性。人首先是作为身体而存在的。身体不止是存在于生理层面的血肉形躯,更是由历史、社会与文化所构建而成的意义网络。身体既是人的自我理解的起点,又是人与自然、社会沟通互动的支点。我们要理解人的本质,认知人的处境,都不能不将身体作为一个重要的起点和条件。在西方的文化与学术传统中,身体的问题化历程颇为曲折。不论是古希腊哲学传统,还是中世纪的基督教传统,抑或是启蒙理性,都对身体采取压制或漠视的态度,它们均从道德伦理或真理知识的角度对身体进行贬斥与诘难。身体与灵魂的对立,抑或后来的身体与理性的悖反,构成西方有关身体的哲学二元叙事的轴心。一直到尼采这里,身体才从意识或理性的主体哲学压制下解放出来。他开辟了哲学的新方向,开始将身体作为哲学的中心:既是哲学领域中的研究中心,也是真理领域中对世界做出估价的解释学中心。尼采的口号即是“一切从身体出发”,他前所未有地赋予身体以绝对主体性,“我完完全全是身体,此外无有,灵魂不过是身体上某物的称呼”①。尼采学说在经过罗兰·巴特(RolandBarthe......
“随嫁田”与宋代富家妇女的经济地位
作者：吕变庭
按照宋代的嫁娶之法,“随嫁田”亦称“奁田”,是女家回定帖的主要内容之一。①“随嫁田”是宋代出嫁女在经济上获得相对独立地位的物质基础和生活保证,从一定意义上说,更是维持宋代妇女在婚后生活有较高满意度的重要前提。因此,宋代比较放任妇女改嫁,甚至当妇女不满意自己丈夫时,可以主动离婚,然后再嫁。②从经济学的角度讲,宋代之所以给予富家妇女以再嫁的权力和法律支持,主要是因为这些妇女在经济上并不需要依赖丈夫。经考,国内学界对宋代“随嫁田”与出嫁女经济地位的关系问题已经发表了不少研究成果③。总的来说,论者虽然在很多方面的认识渐趋一致,但仍有一些问题分歧较大,例如,邢铁认为“随嫁田”在多数情况下归丈夫所有,只有在少数场合才归妻子所有。④与此相反,袁俐则认为,“随嫁田”归妻子和丈夫共有,但不属于夫家,故妇女改嫁时可将“随嫁田”带走。⑤而笔者的研究结果却表明:“随嫁田”并不是夫妻共同财产,且在多数情况下应归妻子所有。因此,关于“随嫁田”与宋代妇女的经济地位问题尚有继续深入探讨的必要。在宋代,由于“随嫁田”的支配权和占有权直接影响到妇女在夫家的经济地位和生活状况,所以一直为宋代士......
从清初苏氏诉讼案看徽州宗族内部的矛盾与分化
作者：郑小春
明清时期,徽州宗族在发展、扩大的同时,宗族之间以及宗族内部发生矛盾冲突的现象相当普遍。族外纠纷所及社会关系往往较为复杂,大多经过官府审理解决,故其文书遗存相对较丰。对族外纠纷和诉讼的研究,可为考察当时徽州地域的宗法关系、大众生活、地方民情以及社会变迁等提供一个独特的视角。①而族内纠纷在族规家法的约束以及家丑不外扬等意识的影响下,多在宗族内部调处解决,故其文书遗存相对较少,完整的诉讼案卷则更为稀见。因此,有关宗族内部的矛盾状况以及由此而导致的宗族内部的分化过程常成为研究中的难点和薄弱点,而这对全面、深入研究徽州宗族的发展实态恰恰又是极具意义的。安徽省图书馆藏有一起清雍正五年(1727年)休宁苏氏宗族两大房因轮值坊役而发生矛盾冲突的诉讼案卷———《状词和批示汇钞》(按,案卷目录为整理者所拟)。案卷收有近60份诉讼文书,文书的种类和内容十分丰富,诉讼的过程也较为翔实,反映宗族内部矛盾滋生、发展以及演化过程的信息尤为突出,无疑是研究徽州宗族的弥足珍贵的原始文书资料。本文拟以该案卷为中心,通过对两造互控过程的详细介绍以展现苏氏宗族内部矛盾分化的过程及事实,进而对明清......
近代郑州棉花市场与城市发展
作者：朱军献
区位论是研究“人类活动的空间分布及其空间中的相互关系的学说”,区位则是指事物“分布的地区或地点”①。农产市场区位理论与农业区位理论有一定的联系,都是研究农业种植和贸易与城市之间的关系。不过,农业区位论是研究在城市的影响下农作物的区位如何分布②,农产市场区位则是从相反的角度研究农村经济作物的贸易所形成的市场区位对城市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因为在所有经济作物中,“没有棉花,就没有现代工业”③,与其他经济作物相比,棉花贸易对近代城市及城市工业发展所产生的影响最为巨大,故本文以民国时期郑州的棉花市场为例④,对农作物的贸易如何影响城市及城市工业发展试作探讨和分析。一郑州棉花来源地的区位分布棉花种植是形成棉花市场的前提基础,棉花产地的区位分布是影响棉花在贸易时只在某些地理空间点上集中的重要因素之一。郑州棉花市场的形成,与豫、陕、晋三省棉花产地的区位分布紧密关联,因而下文中就首先对其进行分析。本文依据民国时期华商纱厂联合会、中华棉业统计会、农林部棉产改进咨询委员会和中国棉纺织业联合会关于历年全国棉产的调查统计①,对这一时期河南各县的历年棉产总量、每年平均产量以及人均年产棉数......
匈奴与南越关系考
作者：周永卫
汉代的匈奴与岭南地区虽然远隔千山万水,但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汉武帝平定南越国之前,“北胡南越”的政治格局,汉朝、匈奴、南越“三足鼎立”的局面,客观上使匈奴与南越国成为天然的盟友。在公元前121年以前,河西地区尚在匈奴的控制之下,从河西经过今天的川西一带到西南夷地区,存在一条“民族走廊”。沿着这条通道,以氐、羌等民族和异常活跃的巴蜀商人集团为中介,南越国与匈奴发生着虽然间接但颇为密切的联系,堪称匈奴与岭南地区交往的黄金时期。南越国时期的墓葬中出土了不少具有匈奴文化因素的文物,特别是青铜牌饰,这是匈奴与南越国密切交往的证明。无独有偶,在同一时期云南境内的墓葬中,也出土了许多具有匈奴文化因素的青铜牌饰。把两地文物结合起来整体考察,就可以比较清晰地勾勒出这些青铜牌饰的传播路线。一匈奴与岭南地区的密切交往西汉前期,即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平定南越国之前这一时期,堪称匈奴与岭南地区交往的高潮时期。在公元前3世纪末的中国大陆,几乎同时出现了汉朝、匈奴、南越三个强大的政权,呈现出“三足鼎立”的局面。公元前209年,匈奴冒顿单于杀其父头曼单于自立,有“控弦之士三十......
“赁田”与“租田”区别之管见
作者：唐智燕
对于唐代前期土地的租佃性质,已有不少学者利用吐鲁番出土文书对它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这里不加赘述。本文要讨论的问题有三:一是根据租价支付时间的先后将土地租佃区分为“赁”与“租”是否妥当;二是吐鲁番出土的“夏田契”到底该归于“赁田契”还是“租田契”,“夏田”指“赁田”还是指“租田”;三是如何看待“赁田”、“夏田”、“租田”之间的关系。陈国灿先生在《唐代的民间借贷———吐鲁番敦煌等地所出唐代借贷契约初探》一文中说道:“严格说来,土地的赁与租也还有区别,对此,日本的《令集解》卷一二田令之下作过明白详细的解释:‘赁租者,限一年令佃,而未佃之前出价,名赁也。佃后至秋,依得否出价,是名租也。’由此看,同是租佃土地,只是由于出价先后的不同而区别为赁或租,租田在西州名‘夏田’,其夏田契多有出土,它不属于本题论述范围,姑置不论。至于赁田,在西州有时是以借贷形式出现的,如《唐显庆四年(公元六五九年)白僧定典田贷麦契》即是……名为‘举取小麦’,实是‘准麦取田’,取田之后,四斛小麦毋须归还,这实际上是租田。但是,它又与一般的夏田契不同,一般夏田契是先租田立契,然后到夏收、秋收时再按契......
转变陈独秀评价的毛泽东讲话
作者：马长虹
这里所谈的“毛泽东讲话”,指的是1945年4月21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预备会议上的报告。这篇报告与党的前后两个历史决议相联系,其发表、刊登以及修改,都至关中共党内对陈独秀的评价,不可不读。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是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在延安举行的。它是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召开的最后的、也是最重要的一次代表大会,素以“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著称于世。七大以后,全党紧密团结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周围,直至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而在七大前夕,1945年4月20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其对中国影响的深远程度,也许丝毫不逊色于七大。《决议》对党内若干重大历史问题作出的结论,成为此后几十年党史领域的准绳,而对于陈独秀的评价也一度是以《决议》中的定性为准的。《决议》在讲到1924年至1927年大革命失败的众多原因时,重点提出“特别是由于在这次革命的最后一个时期内(约有半年时间),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思想,发展为投降主义路线,在党的领导机关中占了统治地位,拒绝执行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同志的许多英明指......
读《俗世威尔——莎士比亚如何成为莎士比亚》
作者：高继海
一格林布拉特的名字在中国学界已经不陌生。他在1982年《文类》杂志的一期专刊的前言中首先使用“新历史主义”这个词语,从此“新历史主义”应运而生,一度成为极为时髦的术语。格林布拉特之所以为这期专刊冠以“新历史主义”的名称,意在与传统的历史主义划清界限。传统的历史主义认为历史是客观真实的,而格林布拉特认为,历史和文学同属一个符号系统,历史的虚构成分和叙事方式同文学所使用的方法十分类似。格林布拉特声称新历史主义不是理论,而是一种实践,一种批评方法,更确切地说是一种“文化诗学”,但格林布拉特的这种批评方法跨越了历史学、人类学、艺术学、政治学、文学、经济学的界限,打破了现存的学术秩序,因此引起学界一片哗然,并受到来自各方面的猛烈攻击。传统历史主义者批评其否定历史客观性,右翼理论家批评其激进的文化倾向,而重视文本的形式主义者则批评其政治意向。但是新历史主义产生的影响却不可低估。评论界归纳出新历史主义恪守的五个原则:1.我们每一个陈述行为都来自物质实践的网络;2.我们揭露、批判和树立对立面时所使用的方法,往往都是采用对方的手段,因此有可能沦陷为自己所揭露的实践的牺牲品;......
从历史的视角看日本对华投资与产业空心化的关系
作者：霍朋军
上一个世纪80年代以来至本世纪初,日本对华投资实现了快速的增长并伴随着频繁的变化,这突出地表现在投资总量与投资产业结构的变化上。与此相连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日本国内产生了越来越多的对产业空心化的担忧,并将这归因于中国,随之将“中国威胁论”推到了高潮。时至今日,随着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这些问题已不再是热点,但它始终是重要而需要冷静思考的问题,而且未来也可能再次成为影响中日经济关系的一个障碍性因素。本文从历史视角对日本对华投资与日本产业空心化及其相互关系进行再审视,以求对相关问题做出更加清醒的认识。一日本对华投资总量与结构的历史变迁对于日本对华投资的总量变化,一般采用合同投资金额与实际投资金额两个指标。而对于数据的选取,给予研究的目的与实际的条件,本文选择1979～2003年的数据。我们知道,二战后严格意义上的日本对华投资是从1979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开始的。但从1979年至1983年,由于没有实施具体的相对完善的确保投资安全的措施,很多日本投资者都抱以观望态度,因而投资无论是项目数、合同金额还是实际金额都很少。1984年,在经过几年的我国改善投资环境......
敬告作者和读者
作者：
一、本刊是河南大学和河南省历史学会主办的大型史学专业刊物,发表高水平的史学研究成果,尤其欢迎史学理论、史学评论、社会史、城市史、乡村史、生态环境史、文化史、学术史、电脑与史学应用、新资料的发掘与研究等方面的优秀稿件。二、来稿一般应在15000字以内,重大选题的稿件,也应控制在20000字以内。囿于经费,恕不退稿。稿件一般应为A4纸(36行×36字)打印稿,并使用较宽行距,以便于编校。投稿时,请采用打印稿和电子文本同时寄送的办法。打印稿寄至“河南省开封市明伦校区河南大学《史学月刊》编辑部”,邮编:475001;电邮发送,信箱见目录页,发送时请在“主题栏”中显示文章标题。三、稿件应遵守学术规范。凡研究性论文均应有相关课题的学术史内容,在文中或注释中简要评析前人的研究成果和目前的研究状况。完全没有此类文字的稿件,本刊不予受理。严格禁止剽窃、抄袭行为,反对一稿两投。凡发现有此类行为者,十年之内不受理该作者的任何稿件。四、文稿请务必参照本刊2009年第1期以后栏目格式进行文章题名、作者及工作单位、作者简介、关键词、摘要、英译、注释(页下)等项目的著录。其中,注释格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