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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史学工作者的社会责任”笔谈
【编者按】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史学研究形态也发生了明显变化，思想的多元，研究方法的多样化，研究领域的拓展，有目共睹。但遗憾的是，历史学家的研究活动，也似乎与这个变革着的社会越来越远，一些国内重大理论问题的讨论，较少听到历史学家的声音，这种局面使人产生深深的忧虑。而仔细想来，大概是历史学家自我边缘化的结果，从某种程度上说，是我们自己把学术研究变成了一种孤芳自赏，脱离了身在其中的社会场景。这组笔谈，发起关于历史学家的社会责任的讨论，希望当代历史学家以历史思辨的睿智参与当下社会的政治、思想和理论建设，为社会进步提供坚实可靠的历史借鉴，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健康而科学的历史观念去培育我们的国民精神。历史学家研究的对象是过往的历史进程，但我们却生活在现实中，也是历史的创造者。中华民族的复兴与崛起，呼唤历史学家的参与，我们要勇敢地承担起这份责任。本期刊发的几篇文章中，作者见仁见智，明确地表达了个人的思想，我们也希望把这一讨论继续下去，期盼广大读者踊跃赐稿。
崛起的中国需要历史学家的在场
王学典
山东大学《文史哲》杂志社。山东，济南，250100。
中国崛起是当今世界所发生的最伟大的事件之一。这一崛起与其说是物质财富的暴增，毋宁说是一个古老文明的复兴。这一复兴在中国文明史乃至世界文明史上的巨大意义已经引起全世界的关注。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有关中国崛起的话题，已经跨越学科的边界，几乎成为国内所有人文社会科学的话语中心。众多人文社会科学，都在通过对中国崛起的讨论和思考，积极参与这一重要的历史进程。但令人遗憾的是，在众声喧哗当中，唯有历史学家缺席。无论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对中国崛起的讨论如何热闹，史学家们好像都无动于衷。实际上，最不应该成为中国崛起看客的就是史学，因为文明的复兴，仰赖于历史的被唤醒，而史学家担任着现在与过去之间的唯一中介；在中国崛起的进程当中，史学家们最有资格、也最应该成为积极的一员。绝不能因为历史学面对的是静寂的历史，就有理由躲避火热的现实。史学家完全应该也能够在创造历史中研究历史。必须明确，在中国文明复兴的挑战中，历史学家肩荷着特殊的重任。这是生活在大时代的史学家的宿命。衡量当今中国史学家的社会责任无疑有多重维度，在我们看来，至少有两种责任不可回避：构筑能够解释中国的宏大理论；更紧密地关注现实。
再说历史学要关注民族与人类的命运
刘泽华
南开大学社会史研究中心。天津，300071。
历史学的意义在于，它是一门关系着人、群体、民族、国家、人类之命运的学问。此即司马迁所说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这是史学意义的根本所在。如果离开了这一点，历史流于说热闹故事，那就会成为文艺中的一科。
再谈史学工作者的社会责任
阎照祥
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河南，开封，475001。
2005年，应《历史教学》之邀，笔者完成了一篇访谈录：《兴趣和责任——专业研修的动力》，其中“责任”二字，稍有分量。委实如此。多年前我选择历史专业，而后徐徐走来，除了就业选择和兴趣之外，就是在履行自己作为史学工作者的职责。稍有缺憾的是，笔者久忝学界，却很少从理论上探究此事。而自己的责任意识，是在工作中，凭着本能，逐步增强的。
历史学家也是历史的创造者
李振宏
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河南大学世界历史研究所。河南，开封，475001
史学工作者的身份认定
历史学家需要有一个身份定位。历史学究竟是一门什么样的学科，历史学家是做什么事的人，这个看似平常的问题，却是一个关系着整个历史学科发展方向的大问题。试想，如果我们连自己是干什么的都不明白，那我们整天的读书、思考和写作还会有一个明确的方向吗？我们是在做什么？是对谁负责？为谁服务？要达到什么目的？不搞清楚自己的身份定位，在这些最基本的问题上分辨不清，似是而非，我们就只能成为浑浑噩噩的一帮。这个问题可能有点危言耸听，很多人可能不以为然，或许有人会说，这是个需要讨论的问题吗？历史学家就是做历史的，是弄清历史是非，恢复历史真相，说明真实的历史就是我们的职责和责任，难道连这一点还需要讨论吗？
·专题研究·
秦汉时期的乡里控制与邑、聚变迁
王彦辉
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吉林，长春，130024。
［关键词］邑；聚；聚落；聚邑；乡镇
［摘 要］“邑”是一个古老的概念，一般指人为规划的居所或行政管理下的定居单位；“聚”、“聚落”就其实存性而言应与人类定居同步，就其概念而言是战国以后的新名称，具有自然形成的聚居地的含义；“里聚”、“聚邑”、“××聚”则是国家行政管理下的称谓。其中“里聚”指的是开放式的村落，“聚邑”则属于具体的行政村，“××聚”则是名都大邑周围的卫星城或县属的乡镇。由“聚”而发展为“里聚”、“聚邑”、“××聚”，是由“聚”、“邑”演变为乡镇的大体路径。秦汉时期，百姓的居住地始终都是“邑居”与“散居”并存，秦及西汉初年以“邑居”为主，西汉中期以后“散居”逐渐成为主流。“聚”是生生不息的，国家不断将之整合到乡里体系之中，乡里建制与自然聚落在纵向进程上是分离的，在横向截面上是大致合一的，总体上是合一与分离的并存。中国帝制时代的城乡分离发生较早，最迟到西汉末年乡村人口已经超过城市人口。在动乱年代，国家管理系统瘫痪，家族凝聚力凸显，兵匪势力抬头，从而形成各种形式的脱离国家管制的共同体，而一旦大一统局面再现，国家就会对这些坞、庄、营、寨进行整合，重新将之纳入基层管理体系之中。
西汉梁国封域变迁研究（附济阴郡）
马孟龙
复旦大学中文系汉唐文献工作室博士后流动站。上海，200433。
［关键词］西汉政区；王国封域；梁国；济阴郡
［摘 要］西汉梁国封域变化以景帝中六年为分界。景帝中六年以前，梁国封域的变化与梁王、汉廷间的亲疏程度紧密相关。刘恢为高帝亲子，故初封时得到益封东郡的优遇。高后称制后，刘恢与吕氏关系疏远，梁国所辖之东郡被汉廷收回。梁孝王刘武为景帝亲弟，在位期间得到景帝的益封，梁国封域大大拓展。高帝至景帝初期，梁国封域呈现出不断拓展的趋势。景帝中六年，朝廷推行“众建诸侯”的策略，析梁国为五国。武帝、成帝又以“推恩令”和“借罪削地”的形式削夺梁国封地，至绥和年间梁国仅余有三县。景帝中六年以后，梁国封域呈不断缩小的趋势。济阴郡为景帝中六年从梁国中析置。此后济阴郡时而为王国，时而为汉郡。明晰梁国封域变迁，不仅可以深化我们对西汉政区问题的理解，也可以附带解决西汉人口史、西汉制度史研究的某些问题。
敦煌汉简中有关汉代秩级“真二千石”的新发现
任 攀
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上海，200433。
［关键词］真二千石；敦煌汉简；秩级；州牧
［摘 要］汉武帝时并不存在“真二千石”这一秩级，“真二千石”从“二千石”分化出来成为正式秩级可能晚到汉成帝时。《敦煌汉简》1108号简文中旧缺释的四个残字可释为“真二千石”，这条材料可以证明，至迟在汉平帝元始五年十二月左右，“真二千石”确曾作为秩级存在过；州牧之秩很可能确如《汉书·朱博传》所记载的是“真二千石”。成帝绥和元年设立“秩真二千石”的州牧的同时又“省大郡、万骑员秩，以二千石居”，这两个举动对于“真二千石”成为正式秩级很可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西汉末年以至东汉时期，“真二千石”一秩的淡化或消失很可能与州牧的废置有很大的关系。到东汉末年，存在以中二千石之秩居州牧之职的现象，但似乎并不能据此认为其时州牧的秩级就是中二千石，有关州牧的秩级、“真二千石”与“二千石”的关系以及州牧、刺史交替或并存的情况变得更为复杂。《史记》和《汉书》以及《史记集解》臣瓒引《茂陵书》和《汉书·百官公卿表》注臣瓒引《茂陵书》中存在两个“一个是二千石、一个是真二千石的例子”，这种现象用改易而非省略来解释可能更合理些。
清代前期朝鲜围绕“仁祖反正”展开的书籍辩诬
黄修志
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上海，200433。
［关键词］清代；朝鲜；仁祖反正；《十六朝广汇纪》；《明史》；历史书写；宗藩关系
［摘 要］清代前期，朝鲜围绕“仁祖反正”展开的书籍辩诬，表面上是以晚明野史《十六朝广汇纪》等书为论战对象，实质上是以清修《明史》为假想敌，与清朝纂修《明史》的进程相始终。一方面，朝鲜的书籍辩诬体现出国王对现实王权正统性的诉求，经历了一个由争论到践行的过程，其原因除了其对野史和正史的态度不同及强烈的华夷观念外，更重要的是受国内政治斗争和国际局势变化的影响，其背后反映的是朝鲜对清朝历史书写权的承认，透露出清代前期朝鲜已开始自觉加入清朝主导的东亚朝贡体系并对之产生某种认同。另一方面，清朝对朝鲜辩诬的反应也经历了一个由怀疑试探到顺应请求的过程，清朝以此为契机，抓住了朝鲜的软肋和把柄，将之作为政治性的杠杆进行调节和利用，最后在《明史》中不惜改变真实记载，以维护和巩固两国间的宗藩关系。
功利与德性：严复富强观的现代品格及其内在困扰
湛晓白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后流动站。北京，100872。
［关键词］严复；开明自营；现代性；近代知识分子
［摘 要］晚清以降，对富强的召唤渐成时代强音。但是直到戊戌维新时期，经由严复的阐发和弘扬，寻求“富强”才被阐释成一种完全正面的价值，“富强”也才拓展为一个涵括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成果的现代性目标。在大力标举功利性价值的同时，严氏又以自己的方式，延续着对“道义”的深切关怀。值得强调的是，严复之所以能构造奠基于近代经济学基础上的新义利观，与他接受西学而不再以儒学为根本执守这一文化立场是密不可分的。
袁世凯对辛亥革命的态度及其变化
——以民国国庆纪念为重点的考察
张华腾
安阳师范学院，河南，安阳，455002
武昌起义、辛亥革命爆发为袁世凯重新出山创造了良好的历史机遇，没有革命的爆发，袁世凯出山是极其困难的尽管武昌起义之前清政府中的许多官僚、列强以及社会舆论纷纷要求袁世凯出山，尤其是权臣奕劻、徐世昌等，但都被摄政王载沣否定。没有特别事故，载沣决不会允许袁世凯出山。出山后的袁世凯，先是走向了与革命相反的道路——积极镇压革命，最终选择了与革命党合作的道路。袁世凯与革命党的合作，导致辛亥革命的迅速胜利和廉价胜利，基本实现了革命党人的既定目标——推翻清政府的统治，废除封建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的中华民国。袁世凯凭借辛亥革命实现了其人生理想，成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袁世凯是辛亥革命的最大受益者，他是如何认同辛亥革命的？后来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学术界似还没有展开讨论。围绕这一主题，笔者根据掌握的有关资料，试作探讨，以求教于学界同仁。
论陇海铁路对西安城市发展的影响
胡 勇 琚 婕
西北大学历史学院。陕西，西安，710069。
［关键词］陇海铁路；西安；近代化；城市发展
［摘 要］1934年，陇海铁路通车西安，促进了西安城市近代化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交通环境的改善，西安凭借便利的交通区位成为陕西重要的商品运销地、集散地和中转站，并且取代了三原、泾阳成为陕西的经济中心。陇海铁路通车以后，西安迎来了近代工业发展的黄金期，生产力得到空前提高，由原来传统的手工作坊式生产逐渐向现代化的大机器生产转变。抗战爆发后，东南部各省工商业的大量内迁使西安商业资本额大增，促进了西安工商业的繁荣，金融业在这一时期也快速发展起来，提升了西安在军政、商贸、文化等方面的重要地位。这一时期沦陷区难民沿陇海线西迁，使西安城市人口激增，性别比例失调。铁路的修建促进了市政建设的加快，西安新市区的发展，社会文化日趋丰富，社会生活日趋开化，西安的城市职能得到加强，并带动了陇海铁路关中段沿线城市的经济发展。
试论国共内战背景下的解放区战后善后救济
赵庆寺
华东政法大学政治理论部。上海，201620。
［关键词］善后救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中国解放区救济总会
［摘 要］在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推动下，国民政府成立了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专门从事战后中国的善后救济工作。历经国共两党从和平谈判走向全面内战的巨大政治军事转折，行总善后救济活动随即卷入了激烈的国共冲突之中。在国共内战的背景下，善后救济工作艰难运作，国共双方围绕善后救济物资分配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与冲突。
试析二战对美国印第安人的负面影响
丁见民
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天津，310007。
［关键词］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印第安人；印第安人事务局；同化；终结政策
［摘 要］第二次世界大战对美国印第安人的自治诉求产生了深远的负面影响。在二战的巨大冲击下，印第安人事务局被逐出政治权力中心华盛顿，人员不断流失，战时活动成为印第安人事务的中心，以恢复土著自治权为目标的印第安人新政归于瓦解。与此同时，印第安人在服役于美国军队和参加战时生产等活动的过程中，与主流社会频繁接触，从而加速了自身接受同化的进程。这些接受了白人生活方式的印第安人，在战后初期越来越关注如何维护个人权利而非印第安人自治，结果使美国社会同化印第安人进入主流社会的呼声成为理所当然之势，为结束联邦政府对印第安人部落监管提供了依据。受上述因素影响，美国公众舆论明显转向，取消联邦政府与印第安人的托管关系、同化印第安人进入主流社会成为当时美国社会的共识。
二战后美国学界关于淫秽品问题的争论
王娟娟
南京大学历史系。江苏，南京，210093。
［关键词］淫秽品；道德主义；自由主义；美国最高法院；第一修正案
［摘 要］在二战后，随着美国最高法院将淫秽品纳入宪法的分析框架，美国政府如何控制淫秽品，因其牵涉到个人自由和政府权力之间的平衡，所以成为美国社会高度争议性的一个话题。二战后美国学界对淫秽品问题的争论，主要围绕政府与个人关系的政治—社会议题，以及制定淫秽品标准和定义淫秽品的具体问题而展开。在争论过程中，美国学者对于能否调控淫秽品意见相左，对“何为淫秽品”观点不同，就连最高法院制定的淫秽品标准也令他们失望。二战后美国学者关于淫秽品问题的争论，虽然深化和拓展了对该问题的研究视域，但是仍存在许多有待解决的难题。
美国第三次三K党运动中的女成员
李国庆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英语学院。北京，100024。
［关键词］第三次三K党运动；女成员；社会文化传统；政治机制；社会角色；种族组织
［摘 要］第三次三K党运动是美国社会文化传统、特定社会环境和特殊政治机制的产物。女成员的参与是第三次三K党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第三次三K党运动时期的女成员地位与前两次相比有一定的继承，也发生了不少变化。女成员在第三次三K党运动期间逐渐受到重视，她们的参与程度更加深入。美国妇女在当代种族组织中承担的复杂角色，使第三次三K党运动增添了吸引力和欺骗性，一定程度上延长了该组织的存活时间，误导了民众对第三次三K党运动的真正了解。
·经济社会史研究·
“三角大火”事件与美国劳资关系法律调控制度的建立
李颜伟
天津大学文法学院。天津，300072。
［关键词］“三角大火”；美国工业化；社会价值观；政府行政管理；法律调控机制
［摘 要］“三角大火”事件是美国迄今伤亡人数最多的工业灾难，也是美国进步主义运动中的一座里程碑；其因其果无不与美国工业化紧密联系。从起因上看，“三角大火”事件是美国传统社会运行机制与工业化时期经济高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结果。它的发生暴露了当时美国社会观念偏颇、企业主贪婪无度、政府社会控制失当、劳工法律保障机制缺失等一系列社会痛点与制度盲区。就后果而言，这场灾难冲击了 “财产权至上”观念，促成了政府主导下的多元社会力量合作修法的局面。灾后美国劳资关系法律调控制度的初步建立，在一定程度上调整了社会阶层间的法律关系，并在体制层面上为化解社会冲突，提高社会整合度，保障经济高速发展提供了根本措施，也为美国政府与社会在大萧条时期应对更加严峻的社会问题提供了经典范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