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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慈善史研究与当代慈善发展”笔谈
【编者按】
新世纪以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慈善事业，历次会议的工作报告中都明确提出要支持发展慈善事业，以作为健全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补充。以2008年汶川地震赈灾为标志，当代中国慈善事业进入了划时代的新阶段，然而社会上出现的一些引人关注的慈善事件与现象，使慈善成为全社会聚焦热点的同时，亦备受人们的考问。当代中国慈善究竟应当如何转型发展？中国慈善史研究应该如何深入探索？这都引发起人们不尽的思考。为寻求这些问题的解决之道，我刊以2012年8月上旬湖南师范大学慈善公益研究中心、《中国慈善通史》课题组举办的“中国慈善发展的历史审视与现实思考学术论坛”为依托，约请与会的一些专家、学者，就新形势下中国慈善史研究与当代中国慈善发展的有关问题各抒己见。希望有更多的学者从理论与实践的角度深入思考中国慈善史研究中的各种问题，有更多高水平、高质量的中国慈善史研究成果涌现在史学园地。
中囯慈善发展的历史与现实
周秋光
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湖南,长沙，410081。
千百年来，慈善事业在中国社会这个大环境中有兴有衰，在不同的时空中也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宏观地讲，中国古代慈善有三大特征：一、慈善的根深深地扎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里。中国传统文化是宣扬性善的文化。它与西方文化不同。西方基督教文化宣扬性恶，认为人生下来就有原罪，必须要皈依上帝才能有爱。这是强调人的爱不是来自人的自身，而是来自一种外在的宗教精神。做慈善是秉承上帝的旨意，是赎罪。而中囯文化则认为爱是人的天性，爱是在人之内而不是在人之外，是一种内在的道德精神的表现。儒家极力宣扬“仁者，爱人”，孟子认为人性固有四个善端：“恻隐”、“羞恶”、“辞让”、“是非”；道家主张“损有余，补不足”；墨家主张“兼爱”、“非攻”；佛家主张“慈悲为怀”，“为一切众生造福田”。这些宣扬积德行善、乐善好施的学说，成为中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周秋光、曾桂林：《中国慈善简史》，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8~50页）。从古至今，受传统文化影响的中囯人，一直以此作为一种良好的行为规范。
先秦至南北朝慈善救助的特点与发展
王文涛
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河北,石家庄，050024。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倡导和发展慈善事业的国家。慈善主张的提出、制度的制定和实施受到政治、经济、社会、思想等各种因素的制约，其中思想因素尤为重要。先秦时期萌生的社会慈善活动及其思想，对后代慈善事业的兴起和发展起到了奠基作用，影响深远。
中国传统慈善事业的近代转型及其启示
王卫平
苏州大学社会学院教授。江苏，苏州，215123。
慈善救助事业在中国有着悠久的传统，商汤时期实行的“饥者食之，寒者衣之，不资者振之”的赈恤饥寒举措，大概可视为中国古代慈善救助事业的滥觞。自此以后的几千年间，虽世有盛衰，而历代王朝均甚为重视，采取种种措施救助鳏寡孤独贫病废疾之人。宋代的“养老慈幼之政”，被学者称为“自西汉以下再没有比宋代规模之更宏远、计划之更周密、设施之更详尽的了”（王德毅：《宋代的养老与慈幼》，载《庆祝蒋慰堂先生七十荣庆论文集》，台北学生书局1968年版）。沿至明末清初，慈善救助事业逐渐发生变化，最重要的表现是民间社会主持的慈善活动趋于兴盛，善堂善会的数量迅速增加，种类繁多，慈善活动内容丰富，在维持社会生产和秩序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迨至晚清，随着社会形势的急剧变化和西潮的冲击，国人也开始认识和反思传统慈善事业的不足，并提出变革主张，使得慈善事业出现了近代转型的历史进程。
民国时期的慈善法制建设及其经验教训
曾桂林
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湖南 长沙，41
慈善史是社会史研究园地的一支新葩。进入新世纪以来，缘于国家对慈善事业的倡导发展之故，又有夫马进、梁其姿等海外学人研究驱动引擎之力，中国慈善史研究备受国内学界的关注，并取得一定成绩。然而，由于慈善史研究起步较晚，尚存着诸多阙如与不足之处，一些关键问题还缺乏深入探讨。诸如，众多研究成果侧重于对慈善机构及其慈善活动等内部组织运作的论述，而忽视慈善事业存在与发展的外部法制环境的考察。当此中国慈善史研究方兴未艾之际，对这个课题进行讨论，或许对推动中国慈善史研究的深入以及促进当前中国慈善事业健康发展，不无裨益。这里，笔者拟从民国时期慈善法制建设的内容、特点、意义及其经验教训等方面来略谈一些粗浅的认识。
近代演艺传媒与慈善救助
郭常英
河南大学近代中国研究所。河南，开封，475001。
在当今社会，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发展，能作为大众传媒的载体已有很多。大众传媒在推进慈善救助等社会公益活动上能发挥很好的作用。它不仅能给慈善救助活动以很好的宣传，也能对慈善救助活动做积极的发动，还能对这些活动的组织与管理进行舆论上的监督，并且它自身也可以成为多种社会公益活动的直接参与者。在近代中国历史上，社会经济发展落后，民众生活贫困低下，社会文化内容贫乏，大众传媒形式甚少，人们所接触和认识的传媒工具仅有报刊和广播等。事实上，当时在民众生活中能够形成一定文化与思想影响的，还有演艺活动。时代的变迁已使近代的演艺活动比以前有了多方面的发展，它既是一种社会文化活动，也具有一定大众传媒的功能，可以用娱乐演出的形式聚集人群，借此平台传播文化艺术，也可以以此宣传思想主张或推进某些活动开展，包括募集捐款，进行慈善救助。因此笔者认为，这种艺术演出是一种实体性的演艺传媒。对于这种与社会救助活动密切关联的近代演艺传媒，目前学界还缺乏从慈善参与的角度给以相应的关注，而史料证明，近代演艺传媒不仅对社会文化发展起到一定宣传推动作用，还动员和吸引了部分富有阶层参与慈善活动。同时，其自身也运用演艺形式，济贫救困、济危解难。所有这些，既给予贫弱人群和遭受灾难者以关爱和救助，还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教育作用，有助于形成关爱弱者、慈善待人的良好社会风气。
现代慈善的新主角该何去何从
——中国家族基金会发展的困境与突围
卢德之
华民慈善基金会。北京，100005。
现代慈善是一种区别于传统慈善的符合现代开放性社会特点的慈善模式。推动现代慈善发展的力量是多方面的。笔者认为，家族基金会在当下是推动现代慈善发展的新主角之一。改革开放30余年，中国以民营企业家为代表的富人群体已成为世界第二大富人群。这个群体确实不断发展且壮大了，然在中国社会实现财富共享方面还存在许多问题。经济学上有三次分配，最后一次分配就是慈善。通过慈善，富人自觉自愿地把财富拿出来回馈社会，便实现了财富共享。由此可见，慈善就是共享，积极参与慈善活动就是实现财富共享的最佳途径。随着中国经济的继续发展，随着中国现代慈善体制的进一步完善，以民营企业家为代表的富人通过成立家族基金会将成为推动中国现代慈善发展的主力军之一。
如何突破行善理念的封锁线
王振耀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北京，100875。
我国行善标准起点高，而且高得离谱，已经为世界所周知。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注册基金会需要的资金门槛，在省一级注册非公募基金会，一定要有200万元的资金，公募基金会则需要400万元。如果在中央政府注册，非公募基金会的起点就是2000万元。而在世界各国，基金会的注册往往只是几十美元左右的注册费。过高的起点，客观上限制了人们建立基金会的现代慈善方式，封锁了社会向现代慈善的转型。善门难开，是社会建设的一大挑战！
为什么中国的法律要规定如此高的行善起点？支撑这类起点的理念是什么？如何才能克服现代行善的理念封锁线？这既是一个理念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
·纪念孙作云教授百年诞辰·
孙作云先生的学术贡献
范毓周
南京大学历史系。江苏，南京，210093。
孙作云先生原名作霖，后因鄙视张作霖不愿与其同名而改今名，字龙举，号雨庵，辽宁复县人，生于1912年2月23日，卒于1978年5月23日，享年66岁，是我国当代著名学者，在海内外学术界均有广泛的影响。我曾在他人生的最后10年里，朝夕追随左右，受其教诲极深。今年是孙作云先生的百年诞辰，作为他的学生和亲属，我想用公允客观的学术评析来展示他的学术贡献，以此表达对他的缅怀和纪念。
纪念恩师孙作云先生
赵世超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陕西，西安，710062。
1976年初夏，为解决两地分居问题，我设法调入了开封师范学院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当时，室主任朱绍侯老师已清醒地预感到了学术后继乏人的危机，便对我说：“孙海波、朱芳圃先生都故去了，连老系主任刘尧庭先生也被整死了。先秦史方面的知名教授就剩下了孙作云先生，算是硕果仅存。系里十年未进人，你是唯一的青年教师，就去给孙先生作助手吧！”我在北大刚上一年课，就赶上了“文化大革命”，以后虽然不断自学，但毕竟缺乏指导，当然就十分愉快地接受了这一安排。
·专题研究·
宋人文集收录制诰之举论析
杨 芹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与孙中山研究所。广东，广州，510610。
［关键词］宋代；制诰；文集；合法性；目的；途径
［摘 要］宋代之制诰文书主要为用于包括宰执、皇亲在内的中高级别人事任免、加勋封赠的“王言”文书，通常由善于文翰的两制词臣负责起草。本着“示于后世，则为王者之训谟”的目的，宋人将大量制诰文字编次成卷，收入文集，传播四方。此举亦旨在保存“本朝之故实”。因制诰在一定程度上还反映出作者的文学造诣和创作水准，有不少篇章于时已大获赞誉，故宋人将其纳入文集不仅为合法之举，亦为彰显声名之事。另外，个人对“王言”制诰的搜集、编录亦与朝廷对制诰的颁布、管理及宋人对文集之编纂有紧密联系。
新四军、八路军华中“连通”战略的缘起与逐步实现
王骅书 王祖奇
盐城师范学院社会学院。江苏，盐城，224051。
［关键词］新四军；八路军；战略“连通”
［摘 要］将新四军、八路军在武装上连成一体，打通南北地域，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在八路军、新四军先后改编组建之初就存在的构想，其关乎抗日战争胜利的格局与性质，以及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的成败未来。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关于新四军、八路军“连通”战略构想中，两军在南北同时发展，会合华中，在努力保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前提下，依据国际国内军事政治态势的变化，或以新四军为主，或以八路军为主，或抓住时机两军主力南北同时对进而实施。新四军、八路军华中“连通”战略目标最终在陈毅率领江南新四军主力北渡长江，与黄克诚率领的八路军主力在苏北胜利会师而正式宣告实现。
1950~1980年代台湾乡村建设思想与实践的历史审视
王先明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天津，300071。
［关键词］台湾；乡村建设；历史进程
［摘 要］乡村建设以及城乡一体化发展问题，始终是具有战略性意义的问题之一。其中，台湾走过的道路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在1950年代特定历史条件下，“农业为促进工业化之最大原动力”的取向，决定了乡村建设思想尚无相对独立的地位，有学者针对性地谓1953年起只是“农业新建时期”，而疏忽了社会建设。1970年代后，台湾相对独立的乡村建设思想与方案才得以产生；开始将“农业现代化的基础工作”的着眼点移至“乡村建设”上。这意味着台湾乡村建设思想及其实践的一个历史性转折。
中世纪西欧工业生产中的妇女群体
——纺纱女、酿酒女及其他
徐 浩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北京，100872。
［关键词］中世纪；西欧；工业生产；妇女群体
［摘 要］妇女是中世纪西欧工业生产中的特定群体，绝大多数人从事纺纱、酿酒和丝织等女性行业。她们通常在自己家中生产，将操持家务和赚取现金收入结合起来。少数女性协助丈夫或父亲经营其他行业的家庭作坊，寡妇可以继承亡夫的职业。也有些女孩在青少年阶段外出当学徒或充当女仆，少数已婚妇女独立从事工业，获得一定程度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个别人甚至成长为企业家。尽管中世纪晚期小城市和农村的毛纺织业中出现了女织工，但酿酒和丝绸等传统的中世纪女性行业逐渐让位于男性，城市工业为减少竞争也加大了限制力度，妇女工业生产的空间受到挤压。
·经济社会史研究·
近代天津城市贫民阶层的形成及其时代性原因
付燕鸿
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暨近代中国研究所。河南，开封 475001。
［关键词］近代天津；城市贫民；来源分类
［摘 要］城市贫民古已有之，但是传统时代的城市贫民以城市自身析离出来的贫困群体为主，近代城市贫民的来源显然迥异于传统时代。以天津为例，在20世纪20年代末形成了一个数量庞大的贫民阶层，这一阶层不仅包含城市自身析离出来的失业、无业者，还包含大量入城的农民、灾民、难民、兵匪，以及一些外籍贫民等。这一方面源于近代社会变迁中，城乡背离化发展的结构性原因，另一方面与近代社会财富分配不均及保障制度的残缺密切相关。此外，天津城市本身还蕴含着一些特殊的因子。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
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与新史学*
王 传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后流动站。天津，300071。
［关键词］语史所；新史学；民史；科学方法论
［摘 要］自20世纪初梁启超鼓吹新史学以来，学界对新史学的理解几经流变。然而，史学的“社会科学化”及“民史”研究的倾向始终是新史学两大最基本的主张:在内容上要求突破以帝王将相为中心的政治史藩篱，而以民众史、社会史为主体；在方法上要求突破传统史学的束缚，充分吸收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成果和方法辅助史学研究。但是，这些主张大都停留在理论层面，缺乏具体的史学实践。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成立后，在研究内容上从民俗材料的收集、整理和研究入手，成为“民史”建设躬身践行的先锋，在方法上运用现代语言学、人类学、民族学、天文学等多学科交叉的方法研究历史，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具有重要影响
波利比乌斯历史思想初探
——兼与早期希腊史家比较
褚新国
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世界史研究所。河南，开封，475001。
［关键词］波利比乌斯；《历史》；历史思想；希腊史学
［摘 要］基于实用主义的著史目的，波利比乌斯高度重视原因探究，进而围绕罗马国族兴衰提出了一系列重要主张。它们作为《历史》叙事渐次展开的理论产物，充分体现了波氏史观构建由浅入深的递嬗脉络。主要体现在如下四个层面：一、政体说表面上是理解波氏撰史意旨的主导线索，但其实际地位并非举足轻重；二、心性说具有较高理论水平，所含“人物史”意向是对政体说的某种扬弃；三、鉴于单纯人事性探究难以有效解释历史，命运观同样不可或缺；四、随着道德史观的孕育生成，波氏论史的悲观宿命色彩大大增强。在上述意义上，综合运用多组史观范畴表明波氏认识到了历史变化的复杂性，而部分瑕疵、分歧则暴露了其认知的局限性。另外，也从一个侧面深刻折射了西方古典史学史观领域的某些传承和流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