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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荒史研究的新视域”笔谈
【编者按】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史学界有关灾荒史的研究，逐渐由涓滴发展为一股颇具规模的潮流。据不完全统计，2000年迄今涌现的灾荒史研究成果，就数量而言，已远远超过整个20世纪的总和。不夸张地说，灾荒史研究可谓是当下历史研究中炙手可热的主题之一。然而，在成果数量突飞猛进的同时，其质量上的缺陷也在潜滋蔓长。而目前最无法回避的问题，是研究思路和框架的重复：尽管许多成果的具体内容针对着不同时空范围内的灾荒，其面貌却是很容易使人产生审美疲劳、几乎千人一面的“微型叙事”。毋庸讳言，如果不改变这类“微型叙事”盛行的状况，灾荒史研究只能是一种粗放型发展。因此，对以往研究模式的方法论基础进行深入反思，促进研究视角和视野的多元化转换，是遏制这种粗放型势头的关键步骤。本组笔谈的缘起正鉴于此，其首要价值亦在于此。各篇文章论述的主题内容虽相差甚大，但无论是对新兴意味的环境史和新文化史视野的倡导，还是对国际化和国家视角的实践脉络的再发掘，其关怀主旨都是力图开拓灾荒史研究的新视域，以推动其向集约型方向发展。最后要说明的是，本组笔谈的定议，得力于中国近代灾荒史研究的开拓者李文海先生的大力支持。因李先生于组稿未完之际不幸去世，故愿借这组笔谈的发表，为李先生献上心香一瓣。
文化史视野下的中国灾荒研究刍议
余新忠
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暨历史学院教授。天津，300071。
2013年春天，在“非典”爆发十年之后，又一场被视为现代“瘟疫”的H7N9高致病性禽流感席卷中国大地，自3月底在上海出现首例人感染该病的病例后，同样的病例陆续在全国东中部地区多个省份被发现并报道，截至当年5月23日，内地共确诊该病病例137例，其中死亡37例。由于现代生物科技强大的发现和检测病毒的能力、政府的高度重视以及媒体持续集中的宣传报道，使得仍处于散发状态的禽流感一时甚嚣尘上，引发社会的高度关注。4月下旬，从事疫病史研究的笔者也被百度百科邀请，面向公众作有关禽流感历史的报告。在这次报告中，我以“真实抑或建构”为题来思考所谓禽流感的历史，提出，从现实来看历史，我们自然会关心，禽流感的历史如何？然而，若从历史来看现实，则恐怕不能不问，禽流感是瘟疫吗？这一今日被理所当然视为瘟疫的疾病，由于其高度散发，亦未证实存在人传人的事实，即并未出现较明显和较大规模的传染现象，若在历史上，绝不会被视为需要官府关注的疾疫。H7N9之所以在今天被视为人类灾害之一的瘟疫，完全可以说是现代社会境遇下的文化建构。由此来看，何为灾荒？似乎并非是不言而喻，亘古不变的。
环境史视野下的灾害史研究
——以有关美国大平原农业开发的相关著述为例
高国荣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北京，100006。
从20世纪70年代环境史研究兴起以来，灾害史就一直受到美国环境史学界的重视。灾害史，尤其是农业灾害史成为美国环境史研究的重要内容。迄今为止，在对农业灾害史的研究中，最为瞩目的就是有关美国大平原的农业开发，尤其是其变成尘暴重灾区这一经历的探讨。这方面的专题成果不仅为数众多，而且出自多位知名环境史学者之手，因而颇具代表性。本文拟结合有关成果，来探讨环境史视野下的灾害史研究及其动向。环境史是在战后生态危机和环保运动推动下出现的一门新史学，它以历史上人与自然之间的互动为研究对象，探讨自然在人类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自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兴起后的近二十年间，环境史一直以“忧郁的历史学”的面目呈现在学界面前。环境史著作所关注的，大都是各种各样的环境破坏和生态灾难。在《哥伦布大交换》（1972年）中，克罗斯比揭示了生物因素在欧洲征服美洲的过程中所发挥的关键作用。哥伦布交换给美洲土著带来了灭顶之灾，而留下一个生物多样性急剧减少而且加速减少的世界。沃斯特的《尘暴》（1979年）则考察了美国大平原变成尘暴重灾区的经历。
国际人道主义在中国：从20世纪初的灾赈谈起
[英]安特利亚·扬库
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副教授
中国灾赈事业的国际化，当始于“丁戊奇荒”期间。当时，一批西方传教士在国际上开展募捐时，曾把苏州义赈人士的募捐册《河南奇荒铁泪图》译成英文，以《中国饥荒》为题在伦敦出版。而从英、美各国募集的20万余两白银，也由传教士们散放到华北灾区。 虽然这次西方对华救灾活动的总体效果有限，但其象征性作用不容低估。这次活动似乎激发了中国本土义赈的扩展，在随后二十多年间，以上海为中心、跨过地方领域的义赈活动长期兴盛于江南绅商阶层之中。不过，这时的义赈并没有多少与西方人士的合作。根据朱浒的研究，直到义赈在19、20世纪之交“扩展了中国救荒机制的包容度”，外国的义赈在中国得到一条合法途径，才使中外合作变为可能。确实，不管国际因素在1870年代以后对义赈的发展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直到20世纪初义赈才在中国灾赈事业中扎根。
食为民天：清代备荒仓储的政策演变与结构转换
朱浒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北京，100872。
所谓备荒仓储，主要指以积贮防荒为宗旨的常平仓、社仓和义仓等，是传统荒政的重要组成部分。清代备荒仓储集传统时代之大成，其成就远迈前代。按照现下通行的看法，其发展大致是一个“国退民进”的过程，即，官办的常平仓在盛清时期居于主导地位，中晚期之后日渐倾颓，以民间力量为主体的社仓和义仓方获得良好发展。事实上，这种看法并未获得充分论证。其中存在的一个严重缺陷，在于没有确切引入国家的视角，以致相关的制度史认知远不够完善。至于这种缺陷的主要反映，就是对制度建设的核心问题即国家的仓政演变，以往有关论述失之于零散、片面，不能为勘察清代备荒仓储的实践脉络提供切实基础。本文的研究表明，清代仓政的演变不仅贯穿了清朝的兴亡，而且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并对仓储的结构性转换有明显影响。大体上，这一演变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依次是顺康时期、雍乾时期、嘉道时期和同光时期。以下分别述之。
·专题研究·
以神为宾：商周丧祭礼制中人神关系的新考察
李志刚
泰山学院历史与社会发展学院讲师。山东，泰安，271021。
［关键词］商周；以神为宾；殡礼；宾祭；傧尸礼
［摘 要］殡礼、宾祭、宾尸、延尸、祊祭、傧尸等礼仪细节体现出，商周丧祭礼制中存在着“以神为宾”的观念。就时间向度而言，丧礼中的死亡者由生到死，其身份渐次呈现出由主人到宾客的转换过程。就空间向度而言，丧祭礼制中行礼双方所处的位置和面向等，寓示着死亡者（受祭者）是处于宾客之位；而孝子自殡礼之后，便以丧主自居，行礼时处于主人之位，开始继承父祖的宗教政治权力。这种新的理解表明，商周时期的人神关系远不如后世理解得那么森严、疏远。
西汉太一祭祀研究
田天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讲师。北京，100044。
［关键词］西汉；国家祭祀；太一；汉武帝
［摘 要］太一是西汉重要的国家祭祀。秦及西汉武帝前的国家祭祀体系中并无“太一”神，自武帝初年，太一逐渐进入国家祭祀体系。元鼎五年武帝在甘泉宫修建泰畤，专祀太一，太一祭祀从此成为西汉最高国家祭祀。甘泉泰畤的设立，不仅为西汉王朝引入了全新的至上神，也带动了西汉早中期国家祭祀的最大变革。通过对至高祭祀对象与结构的改革，武帝全面变更了秦的旧祭祀格局，建立了汉家法式。
明后期皇帝的即位诏
——从隆庆到崇祯
赵轶峰
东北师范大学亚洲文明研究院教授。吉林，长春，130024。
［关键词］明代；即位诏；士大夫；皇权；政治
［摘 要］隆庆帝即位诏书表达了重新审定嘉靖新礼的方针，公布了旨在更改嘉靖时期弊政的诸多政策措施，为张居正改革做了铺垫。万历即位诏标榜遵守成宪，但实际已铺开张居正改革的基本方向。泰昌帝即位诏重申万历遗诏公布的一些政令，但并未表达出恢复行政能力的魄力与意图，其蠲免赋税的条款缺乏实惠。天启帝即位诏大致重复泰昌帝即位诏而略做补充，明显露出没落颓势。崇祯帝即位诏多达50款，注意收拢各界人心，但并不具有恢复气象。明代历朝皇帝即位诏书皆为国家政治运行至重要节点的重要政策文本，以内阁为主的士大夫曾多次试图通过即位诏书调整前代皇帝推行或累积形成的弊政，甚至借机限制皇权或推行改革，因而即位诏背后常隐含着士大夫与皇权的博弈。
尼克松政府对生化武器的政策与《禁止生物武器公约》
刘磊，南京大学历史系国际关系史专业博士后。江苏，南京，210093。
黄卉，南京农业大学农学院博士研究生。江苏，南京，210095。
［关键词］尼克松政府；生化武器；毒素武器；1925年日内瓦议定书；《禁止生物武器公约》
［摘 要］1969年，美国尼克松政府上台后，出于国内外政策的考虑，与苏联进行了多项双边与多边军备控制与裁军谈判。生物与化学武器控制与裁军也成为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尼克松政府经过研究决定全面放弃生物和毒素武器以及首先使用化学武器的权利，只保留有限的化学报复能力及防御性生化研发项目，并决定批准禁止使用毒气及细菌战争手段的1925年日内瓦议定书，但不把催泪瓦斯和除草剂列入禁止范围。在这一政策背景下，美国与苏联、英国等联合，成功地促成了《禁止生物武器公约》。
·城市史·
近代早期的中国城市*
〔美〕罗威廉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历史系教授。
［关键词］城市史；城市化；近代早期中国；市镇；侨居人口
［摘 要］至14世纪初，中国已经拥有世界上若干最大的城市，可被称为当时最为城市化的社会。这些城市并不享有也不寻求政治“自治”，但它们在大一统的政治构架中实际上享有一定程度的自我管理空间。明清时代的中国城市延续着这些方面发展。随着市镇的扩散和增加，乡村商业化迅速发展，推动着城市化的持续进行，但城市化进程主要发生在城市层级结构的低端。不同地域的人群被卷入到国内长途贸易的活动之中，由此形成了帝国内部的侨居人口。这些人口的频繁交往给城市带来了更为多元的人口结构，也为城市文化的种种创新作出了贡献。结构复杂的城市社会和城市经济也带来了大规模的私有和半公共性质的社团建构的浪潮，极大地增强了市民进行自我管理的能力，并最终使城市人口产生了一种与帝国政府相疏离的感觉。
成都茶馆业的衰落
——1950年代初期小商业和公共生活的变迁
王笛
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紫江讲座教授，美国得克萨斯A&M大学历史系教授。上海，200062。
［关键词］茶馆；1950年代；小商业；城市公共生活
［摘 要］从晚清到民国，茶馆都是成都最重要的公共空间，是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设施。1949年共产革命的胜利，不仅是中国政治体制的改变，也造成经济和社会结构的根本变化。本文通过考察1950年代成都茶馆的衰落过程，来分析新生政权对待茶馆这类公共空间的态度以及人们日常生活的变迁。我们可以看到,政府怎样加强对小商业的控制，其政策怎样导致茶馆业走向衰落，但人们在1950年代仍然能进行茶馆生活。不过对共产党来说，休闲茶馆的存在，与建设现代工业城市有着难以调和的矛盾。由于政府对茶馆这种公共空间的密切介入，市民利用这种空间的机会日益缩小。因此，茶馆的逐步衰落，与公共生活的缩小是同步发生的。
·经济社会史·
自然灾害与农村经济社会变动研究
——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陕甘地区旱灾为中心
温艳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陕西理工学院副教授。陕西，西安，710062；陕西，汉中，723000。
［关键词］20世纪二三十年代；陕、甘地区；自然灾害；农村经济；社会变迁
［摘 要］1928~1930年陕、甘大旱，农村社会经济变动较大。连续干旱导致当地的农业歉收或绝收，灾民大量逃亡，被迫出卖各种生产资料，使得劳动力不足和生产资料严重缺乏；大量耕地被抛荒，导致农村经济恢复十分缓慢。大旱灾之后地价的降低，加速了土地的流转，地权出现集中的趋势。旱灾引起陕甘农村经济破产和农民极端贫困化，使得陕甘乡村社会不再是以士绅为核心的权力网络，而是地方强人控制了乡村社会，陕、甘两省地方政府在灾荒中失去了对乡村社会的有效控制。
·女性史·
女子学园与美国建国初期妇女的公共参与
张晓梅
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天津，300071。
［关键词］美国；女子学园；妇女教育；公共参与
［摘 要］美国革命后，在新的妇女观念的推动下，女子教育受到社会的鼓励和重视，大批专门招收女生的女子学园出现在全国各地。女子学园作为妇女接受更高水平教育的机构，在为妇女提供获取知识和技能场所的同时，也为妇女打破传统性别角色限制，走向社会提供了新的机会。女子学园创造的文化氛围及其对年轻妇女的影响，不仅改变了受教育妇女的个性和生活，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妇女参与公共事务的进程。可以说，在引领妇女参与公共生活方面，早期女子学园发挥了重要作用。
·史学评论·
跨越时代的“三农”对话
——评王先明的《20世纪以来中国乡村发展论争的历史追索》
渠桂萍
太原理工大学政法学院副教授，山西大学近代中国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山西，太原，030024。
［关键词］长时段；“新三农”问题；新农村建设
［摘 要］《20世纪以来中国乡村发展论争的历史追索》一书以长时段的历史研究方法和宏大的历史视野，首次系统地考察了20世纪以来中国乡村问题的百年学术论争，从纷繁复杂的史料中提炼出了不同时代各个学术流派、政治势力围绕乡村问题交锋的主题，梳理、总结了中国乡村发展理论论争的历史进程和走向，与当前的“新三农”问题、”新农村建设“问题形成了历史与现实的对话与映照，不仅对于了解20世纪以来中国乡村问题的争论主题有重要学术价值，同时对于当今的新农村建设，解决现实的“三农”问题等，也有直接参考价值；不仅是20世纪以来乡村学术思想史研究的上乘佳作，同时具有乡村问题工具书的性质。
·读史札记·
契丹国舅别部世系再检讨
苗润博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硕士研究生。北京，100871。
随着出土材料的日益丰富以及契丹文字解读的不断推进，考辨契丹家族世系成为近年来辽史研究的一大热点，其中尤以外戚族系的研究成果最为丰硕。然而，作为辽朝外戚的重要一支，国舅帐中的所谓国舅别部问题却由于材料匮乏，长期以来未能得到令人满意的答案。本文的研究并不企望通过增添新史料这样的“加法”来彻底解开这一难题，而是尝试从史源学的角度对现有材料进行区分、辨析，剔除错误的二手史料，希望这样的“减法”可以为问题的解决扫清一些障碍。而循着这样的研究路径，我们也很容易跳出这一具体问题，来进一步探讨与《辽史》相关的更具普遍意义的史料学以及历史编纂学议题。
从“dergi”一词看历史上满族政权崇尚东方的观念
孔源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100871。
对于历史上任何一个建立政权的族群而言，特定的地理方位往往和历史记忆或宗教信仰相关，具有重要意义。建立了后金和清朝政权的满族对东方就有独特的尊崇。在清朝官方话语中，统治者不断强调自己的族群起源于东方。代表清朝满族统治者族群与历史认同的《钦定满洲源流考》就自豪地宣称清朝“肇启大东”在官修满文文献中，表示东方的dergi一词，同样也和王朝的神圣地理观念紧密相连。相较汉文中的“东”，dergi从清代官修满文文献和后世满族民间宗教文本中的意义更具多层次性。大体而言，在满文文献中这个词有三个主要的附加语义。第一层意义同dergi具有的“高”、“上”之义相关，代表了对以长白山为中心祖居之地的尊奉，这层意义乾隆朝通过编纂《满洲实录》、《满洲源流考》而定型。第二层意义是对日出之地的崇拜，它体现在《满文老档》中dergi和un dekdere ergi（字面义为日出之方，文本中作东方之义）两个词的互文，以及萨满祭祀文本的隐喻中，这层意义同古代阿尔泰语民族的太阳崇拜可能有关。第三层意义出现在字面意义为东海的词组dergi mederi中。
抗战时期的技工问题及国民政府应对
衡芳珍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四川，成都，610064。
抗日战争时期，由于工业内迁工厂复工和后方新的工业建设，技工需求增加，出现技工大量缺乏和由此导致的无序流动。面对此种问题，国民政府采取直接招募，资助内迁工厂招募、培训，及全面技工管制等举措加以应对，在一定行业和地区取得了实际成效，招募和培训了一批技工，抗战后期的技工管制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技工流动。这些举措为战时军工及相关工业生产提供了一定数量的技工，维护了生产秩序，对战时工业生产及抗战胜利做出了贡献。但其主要惠及军工及国营工业的做法，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国营工业获得大发展的同时，造成了民营工业相对萎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