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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政治史研究新视野”笔谈
【编者按】政治史研究一直是史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同样宋代政治史在宋史研究中也长期居于主导地位。然而，自上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社会科学理论的推衍和发展，史学研究的热点渐转至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等领域，政治史研究遭受冷遇。但就历史发展的实际而言，政治史仍应是历史研究的重要领域。2001年，海内外宋史研究者汇聚浙江杭州，召开了“近百年宋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学术研讨会，其中多篇论文涉及政治史议题。2003年，北京大学邓小南教授在《浙江学刊》第3期上发表了《走向活的制度史——以宋代官僚政治制度史研究为例的点滴思考》一文，倡导“活”的制度史研究。这些努力皆为政治史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展示了新的方向，也催生出一批在切入角度、观照范围、研究方法等方面皆具新意的研究成果。创新是学术进步的不竭动力，在既有基础上如何盘活宋代政治史研究，仍是宋史研究者亟待思考的问题。这一学术发展的内在需求，呼唤学者从活的制度史方法自觉地走向新的政治史实践。借助邓小南教授主持的教育部项目“宋代政治史研究的新视野”这一学术平台，由她邀约和组织了这组笔谈。五位学者既有国内的，也有海外的；既有大陆的，也有台湾地区的。他们就开拓视野、挖掘史料、拓展议题、丰富内涵等深化宋代政治史研究的诸方面发表了各自的见解，希望能够给大家以启发，为繁荣宋代政治史研究发挥积极作用。
开拓议题与史料：丰富宋代政治史研究的内涵
黄宽重
（台湾）长庚大学讲座教授
政治是促动现实社会与历史变动的主要因素。在今天，即使各种势力崛起，社会趋向多元，政治的重要影响力仍未消退。不过，在研究上如何从往昔以大事件、大人物、中央政府为中心的思维拉开视角，结合社会、经济、文化等领域作整体性的观察，同时在制度的建构与调整过程中，重视互动与人的角色、关注官僚群体的作用，让政治史研究与人类社会的发展有更密切的联结，是值得学界进一步思考的课题。为进一步深化与扩展宋代政治史研究的内涵，本人在《从活的制度史迈向新的政治史——综论宋代政治史研究趋向》一文的基础上，以研究议题与史料的开拓为题，就近年个人及同道的研究心得，举若干具体事例，供学界参考。
政治史再思考：以公众史学为视角
刘静贞
（台湾）成功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我的研究兴趣一直偏向“人”，无论是讨论北宋前期的皇权发展，还是宋人为什么杀婴、如何书写墓志，所关心的都是“人”如何面对、解决生活的问题。而在此背后的根本课题，则是人如何借助“过去”以面对“现在”，也就是承载过去的“历史”，对人而言，到底有什么用？总而言之，身为历史研究者，已经过去的人与事转化成历史知识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是我自己这些年来最大的关心。既然我的研究兴趣在“人”以及人所处遇的生活，也就不能不关注人所经历的时空，更何况开设的课程既以“宋”为断代，当然不能不正视“宋”这个朝代作为一个时代的意义。因此，“宋”这个朝代是怎么来的——宋的政权从哪里开始、如何结束，其政权的性质，维持政权的手法，还有政治力道的方向等政治史的议题，即使是探讨宋人生活文化，也依然是必须追究的时代要素。
多元立体，推陈出新——政治史研究新路径思索
王瑞来
日本学习院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研究员
源于希腊语的政治（politics），原本为城堡之意，后来指城邦制下的公民参与管理的活动。汉语中，“政治”一词，其来尚矣。《尚书》的《周书·毕命》篇便有“道洽政治，泽润生民”之表述。不过，中国古代的“政治”并不是一个词，是“政”与“治”的组合。“政”指一个王朝或国家的制度、秩序与施政方式，是静态的呈现；“治”则为动态，原本为动词的治理之意，指施政活动，并引申为治理结果的良好状态，所以《周礼》的《地官·遂人》有“掌其政治禁令”的说法。后来成为一个词组，也是体现主谓关系的由政而治。由此可见，中西政治之本旨迥异。而今天汉语中的“政治”一词，则是出于19世纪后期精通汉学的日本人借用古代中国现有词汇的套译，其情形跟“封建”、“革命”等词汇的产生并无二致。之所以能把politics套译为“政治”，大概是因为在中西方的这两个词中，都包含有管理或治理之意。
突破史料和家法之局限——对宋代政治史研究的一点思考
曹家齐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广东，广州，510275。
对于中国学者来说，因历史研究由传统向现代转变较迟，又先后遭逢艰危之政局，故政治史一直作为历史研究特别是本国史研究的恒久性主题，而且研究之议题亦相对狭窄。这一状况尤以中国大陆为突出。尽管在西方史学主流中，随着年鉴学派的兴起，经济史和社会史曾长期取代政治史的主导地位，但在中国史学中政治史却仍然保持其重要地位及其特殊性。
世纪之交，政治史再度成为世界史学重视的主题，中国政治史研究因应其中，开始呈现新的热潮。作为中国政治史组成部分的宋代政治史研究尤为引人注目，成为近年宋史研究的重要牵动力。其研究理路先后经历了“走向活的制度史”和“新政治史”阶段如今又在“新政治史”的理念下迎来“政治史研究新视野”讨论的新局面。
宋代政治史研究的新视野——以科举社会的“人际网络”为线索
〔日〕平田茂树
日本大阪市立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教授
在现今的宋代政治史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两股潮流。第一股潮流是“新史料”的发掘与史料的活用。随着20世纪80年代明版《名公书判清明集》的发现，以法制史、社会史为中心，大量的新知识、新见解层出不穷。而至近年《武义南宋徐谓礼文书》的发现，也预示着宋代官僚制度的相关研究将出现更新的可能性。然而，这样的新史料发掘就宋代史研究而言是十分稀有的事例。我认为，我们现在需要努力的方向应该是，重新审视以往的政治史研究中未能充分利用的史料，关注如何对之进行解读以及灵活运用的课题。第二股潮流是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的开拓。如今的宋代政治史研究对象超越了至今为止以政治制度史、政治事件史为中心的范畴，并不断地扩大，包含了如以国际秩序和外交等作为对象的国际政治史、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史、地方政治史、政治文化史、政治集团史（或称人际网络）、思想·美术·医学·文学等与政治史相关联的讨论方向、由政治地理的观念展开的研究等等。这种现象本身应该是值得认可的，但同时研究视角和方法的开拓也必须成为重要的课题。
·专题研究·
黄老之学与道法家论略
张富祥，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山东，济南，250100。
［关键词］黄老之学；《黄老帛书》；道家；道法家
［摘 要］黄老之学起于齐国稷下学宫。稷下黄老学者有北派、南派之分，北派治学托名于黄帝，南派托名于老子，二者治学路径有异，言道则一，合之可称“黄老”，亦可称“道家”。老子之学至庄子始显，渐至独占“道家”的名目，黄帝之学反而隐没不彰。创始黄老之学的中坚力量是以慎到、田骈为代表的早期道法家，《黄老帛书》可能是这一派后学的作品。黄老之学对荀子、韩非和《吕氏春秋》的学术都有深刻的影响。
从《捕亡令》看唐宋治安管理方式的转变
赵璐璐
中共中央党校文史部讲师。北京，100091。
［关键词］唐宋时期；《捕亡令》；军镇；县级政务；治安管理
［摘 要］唐代前期地方上没有独立的治安管理体系和负责人，州县的捕盗工作需要军人参与。县一级虽由县尉负责追捕盗贼，但并非专掌。唐代中后期，随着专知官的出现，县尉中分判盗贼事务的尉开始被称为捕贼尉，逐渐专掌一县治安。但是由于县尉缺少下属人力，军镇势力又日益增强，晚唐五代以来基层治安管理事务遂变为镇将负责，县尉或置或废。宋初复置县尉，同时将原属于镇将统领的弓手交由县尉管理，县尉和巡检所属成为维持基层治安的专门武装力量。唐、宋《捕亡令》中与地方捕盗相关的法令的差异，反映了唐宋间基层治安管理方式的变化，其背后体现出唐、宋县级政务运行机制的不同。而军镇力量的消长则成为这一变化的契机和动力。
1920年代前后天津美国侨民群体述论
耿科研，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天津财经大学讲师，天津，300071。
江沛，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天津，300071。
［关键词］近代天津；租界；外侨群体；美国侨民；侨民社团
［摘 要］1920年代末天津美国侨民团体编辑出版的《1927年天津美侨联合会人名地址录暨美国侨民通讯录》和《1928年天津美国商业与社会指南》是较少利用的英文资料，据此可以初步复原1920年代前后天津美侨社会的人口规模、职业构成及空间分布情况，并通过对天津美侨联合会、美国商会、美国学堂及美国大学同学会等侨民社团或公共服务机构的考察，大致可以勾勒出美国侨民共同体的内外功能、组织结构及群体互动模式。
1934年“顾孟余被弹劾案”再探
卢艳香
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青海大学社会科学系讲师。上海，200433。
［关键词］顾案；中政会；汪精卫；蒋介石；于右任
［摘 要］1934年监察院弹劾时任铁道部部长顾孟余，国民党中政会在汪精卫的力主下出台旨在限制弹劾权的《关于监察院弹劾案等三项办法》，从而引发对中政会权限的争论。在监察院和舆情均对中政会权限提出质疑时，汪、蒋均表示中政会权威应予维持。透视“三项办法”的出台，既是中政会在实际运作中突破“指导”权限的展现，亦是国民党高层政争的结果。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于右任、孙科等人之间复杂的关系、矛盾与相互利用，是导致“顾案”持续发酵的制度外重要因素。
17～19世纪俄国人对中医的研究*
肖玉秋
历史学博士，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教授。天津，300071。
［关键词］俄国；中医；医典
［摘 要］医学是中俄早期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俄国人自17世纪便开始了对中国的医学理论、医疗体制、医学教育以及医疗方法的认识历程，撰写了一系列介绍文章和研究论著。19世纪中期俄国政府组织权威专家运用现代科学方法对中药进行了临床试验、药学描述和化学成分分析。俄国人搜集的大量珍贵的中医典籍至今保存在俄罗斯科学院、俄罗斯国立图书馆和圣彼得堡大学等机构，成为清代中俄医学交流的实物见证。
·学术文化史·
文化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的鏖战
——1950～1960年代的台港文化思潮及其学术走向
胡逢祥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上海，200241。
［关键词］台港文化思潮；文化保守主义；激进主义；学术走向
［摘 要］纵览1950～1960年代台港地区的各种人文思潮，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为民族本位文化思潮、自由主义思潮和现代新儒学思潮。此三种思潮，各有运作的主体和目标，其所触及的主题，既承袭了大陆现代思想文化界争端的某些余绪，复反映出新的历史特征，其内涵往往互呈纠结或冲突之状，由此引发了文化保守主义和“西化”激进主义的长期论战。理性地看，论战双方的理念虽势同水火，其实都包含着现代文化建设不可或缺的要素，只是表现上，未免各执一端。而两者在碰撞中展现的张力和得失，不但直接影响到台港地区的学术走向，也为当下的文化建设提供了可贵的启示。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
中国传统历史叙事中求真的内在张力
——以《史记》的叙事为中心
李红岩，文学博士，西安工业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陕西，西安，710031。
陈莹，历史学博士，首都医科大学哲社系；北京，100069。
［关键词］历史叙事；求真；《史记》
［摘 要］历史叙事研究成为当下中西学界历史学中的显学，也是当前后现代史学理论中颇受关注的研究课题。现代历史认识理论认为，史学内容的客观性与其表述的主观性之间产生的张力为史实、史义和史文的生成提供了充足空间，而史学正是在这种张力中展开历史叙事的。自史学产生以来，古今中外的史学家都把求真作为史学的基本原则和自己的学术责任，把以“善”和“美”为指归的历史事实的建构和解喻作为史学实践追求的理想境界。以司马迁的《史记》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史学，即在力求充分展现历史真实的同时，竭力建构自己的道德世界，展现自己的审美情境，体现出中国传统历史叙事中“真”的理性诉求及其影响历史叙事的深层结构和文化力量。
·经济社会史·
近代北京疫病防治机制的演变
杜丽红
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北京，100006。
［关键词］清末民初；疫病防治；天花；霍乱；猩红热
［摘 要］清末民初，北京的疫病防治经历了较大转变，这不仅得益于为应对疫情设立的各类防治机构，而且得益于日常性疫病防治机制的设立。清末，新成立的警察机构在沿袭传统应对疫病办法的基础上，开始采用宣传疫病知识和推广种痘的方式对抗疫病。民国时期，传染病医院开办后，京师警察厅建立起一套以该院为核心的疫病防治制度，应对突发性疫病。与此同时，新设的中央防疫处致力于研制各类疫苗，为推行注射疫苗预防疫病提供技术性保障。自1934年起，北平市卫生行政机构开始以运动的形式，大规模推行预防疫苗注射，开启了以预防医学为指导的疫病防治新制度。基于上述两种制度，北平形成疫病防治机制，在应对天花、霍乱以及猩红热等地方性传染病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民间契约看《汉穆腊比法典》的性质
李海峰
历史学博士，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重庆，400715。
［关键词］古巴比伦；《汉穆腊比法典》；民间契约
［摘 要］《汉穆腊比法典》通常被认为是人类历史上第一部内容完备的法典，是古代两河流域文明法典的集大成者。但《汉穆腊比法典》是现代意义上的法典吗？是人们进行各种社会活动时必须遵循的行为规范吗？大量具有法律效力的民间契约却与法典的规定相悖，在世俗女儿的继承权、收养活动中对违约双方的惩罚、土地租赁中的租金比率、动产交易中的借贷利率等方面，法典的相关规定并没有得到贯彻执行。种种迹象表明，《汉穆腊比法典》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法典，而更可能是早期历史上的一些案例汇编。
古罗马法中妇女受限制的经济参与权
何越
南阳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河南，南阳，473061。
［关键词］罗马法；妇女；限制；财产权
［摘 要］古罗马社会把妇女视为未成年人，罗马法对妇女拥有和管理财产等方面设定了诸多限制：妇女无权与他人缔结“要式物”（钱款以外的债务契约），无权为他人做债务担保；不是以结婚为目的的夫妻间赠与被禁止；妇女“自权人”收养时限制女性被收养；妇女拥有一定量的财产则被各种法令课以重税或被“捐献”。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变化，罗马妇女对社会发展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凸显，受限制的经济参与权相应随之改变，她们更多地参与到社会财产分配与让渡中，男女在法律上的经济参与权朝着男女平等的方向发展。
·读史札记·
汉文帝“除诽谤妖言诏”发覆
宋洁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博士研究生。湖南，长沙，410081。
关于汉初法律中的诽谤妖言，学界普遍认为，文帝二年（公元前178年）废除了“诽谤妖言”之法。然而，既然废除了该法，为何武帝时期又出现大量诽谤妖言案呢？对此疑问，沈家本认为：“文帝特诏除之，可谓盛德。而其后复设，大约在武帝时张汤之徒造作苛法。”他认为文帝废除“诽谤妖言法”后，在武帝时期有过一次“复设”行为，并把矛头直指张汤、赵禹。对于沈氏的说解，学界多信从。然而，武帝复设其法，于史无征，却兴起了一系列整治“祝诅”、“巫蛊”的案件。由此看来，“诽谤妖言”在文帝至武帝期间的兴废情况及其所反映的政治文化和社会习俗，仍有颇多未发之覆，本文尝试对其加以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