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奎松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
摘自《抗日战争研究》 2016年第4期，原文约38000字。
1936年12月25日，被扣已近两周的蒋介石终于得以飞离了西安，转经洛阳，于26日平安飞抵首都南京，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似乎就此告一段落。但是，正如有研究者注意到的，西安事变所引发的大规模内战危机其实并未就此烟消云散。不过数日之后，张学良即被送上军事法庭，中央军也重新集结大举西进，南京与西安再度剑拔弩张。事件不仅没能和平解决，反而因蒋已脱离西安，双方随时有爆发全面战争的严重危险。
如果说，当初对事变解决握有决定之权的，是张学良，那么，在没有张学良，却被南京大兵压境的情况下，事变中结为“三位一体”的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三方面，哪方面在起着主要作用呢？兵力最多的东北军群龙无首，内部分歧；十七路军事变之初即告分化，杨虎城统率乏力，因此三方面中作战力最强同时内聚力也最强的中共红军势必会成为中坚力量，中共中央对西安方面政治军事决策理当起着重要影响作用。然而，在此动荡激变，军事、政治形势高度紧张的时段里，中共中央究竟起过怎样的作用，其自身的形势估计、政策方针又发生过怎样的变动，以往的说明却过于简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