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经济史：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新路径
作者：倪玉平，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北京，100084。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对中国经济史学以至整个中国史学界影响最为深远的变化，就是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由于马克思主义重视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经济史研究被纳入并成为史学研究的主流。由于问题意识集中，导致这一时期的中国经济史蓬勃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文革”中，中国经济史研究陷入停滞的状态。“文革”结束后，中国经济史迎来又一个高速发展时期。总体而言，中国的经济史研究还有很大的拓展空间，尤其是需要进一步扩大研究领域，进行全方位国际对话与合作，以开拓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新局面。经济史研究的最终目标还是要进行国际比较。
以清代的财政史研究为例。西方学者很早就意识到中国的财政状况与国家官僚制度与地方治理有着密切关联，即政府行政能力的强弱主要表现在征集赋税、徭役的能力和效率方面，因而他们考察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视角就是朝廷的财政状况及与此有关的政治、社会变动。马克斯·韦伯则在《儒教与道教》一书中甚至提及国家权力“垄断”财政的概念。直到19世纪之前，中国的农业、手工业、商业等经济水平，一直稳居世界前列，正是这一国家治理模式的重要成就。直到西方工业革命之前，中国一直走在世界经济前列。
另一方面，清朝国家财政体系的转型发端于鸦片战争之前的嘉道年间，真正的近代转型发生于咸同时期，体现在中央与地方关系、财政收支结构和财政指导思想等多个层面；推动清代财政近代转型的动力首先是内生的，既受时局的重大影响，也是嘉道以来财政实践的自然结果，西方列强的影响反在其次。尽管前近代中国的财政体系与欧洲各国差异甚大，但清代财政体系的演进轨迹绝非“西方中心论”者所认为的那样，偏离于世界各国近代化转型的主流道路之外。这对于在全球史的视角下比较中国社会政治和经济发展轨迹，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清代的财政结构虽然经历了以田赋为主体的农业型财政到以厘金和海关为主的工商业型财政，但目前已有的大多数成果都集中于探讨清代税收本身，尚较少从全球史的角度展开中西比较，以凸显清代税收长期变迁趋势的共性与特性。可以说，财税是对清朝与欧洲近代早期进行比较的极佳对象。只有比较才能发现问题，找出问题和回答问题，并由此而得出全新的认识。
近些年来，随着计量史学、新经济史学的崛起，量化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经济发展水平并与同时期的世界其他经济体进行比较的“历史GDP”研究，在国内外学术舞台上日渐兴起。国际学术界围绕这一研究潮流还引发了对诸如“大分流”等问题广泛而持续的大讨论。通过GDP指标，一个国家特定历史时期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经济兴衰和结构变迁，基本上可以一览无余，在此基础上，更可以较为方便地进行纵向与横向比较研究。正是因为有了历史GDP研究的基础和共识，国内外长期以来争论不休的明清、近代中国社会是发展还是停滞的讨论，才有可能形成统一的标准和为大家所接受的结论；国际大分流的学术讨论，也才有了更为流畅的沟通平台。由于多方原因，来自西方的GDP研究系统，在很大程度上仍是以“欧洲经验”和近代欧洲的经济发展水平，作为最重要乃至唯一的衡量标准。身为中国学者，我们对此必须保持清醒的认识，既不能完全排斥这套体系，也不能被它所局限，应把更多精力放在研究传统中国经济运行的结构、特点和规律上，并将其置于全球经济体系中，考察其发展及其与西方经济的相互关系。在这一研究潮流中，中国学者理应发挥更大的作用。相信通过踏实努力的工作，中国学者一定能够探索出一条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历史ＧＤＰ研究道路，这也是中国学术走向国际的重要途径。经济史比较研究的目的不是为了简单论证中国历史发展道路的优越性或者独特性，而是通过这样的一种对照与反思，在客观恢复历史真实的基础上，更加清晰地认识中国，理解中国。
当然，比较经济史研究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既要注意比较对象的选择，又不能画地为牢，自缚手脚。即如当下的经济史研究中，我们既要注意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模式进行比较，又要注意与同时期不发达国家的历史发展道路进行比较，从而才能更加深刻地理解中国的发展道路。
摘自《史学集刊》２０２０年第１期，原文约７０００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