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先明，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革命”是中国百余年来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近代革命话语的生成和演进过程，实质上也是现代中国历史不断展开的进程，同时也是革命史不断建构的过程。作为时代主体内容的革命运动进程，奠造了革命史兴起的根基。就中国的历史时代而言，20世纪就是一个革命的世纪；与中国古代史完全不同，恰恰是革命史构成了近代史之所以成为近代史的决定性要素。从某种意义上说，近代史或者说20世纪中国史与革命史天然地一致。
一
就史学研究的主体内容而言，近代之前无所谓革命史。中国革命史的兴起或形成，不是“新史学”时代诉求的直接产物，而是新时代革命运动主体历史的产物。几乎是踏着辛亥革命本身前行的脚步，辛亥年11月间《中国革命记》即已出版。随后，郭孝成的《中国革命纪事本末》问世。最早所见《中国革命史》为1923年1月孙中山自撰，其后即有贝华撰写的《中国革命史》出版。显然，近代“中国革命史”的内容即指从辛亥革命到国民革命的历史进程，并以孙中山的活动为中心线索。
应该说，这一立场奠定了最初的中国革命史的范围，即自1894年兴中会成立至1925年孙中山逝世。最初的中国革命史的撰述只是“私修历史”，并非革命成功后或国民党主政后推出的官修史书行为。中国革命史的兴起，首先是以辛亥革命的历史事件的研究为主体的历史书写，其时限范围始于甲午之后而止于共和成立，或下延至国民革命。其次是革命史叙事主体以孙中山事迹为主线，以此勾连相关的人与事，形成基本的“中国革命史”构架。基于这一立场或视角的中国革命史叙事模式一直在延续。
二
中国革命史的兴起，不仅提出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史学研究领域，也提出并奠定了这一史学研究学理发展的基石和方向；甚至，它引导并开启了中国近代历史研究的新趋向。首先，关于中国革命史的基本内容与分类问题。时代的内容决定了历史书写的内容，正是革命运动史实的本体内容，构成了革命史形成的客观前提。中国革命的内容，由历史时代的特质所规定，其大要可分为三类，即政治革命、民族革命、社会革命。但三类革命之首要为民族主义革命。其次，关于中国革命史的分期问题。“革命史之意义与旨趣”是中国革命史书写所面对的首要问题，因此，历史分期问题，实质上蕴含着对革命史内涵和分类的认识。基于不同的侧重点和视角，即以民族革命史、国民革命史或阶级革命史之别，大致有如下历史分期类型：一是以民族革命（或种族革命）为主线的分期。二是以国民革命为主线的分期。三是以阶级革命为主线的分期。此外，以农民运动史形成新的革命史分期，则体现在宋扬编著的《中国农村革命运动史话》中。再次，关于革命史与民国史以及与国民党党史的关系问题。中国革命史形成之初，其主线即围绕着孙中山创立革命组织而展开。
三
中国革命史的兴起和发展，有着自身独特的历史逻辑，还有一个以革命史视角重构中国历史的演进取向，它是另一层面上的“革命史”的建构过程——它更突出地体现了“革命史”的理论与方法意义。首先，是将中国近代史建构为中国革命史的取向。以中国革命史来诠释整个中国近代史，革命史即近代史，近代史即革命史，是当时史学研究的主要趋向之一。从当时的一些大学毕业论文中可观察到这一历史观的影响。其次，是以革命史的基本理念重构整个中国历史的取向。随着革命史研究取向的递进和革命话语的泛化，在史学领域中也呈现出“层累建构”革命史的态势，将中国革命史的开端“层累”地向前推演。此两种革命史建构的取向，在中共阶级革命话语系统中同样存在。
四
“革命本有广义狭义的两种”，而革命史则在此两义之外形成更加繁复的面相，尤其在其史学诠释体系或叙事模式的形成、建构和取向的百年演变中，形态各异，视野有别，学理多元。
“新革命史”虽然是在当代社会史和文化史挑战中的自觉回应，但它同样是对应于“旧革命史”的学术追求。问题在于，无论是立足于“中国革命运动”的历史实践，还是立足于“革命话语”意义上“层累建构”的中国革命史，早在中共革命之前它已经形成和建构了自己的统系。从这两个维度上看，中共革命史都是中国革命史的继续和延展。目前的“新革命史”只聚焦于中共革命史，缺乏对整个中国革命史系统的学术回应。
即便立足于中共革命史，也不应将视野拘泥于1949年的分界。“中共革命史只是近代中国革命史的一部分，它既是近代中国革命演进和发展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阶段，也是这一历史进程发展的必然结果。只有将中共革命置于近代中国革命史的整体脉络中，才能真正达到学术研究的深度和学理认识的高度，也才能超越既往的“旧革命史”而真正达致“新革命史”的境界。
“新革命史”在研究理念和研究力量上，已经气象万千、颇有声势，只有在突破现状、对整个“中国革命史”研究反思的基础上推陈出新，一个真正的“新革命史”的时代才会确立。此外，在对中国革命史的长程性探究中，我们也发现，作为“新革命史”中心概念的“新革命”词语其实早已存在，但另有其意涵。1948年复刊的《新革命》第１卷第2期就集中论证了“新革命”话语，提出区别于此前的“三民主义革命”，指的是“和平民主的新革命”。至少在当时，新革命运动话语曾一度流行。
近年来，史学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在回望20世纪历史的辙印时，会触发更深一层的思考。一是就历史实践而言，革命向来就是社会历史进程的内容，根本就不存在一个与社会历史进程相分离的革命。革命既是社会历史的产物，同样也是社会变迁的形式之一。任何革命都不可能不通过社会动员而完成，更何况社会革命是革命进程中最根本的诉求。二是就史学发展趋向而言，革命史与社会史的交替起落之间，恰恰体现二者本质上的关联。因此，社会史与革命史存在内在的统一性。在新时代中国史学发展的大趋势中，我们似乎不必纠结于人为的学科区隔，而应打破社会史和革命史、“新社会史”与“新革命史”的区分，在建构当代中国新史学的目标下深耕细作，有所突破，真正推动中国史学走向新时代。
摘自《近代史研究》２０１９年第６期，原文约２２０００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