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悦之，延安大学历史系副教授。陕西，延安，716000；曾代军，雅礼中学教师。湖南，长沙，410000。
提要：李金铮倡议的“新革命史”，是批判“告别革命论”和重新思考中国革命的史学表达，其要义是“重新把革命请回来”和“探索中国革命的历史性”。相比正统派的革命叙事，“新革命史”建构了一个全新的完整链条，目标在于把20世纪中国革命史“客观化”“陌生化”“机制化”和“复杂化”。“新革命史”作为路标或是“一条通向历史之实事的规定的道路”。
引言：李金铮和陈红民有关“新革命史”的争议
在中国近现代史学界，李金铮是大力推动“新革命史”潮流的主要学者，并且，在这个过程 中他非常重视方法创新问题。而陈红民特别提醒单纯的方法论视角尚难构成“新革命史”的坚 实基础。当然陈红民并非反对“新革命史”的概念，但他的质疑则有促于我们进一步反思如下问题：近十年来为什么出现“新革命史”的概念？革命史的新旧之别究竟何在？“新革命史”将 可能把我们带向何方？
一、重新思考中国革命的史学表达
重新思考中国革命作为星星之火已然兴起，并不单单局限于历史学界。在新世纪逐渐蔓延的星星之火，多年以后或许将成为思想文化界的一件大事，它的渊源甚深，但就逻辑脉络和历史演化而言，这是对“告别革命论”及其两脉支流的反思和批判。
告别革命论最有名的提倡者是李泽厚，他一扫此前对革命正当性的无节制夸大，强化了对革命必然性和合理性的诸多质疑，甚至断言相比革命的暴力及其破坏性，改良才是应有的社会发展路径。但他将中国革命视作“二十世纪一个最痛苦、最沉重的包袱”，却在中国史学界的两种流行倾向中，得到了相互的呼应和支持。第一种或可称之为“去革命化”倾向，这是一种对革命主题的隔离和驱逐，它集中体现于中国近现代史叙事上现代化范式对革命范式的颠覆和取代之中。第二种则可称之为“非革命化”倾向，在这里，并没有对革命主题的遗忘和冷落，恰恰相反，这种解构路径直面革命的事件和人物，以实证主义为方法，高举的是探索历史“真相”的旗帜。这带来的后果是“疑古风潮”和“后悔史学”的风行。
可以说，“新革命史”的兴起是根源于对“告别革命论”的深刻不满。“新革命史”的兴起具有多重层次：第一层次，也是其根本前提，即对“告别革命论”的反思和批判，是明确拒绝“去革命化”，试图“重新把革命请回来”；第二层次，也是其追求目标，即“重新探索革命的历史性”，这不仅需要扬弃“非革命化”的疑古风潮和后悔史学，而且需要超越正统派的革命史叙事方式和书写传统。对“老革命史”或“旧革命史”的解构工作并不是“新革命史”的历史任务，相反，“新革命史”的历史任务是要在解构的废墟上重建革命史的巍峨大厦。
二、革命史的新旧之别
重新思考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虽具有多样性，但无论是立志“为革命辩护”，还是意图将革命史重新纳入学术研究的轨道，他们的一致之处是，革命史的取径方式决不可能再回到“老的”或“旧的”正统派的道路上。革命史的新旧之别在哪里呢？李金铮所辨已多，我在此稍补充两点：第一，相比正统派在革命叙事上的“浪漫化”，“新革命史”的叙事目标是要将革命“客观化”。第二，正统派在农民起义和现代革命上所建构的连续性链条，却在“新革命史”研究对象的规定中被无形斩断了。
三、作为路标的“新革命史”
由于“新革命史”目前仅仅处在兴起阶段，现在就开始争议谁属于或谁不属于“新革命史”，恐怕尚言之过早。“新革命史”作为一个理念，或许也能起着“路标”的作用，我们亦可期待“一条通向历史之实事的规定的道路”。首先，以革命为中心，重新考察革命的起源及其动力机制，不但注重革命派的作为，也需要对反革命派和更多的中间派予以同等的重视。“新革命史”的中心任务是对整个革命过程及其内在脉络的客观呈现和机理分析。一切评价都只能奠基于这种客观呈现和机理分析之上。
其次，在全球史的视野中，考镜中国革命的源流，辨析中国革命的普遍性和特殊性。20世纪的中国内嵌于现代世界体系之中，几乎每一场革命都深受其他国家的重要影响。20世纪也是一个风起云涌、急剧动荡的时代，这导致了西方殖民体系的整体性崩溃和资本主义单向扩张的暂时中止，因此，这不仅是中国革命的一个世纪，也是世界革命的一个世纪。我们需要将中国革命放置在世界革命的浪潮之中，通过比较视野考察中国革命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不仅如此，这种比较不能局限于革命和革命之间，在革命和改良之间同样有比较的价值。
余论
如果说正统派的革命叙事是“正题”，“告别革命论”影响下的中国近现代史叙事是“反题”，那么，“新革命史”或可称之为“合题”。也就是说“正题”多关注革命之阳面，“反题”则渲染革命之阴面，“合题”应该是对前两者的双重扬弃，而扬弃既包括反思、批判和舍弃，也需要吸纳、借鉴和超越。“新革命史”将囊括革命的失败与胜利、苦难与辉煌、优点和缺点、挫折和成就，要解释的是中国革命为什么以如此方式呈现出来。“新革命史”的书写应该告诉我们：中国何以成为今日之中国？这其中涉及革命与传统的关系，也涉及革命与现代化的关系。通过2世纪的连续革命，中国的现代化道路的确异质于西方模式，问题仅仅在于，如何解释这种异质性呢？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回到历史的现场，通过“新革命史”的理念和方法，创造一种新的书写方式和叙事传统，实现“一条通向历史之实事的规定的道路”。
摘自《苏区研究》２０２０年第１期，原文约１２０００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