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亚，贾欣潮，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一、传统赓续：票号书信传递渠道考
依照票号通信的实际状况，我们可将全国商业城镇基本划分为三个层级。祁太平、北京、汉口、上海位于第一层级，可称为信息通信枢纽；成都、三原、开封、广州、兰州居于第二层级，为次级通信中心。这九座城市之外的其他分号码头，可概括为基层联络城镇。对于它们，票号通常采取“就近筹划”和“以大制小”的应对策略，如由兰州统制凉州、汉口负责长沙，及在小城镇与大城市之间设置统属关系。这是票号在“前信息时代”政府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缺失的情况下尽可能拓展分号版图、节省经营成本、简化通信手段的重要举措。
在这一多中心网络型体系下，山西票号的书信传递首推民信局。民信局是清中期以来发展最为成熟的民间通信机构，数量最盛时达3000余家。可以说，信局作为票号通信的主力机构，承担了大多数通信任务，它的兴盛为汇兑提供了必要条件，进而助力票号从一隅拓展至全国。票号之所以如此依赖信局，主要是因为信局是以营利为唯一追求的商业机构，因此其网点布设、经营选址、信件收寄，皆需以顾客的需求为准。
民信局对信件的转寄虽有利于节省经营资金，但无疑抬高了客户的时间成本。为弥补信局经营的缺憾，票号逐渐衍生了公脚制度。所谓公脚，即票号之间联合雇佣、轮流经理的专门送信的人。公脚之中，以汉口、成都和北京的“汉脚”“川脚”和“京脚”最为常见。北京乃全国政治中枢，既是俄蒙贸易连接北部边疆的据点，也是捐纳业务和官款汇兑的终点；汉口居天下之中，是信件的重要中转站；成都则是西南市场的经营重心，但信局的经营集中于以重庆为中心的川东地区，且其与内地距离较远，故川脚也殊为发达。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前后，日升昌成都分号、平遥总号仍在使用公脚与其他分号通信，呈现出电报与公脚并用的通信模式。
信局和公脚之外，票号还会借用提塘进行通信。提塘自明代已经出现，其最初主要负责兵部军事情报的传递，后来政府政务之公文亦由其兼管。民信局同样会服务于官府，公文传递系统也对民间开放。巨兴和信稿的通信记录显示，88封书信中除未记明情况外，祁县与北京的通信几乎弃信局不用，提塘的使用占比达到81．82％。而且，利用提塘传发京报之便，北京分号在寄送信件时通常会“统寄去京报数本”。票号购买京报本质上是对国家政事的关注，便于及时掌握本地官场的动态变化，亲近朝廷要员，以谋取诸如代汇官款等商业利益。在晚清社会政府信息公共传播资源尚属匮乏的情况下，“官报传统”成为票号对外获取情报来源的重要途径。
票号也会因时、因地结合自身需求，通过镖局等渠道代寄书信。镖局主要负责票号银两的押运。护送镖银的人员在信件中称之为“标兵”。每次运银，票号要负担昂贵的运费。为了节省运费和安全考虑，本帮票号之间还会相互联合雇佣标兵。尽管代寄书信的通信成本近乎可以忽略，但信息安全性较低和传递效率的不稳定使票号通常不会选择这类渠道。
二、官进民退：通信渠道的革新实绩
光绪六年，李鸿章于天津大沽布设电线，开中国内地电报业之始。光绪二十二年，大清邮政正式开办，全国邮政事业第一次有了统一的新式邮政机构。此后，“创邮政以删驿递”成为清政府邮政事业的改革目标。新旧交替之际，国家邮政初创，电报建设尚需时日，传统驿站不能骤裁，信局网络遍布全国，客邮布于口岸，还有负责海外业务的侨批局。这种形形色色、纷繁复杂的混乱局面是近代中国通信事业发展的典型特征。
面对复杂的局势，票号通信渠道的变革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旧制与新制的冲突调和中寻求对己有利的方式。邮局初办之际，其汇兑业务信用未孚，票号得以利用邮政网络迅速拓展自身业务。至光绪末年，大清邮政凭借国家力量开始采取降低邮资、拓展线路、垄断运载工具等措施来压制信局等民间通信机构的发展。对票号通信影响最为严重的是查罚信件。这一时期，信局邮件被扣的事情常见于报刊，各类争端于各年度的《邮政事务总论》中也有所记载，信局虽有反抗之举，难见成效。在这种“软硬兼施”的策略下，光绪末年邮局的业务已基本普及至全部票号。
事实上，票号早期之所以存在顾虑，主要是考虑到邮局投寄不如信局便利迅速，难以人性化地贴合他们的需求。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湖广邮政局与汉口汇票帮签订的合约就意在解决上述问题。此次合约的签订涉及直隶、山西、陕西、甘肃等省共50座城市，大范围地限制了票号与信局的业务联系。在这一时期，已有票商意识到邮局的客观优势，他们不再单纯地处于政府政策的被动“挟制”之下，而是开始更加主动地选择邮局作为主要的通信渠道。
邮局通信之外，票号还使用电报技术进行信息传递。电报之速，远甚于书信传递。具体到汇兑层面，信息流动速度几乎决定白银交易的效率，这种提升为客户带来了迥异于前的体验，在业务模式上直接催生了电汇的出现。在电汇时为防泄密和意外，票号往往会采用自编电码的加密电文，同时将电文于信中重述。“信主电辅，附呈电文”成为票号后期通信的一大特色，这种革命性的技术进步也对其后续的金融经营造成巨大影响。
不过，由于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特定的政治经济环境，加之票号业务的特殊性，使得其在面对这类新生事物时存在着难以避免的困境。首先，资费太高导致电报的信息容量极为有限。电报费的制定原则是“路有远近，费有等差”。昂贵的费用，商人在使用时必然要考虑它的成本。因此，即便到辛亥前夕，电报仍不能与书信同日而语。1915年，宝丰隆对电报的使用条件极为苛刻，其严斥各分号不分轻重缓急，一概用电知照，最终总号完全禁止电兑银两，寻常事件或由伙友到埠通知，或以号信通报。其次，电报效率的提升导致票号获利减少。票号的汇兑业务分为收会去、收会来、交会去、交会来四类，对一个分号来说，其中只有“收会去”“交会去”与收益相关联，而收益又直接受路期、利率和交易额的影响。在交易额和利率相对固定的情况下，“路期”的多少至关重要。进言之，利润多少来源于货币的时间价值。电报出现以后，由于信息流通加快，路期被极大地压缩，票号运营资本的扩大和周转受到限制，获利逐渐减少，作为核心的汇兑业务在新的技术环境下难以匹配市场需求。最初为应对这种变化，票号开始针对电汇多收汇水。然而，长此以往，这种做法便显示出它的负面影响。最后，近代中国不稳定的社会环境也对新式通信的使用造成了阻碍。以汉口为例，辛亥革命前汉口票号业已普遍使用邮局和电报通信。武昌起义爆发后，汉口票号业的直接对外通信被阻断，导致山西总号缺乏良策应对时局。也正因此，各分号的金融经营几乎处于停歇状态。票号因应辛亥革命的失败，与此不无关系。
美国学者托马斯·罗斯基指出，从19世纪90年代起新型通信方式开始改变中国社会的商业面貌。票号的事实证明，以书信为基本载体不断地建设并维护自我与外界的信息渠道，是票号构建庞大金融网络并得以长期维持的关键。质言之，近代中国通信渠道的变革对商品交易的成本和范围、商人经营的方式以及行业的组织和规模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它提醒我们，在分析新式通信之于近代商务的影响时，既要看到长时段变迁中因信息制度改善而带来的交易成本降低和商业效益进步，也不能忽视不同行业、地域的商人在实际使用中的具体情境以及由此作出的因应之策，以此方能全面揭示传统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通信事业发展的历史规律和企业利用的实践成效。
摘自《新闻与传播研究》2024年第3期，原文约18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