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叶磊，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珠海）。
【摘要】自1917年起，日本政府用与日元挂钩的朝鲜银行金票为工具，积极推行“满洲金本位化”政策。金票受到东北地区银本位货币经济圈的排斥，出现过剩与贬值。大连商人、日本贸易商、日资汇兑银行、上海的对日汇款者等以上海为中心买卖金票，针对金票与日元的差价进行套利，使大连、上海、日本三地间形成与贸易决算关系不符的资金“逆流”现象。伴随着资金“逆流”，日本与大连贸易的决算资金迂回上海间接汇兑，上海长期扮演着东北地区与日本贸易汇兑的媒介角色。
一、东北地区银本位货币经济圈对金票的排斥
日俄战争期间，为了解决前线军需，日本在中国东北大量投放日本银元与以该银元为兑换准备的军票。大连埠头的交易逐渐开始使用日本银元。战争结束后，日本政府将正金银行定位为其“在满洲之金融中枢机关”，于1906年9月授权该银行发行在“关东州及清国”具有无限制通用法定地位的日本银元兑换券（下文统一称“钞票”），以之收兑已投放的军票并谋图扩大流通。1911年正金银行大连分行的调查指出，钞票已成为大豆等特产物大宗交易的专用货币。在此形势下，1913年大连重要物产交易所开办之时，日本当局决定将交易物品的定价货币定为钞票。与此同时，由于关东都督府、铁道“守备”队、“满铁”会社等日本机关采用金本位，日元、与日元挂钩的朝鲜银行金票也有相当的流通量。为满足日本人的货币需求，1913年日本政府命令正金银行也发行金券。大连由此形成金银二重货币体系，金银汇价变动成为货币持有者不得不面对的常态性风险。
锁定了大连贸易的结算环节后，钞票在东北地区的势力不容小觑，大连以外各地商民亦大量使用。不过，日本的长远政策是将中国东北纳入日元圈，达成此目标的方式只能是推行日元或一种与日元挂钩的金本位货币。从这个角度，钞票在贸易领域的普及虽增强了日本对东北金融的控制力，但反过来也构成对其金本位化目标的“甚为不利之影响”。1917年11月日本政府颁布饬令，朝鲜银行金票自12月1日起“在关东州及南满洲铁道附属地内的一切支付场合无限制通用”，同时废除正金银行金券与取消正金银行钞票的无限制通用地位，是为所谓“满洲金本位化”政策。考虑到钞票在大连贸易中发挥的结算及汇兑功能短期内不易被取代，正金银行被允许保留钞票发行业务。
在贸易领域普及金票的尝试很快便展开。1921年4月日本关东厅宣布，自10月起大连交易所物品交易的定价货币改为金票。与当时中国其他地区一样，东北的币制亦属银本位。理论上金银汇价有涨有落，持有金票也就有盈有亏，但对于不专门从事货币投机的一般商民来说，应对这种价格波动是需要额外付出成本的。
正是基于此点，1921年12月，由三井物产、三菱商事、铃木商店等日商组成的“大连特产物出口商组合”致书日本大藏省，陈说金票定价的不利之处。正金银行给大藏省的报告，还提出一个触及东北货币经济特质的问题。朝鲜银行则致书大藏省提出针锋相对的意见，并强调可通过政策面的有力措施来扭转市场面的货币使用习惯。
但市场的反应并不支持朝鲜银行的判断。由于贸易商的抵制，大连顿时陷入萧条。强行变更贸易结算货币降低了大连港的竞争力。贸易衰退的连锁反应是钞票使用减少。换言之，定价货币改制不仅未能实现金票普及的目标，反而动摇了本已在大连贸易结算及汇兑环节中站稳脚跟的钞票的地位。感受到威胁的正金银行总裁梶原仲治抗议。大连港与钞票的衰退会否“迟滞”东北经济发展，尚难断言，但必然会削弱日本的贸易、金融控制力。日本关东厅不得已于1923年9月宣布改为“金银双本位”，所谓“双本位”只是名义上的，其实还是回到钞票定价的旧轨。
此次改制失败后，金票的流通范围受到极大限制。以沈阳为例，当地盘踞着两万左右的日本人，其消费、商贸、薪资等皆使用金票，与当地30万中国民众生活在不同的货币经济圈，需要使用银本位货币时就通过华商中介取得。当地的日本商业会议所认为，这种畸形的货币流通状态不仅构成日本人商业扩张的障碍，还使金票成为中国人的“投机商品”。作为“满洲金本位化”政策的执行机关，朝鲜银行对此自然也是心知肚明。
二、三地间的贸易汇兑关系与资金“逆流”的出现
日俄战争后大连逐步取代营口，成为东北新的进出口枢纽港与金融汇兑中心。大连的贸易对象地中，最为重要的是上海与日本。东北出产的大豆等特产物从大连输往日本，并经大连从上海输入棉制品等生活杂货。另一方面，上海是全中国的经济枢纽都市，大量的日本工业品从当地输入中国市场。从货币汇兑关系来看，与当时货币繁杂的中国不同，日本已推行了金本位制，实现国内币制统一，各地间的资金移动可经银行系统转账，不涉及货币兑换问题。日本也不存在正式运作的金银货币汇兑市场，对华贸易结算一般是在中国的日汇市场以白银买卖，日方贸易商只需对接其境内的汇兑银行交收日元。在上海，对日汇兑是按照当地日汇市场上100日元兑若干上海规元银（以下称“上海两”）的汇价进行买卖。大连的情况则相对复杂。钞票是当地贸易的主要结算货币，但日本政府为了贯彻“满洲金本位化”政策，大力推行金票，并没有设置钞票与日元的汇兑市场，当地与日本之间的资金移动也是经银行系统转账。按照日本官方规定，金票与日元是等额兑换。
从大连对日贸易的角度，日元兑换为金票后，仍须再兑换为钞票，方能达成结算目的。再者，从大连对上海贸易的角度，也须满足钞票与上海两的汇兑需求。为这两种情况提供兑换服务的是大连钱钞市场与申汇市场。前者指在日本关东厅主办的大连钱钞交易所内的钞票买卖交易，标价方式是100元钞票兑若干元金票；后者指在大连钱钞交易所内的上海两买卖交易，标价方式是100元钞票兑若干上海两，实物的交收是钞票在大连、上海两在上海。不过，申汇买卖并非钱钞交易所的正式挂牌物品，只是由部分华商借用交易所场地自发组织的交易，不受交易所的承认与管制。
20世纪20年代，日本对大连贸易在规模上已远超过上海对大连贸易，但并未扭转货币使用习惯，大连贸易的主要结算货币还是与上海两同属银本位的钞票，而非与日元挂钩的金票，贸易规模与贸易结算货币已发生乖离；从长期的贸易结构来看，大连对日本贸易顺差，对上海贸易逆差（1922年除外），上海对日本贸易则是逆差，三组贸易关系中都存在须以资金移动抵补的收支差额。此外，华中一带日本人投资事业众多，其赚得的利润集中经上海汇回日本；东北地区整体上对上海贸易逆差，营口、安东等地逆差额中的相当部分放在大连决算。这就更为强化了大连对上海、上海对日本的资金输送需求。
结合货币汇兑关系与贸易决算关系，大连、上海、日本三地间的资金流动方向应是：抵补日本对大连贸易逆差的日元资金，由朝鲜银行按照一比一的官方汇率兑换为金票，然后在大连钱钞市场再兑换为钞票；抵补大连对上海贸易逆差的钞票资金，在大连申汇市场兑换为上海两；抵补上海对日本贸易逆差的上海两资金，在上海日汇市场兑换为日元。
资金“逆流”的出现，意味着日本对大连贸易的决算资金乃经由上海间接汇兑。据日俄战争前夕日本横滨海关的调查，营口与日本贸易的决算并非直接汇兑，而是在当地以过炉银买卖上海两汇兑，然后在上海对日汇兑。随着日俄战争后日本对中国东北侵略程度日益加深，这一时期的政治经济形势已有很大变化，日本控制着旅大租借地与南满铁路，日本对大连贸易的规模也已超过上海对大连贸易，朝鲜银行还积极推行与日元挂钩的金票，东北地区与上海之间传统的货币经济纽带为何仍在延续？
三、资金“逆流”的驱动力：金票对日元的差价
在时人关于大连货币市场的论述中，一个常常提到的现象是大连“银贵”。日本不存在金银货币汇兑市场，所谓的大连“银贵”，比照对象是上海，即钞票的价格较高。这是建立在假定日元与金票等值的基础上的解释，若金票对日元出现贬值，大连“银贵”其实也可解释为金票的价格较低。两种解释孰是孰非，取决于金票、钞票的币值，而它们的币值则取决于朝鲜银行与正金银行的发钞方针。
钞票名义上是日本银元兑换券，实际上却不允许自由兑换。日本银元本身在1917年后已停止铸造。不过，如果大连的钞票持有者提出申请，正金银行会按照其公布的钞票兑上海两牌价，在上海付给上海两。这是正金银行有意设计的策略。正金银行高层很早就在内部会议上强调，必须限制钞票与本地现银的兑换性，同时维持钞票与上海两的汇价稳定。
考虑到大连对上海长期贸易逆差，要维持钞票与上海两汇价稳定是不容易的。而且大连申汇市场的运作独立于正金银行，一旦市场汇价与正金银行的牌价出现明显差异，将可能引发投机资金的入场，因此正金银行通过公布牌价来主导市场汇价的操作空间相对有限。正金银行采取的应对办法是，按照在上海的现银准备金来控制钞票的发行量，并通过不断买入上海两（卖出钞票）、卖出上海两（买入钞票）来影响市场汇价。
金票名义上是金币兑换券，实际上也是不兑换的。不仅在大连，在朝鲜银行大本营所在的朝鲜亦是如此。1930年1月11日日本政府宣布解除黄金出口管制，当天内有220人涌入朝鲜银行汉城总行要求兑换黄金，遭到拒绝。如果不考虑操作费用的话，可通过对日本汇款的方式，向朝鲜银行大连分行提供金票，在日本兑换为等额日元。
为了贯彻“满洲金本位化”政策，朝鲜银行采取扩张性的发钞方针，不惜以低利息、低担保要求等优惠条件提供金票融资。在正金银行的势力被有意削弱的背景下，东北各地的贸易商有时也会从朝鲜银行处融通资金，或是利用其网点汇款，但在金票到手后通常会马上换为钞票、大洋票等，金票停留时间短、市场流通不广。扩张性发钞与流通范围有限结合，便产生了金票过剩问题，而过剩的下一步则是“金票与日元的价值不再是一样的，总是会有些差异”。如果金票与日元可以无条件等额兑换，即从大连以金票对日本汇款不存在任何障碍，两者的价值差异随着时间推移能被消除。
但对日汇款行为对朝鲜银行是不利的，因为其发行的金票必须备置75％以上的日元作为准备金。从朝鲜银行的角度，在大连收入金票就必须在日本付给日元，而日元的流出则会导致其准备金减少，它接下来只有两个选择：对外借入日元补充准备金，这须支付借款利息；减少金票发行量，这不利于贯彻“普及金票之方针”。就一般汇兑业务成本而言，对日汇款每百元征收10至20钱比较合理，但这样的话就无法抵消金票对日元的价值差异，于是朝鲜银行往往将手续费设定为25钱或以上。此措施的确起到一定抑制效果，据称有的日本棉制品商来大连卖掉产品后，竟苦于不知如何处分货款。大量的金票就这样被人为截留在大连，这反而助长了过剩问题，使两种货币名义价值与实际价值的差异永久化了。
回溯金票产生的历史，1910年日韩合并后，日本围绕是否在朝鲜推行日元问题有过论争。一手创立日本银行的元老松方正义，对西南战争时期政府军过度发行不兑换纸币所引发的通货膨胀心有余悸，坚持要在朝鲜与日本之间设置货币“壁垒”。1911年3月，朝鲜总督府度支部长荒井贤太郎在日本国会作了具体说明。正是基于此种思路，日本先后在朝鲜、中国东北推行与日元名义上等值、但又存在“壁垒”的金票。朝鲜银行对金票兑换日元的限制措施，不过是使两者本已存在的“壁垒”明面化了而已。
尽管对日汇款受到限制，通过上海日汇市场、大连申汇市场与大连钱钞市场，金票与日元还是被联系在了一起。受贸易结构、货币供求等变化影响，钞票与上海两的汇价也会上下波动。如有时奉天政府为了从市面回收奉天票以阻止其贬值，会集中抛出销售特产物所得的钞票，引起“大连银价低于上海的变态现象”。由于申汇市场的存在，钞票与上海两的汇价即使出现明显波动，也会随着投机资金的套利逐渐回归均衡水平。但金票对日元的差价却是无法被完全消除的，因为朝鲜银行已针对金票兑换日元进行限制。东北民众很清楚，日本人很清楚，西方观察者也有一定感知，大连“银贵”表面上看似是大连与上海的银价差异，但其根源在于金票与日元的差价。
在钞票与上海两汇价相对稳定的前提下，金票对日元的差价成为引发日本、上海、大连三地间资金流动的驱动力。日本对大连贸易的决算资金，如果经朝鲜银行汇款，银行会按照一比一的汇率将日元兑换为等额金票；如果经上海日汇市场、大连申汇市场、大连钱钞市场汇兑，即从日元到上海两，再到钞票，最后到金票，同额的日元将可能换得更多的金票。基于同样逻辑，上海对日本贸易的决算资金，如果不在上海日汇市场汇兑，而是经大连申汇市场、钱钞市场汇兑，然后按照一比一的汇率汇往日本，即从上海两到钞票，再到金票，最后到日元，同额的上海两将可能换得更多的日元。
四、资金“逆流”的运行与影响
日本三井银行曾估算出，在朝鲜银行的限制措施、货币汇兑的操作费用等因素作用下，每百元金票对日元的差价均衡点约在“0．125——0．25上海两”之间。一旦两者的差价高出均衡点，比如达到每百元“0．5上海两”，以上海为中心的金票买卖活动便会活跃起来。由于通讯技术发达，上海与大连半个小时内就能知晓彼此的市场行情，买卖双方可通过日汇市场、申汇市场、钱钞市场三组汇市计算出金票对日元的实时比价，在差价扩大时着手买卖，差价收拢时停止买卖或“巧妙地进行反向的对冲操作”。
金票的卖方主要是大连商人。据称上海市场开始注意到这个群体的存在是在1917年，这与日本启动“满洲金本位化”政策的时间是吻合的。关于大连商人的活动规模，在20世纪20年代，他们每年在上海汇兑市场的交易额约一亿二三千万元金票，在大连钱钞市场的交易额超过两亿元钞票。
金票的买方主要是日本贸易商、日资汇兑银行、上海的对日汇款者等。日本贸易商得到的金票，主要用于在大连钱钞市场买入钞票，以进行贸易结算。日资汇兑银行包括三井银行、三菱银行、台湾银行等，它们得到金票后，或在大连发放贷款，或买下大连对日本、欧美等金本位制国家的出口汇票。这些银行持有的金票在发放贷款与购买汇票后如有剩余，自然就产生对日汇款的动机。同样在利益驱使下，上海方面的对日汇款者有时也不直汇，而是买入金票，经大连汇往日本。由此推动的对日汇款规模相当可观。
随着资金回流日本，大量的金票被朝鲜银行回收，于是市面流通的金票减少，其对日元的差价下降到均衡点水平，金票买卖因无利可图暂时沉寂。问题在于，在“满洲金本位化”政策之下金票的扩张性发行及过剩问题是长期性的，一旦金票对日元的差价再次高出均衡点，金票买卖又会活跃起来。金票过剩、贬值、买卖、回流，四个环节循环往复，便形成了资金从日本到上海、从上海到大连、从大连到日本的“逆流”现象。在资金“逆流”的推动下，大连、上海、日本之间呈现三角贸易汇兑关系。
上海的金票买卖使大连商人、日本贸易商、日资汇兑银行、上海对日汇款者等参与方各得好处。但从朝鲜银行的角度，对日汇款却会威胁其准备金基础。这也制约了朝鲜银行所能采取的限制措施的限度。对日汇款问题与朝鲜银行的限制措施，时有松紧变化，但始终“未得完全解决”。
上海的金票买卖对日元的对外价值亦具有连锁效应。由于金票与日元名义上等值，在市场看来，买卖金票即等于在海外买卖日元。而“日元对外价值尺度的双锚”，一个是对美元汇市，另一个就是对上海两汇市。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以“满洲事件费”的名义投入数亿日元军费，这些资金中的相当部分被投放在中国东北，东北地区金票发行量“急剧增加”。投机资金立即作出反应，推动上海的金票买卖达到空前规模。在世界经济大萧条背景下，此轮金票买卖风潮已动摇到日元的币值基础。在金票已出现贬值的情况下，杜绝上海的金票买卖存在两种思路：允许金票与日元无条件等额兑换，由朝鲜银行吸收市面上过剩的金票，消除金票与日元的差价，但这会冲击朝鲜银行的准备金基础与日本国内的日元流通；管制大连与上海的货币汇兑关系，使以上海两为基准的日元与金票的汇差无法被货币投机商利用，但这违背了市场原则。日本关东厅选择了后者，强力取缔大连市场的汇兑套利行为。这种粗暴的行政干预引起市场恐慌。申汇市场的衰退，也就削弱了大连作为地区性金融汇兑中心的地位，但申汇市场所承载的金融机能并未消散，而是转移到了日本势力范围之外的天津。与之相应的是，至1936年正金银行钞票废止，大连钱钞交易所裁撤。近代大连金融发展的一个兴盛阶段结束了。
回到“满洲金本位化”政策本身，就日本政府在金票与日元之间设置货币“壁垒”的初始动机而论，为保护日元而不惜牺牲大连金融市场的结果的出现，也有其必然性。日本战败投降后，曾任朝鲜银行大连分行经理的小西春雄毫不掩饰地称，金票与日元间的“壁垒”实乃“日本经济之大幸”，要是在朝鲜、中国东北也一体通用日元的话，无法想象日本经济自身会如何，恐怕陷入极度混乱吧。
钞票作为一种事实上不兑换的银元兑换券，其发行方针以正金银行在上海的现银准备金为前提。凭借与上海两的汇兑关系，钞票的币值获得了保证，其与上海两的汇价长期相对稳定，并在大连贸易中承担了结算及汇兑功能。在大连兴起以前，营口与上海贸易的决算采取逆向汇兑的方式。过炉银与营口本地的现银已发生价值分离，不能无条件兑换，其币值也是建立在与上海两的汇兑关系的基础上。不难发现，在币值基础、贸易结算及汇兑功能、对上海金融市场的从属性等方面，钞票与过炉银极为相像。日资银行的不兑换纸币取代了营口商人的记账货币，成为东北进出口贸易的主要结算及汇兑货币，这个转变本身并不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可以看成货币的发行权掌握在利益动机不同的人群或机构手中，更值得注意的是：承担了东北进出口贸易的结算及汇兑功能的钞票，具有与过炉银相似的币制特点。波形昭一曾指出，正金银行的金融侵略方针与英国汇丰银行“基于银本位对中国通货之介入”的手法如出一辙。此观察正抓住钞票是嵌入而非重构东北银本位货币经济圈的实质。
作为一种与日元挂钩的金本位货币，金票受到东北地区银本位货币经济圈的排斥，出现过剩与贬值。通过上海日汇市场、大连申汇市场、大连钱钞市场将金票与日元联系起来，便可针对两者的差价进行套利，由此引发以上海为中心的金票买卖活动，使大连、上海、日本三地间形成与贸易决算关系不符的资金“逆流”现象。支撑资金“逆流”的条件有两个：金票与日元之间的货币“壁垒”，大连与上海的货币汇兑关系。当金票买卖威胁到日元的币值安全时，日本政府选择管制大连与上海的货币汇兑关系，但这样一来，也就动摇了大连的地区性金融汇兑中心地位。在资金“逆流”的牵引作用下，日本对大连贸易的决算资金，不是从日本到大连，而是从日本到上海、再到大连，迂回上海间接汇兑。从营口贸易时代到大连贸易时代，东北进出口贸易的枢纽港及主要结算货币虽已发生变化，上海却仍然扮演着东北地区与日本贸易汇兑的媒介角色。日本政府推行金票的目的是将中国东北纳入日元圈，但在实际流通中，金票反而受到以上海为中心的中国货币层级构造的约束。
摘自《中山大学学报》2024年第2期，原文约20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