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金铮，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暨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
【摘要】卜凯所主持的中国农村经济调查和研究，在同时代同类成果中处于较高水平。基于美国的社会背景、教育背景和学科背景，卜凯具有浓厚的美国立场、意识和视角，其调查研究中国农村经济的方法直接来源于现代西方经济学尤其是美国的农业经济学、农场管理学。在此思想指导下，卜凯以欧美的优越感对中国与美国的农家经营进行了详细比较，得出中国农家经济落后的结论，并提出了一系列改良中国农业的建议。不过，卜凯对中国传统农业经济也并非完全予以否定，而是认为有其合理之处，这一合理部分应该继续延续。尽管其调查研究曾受到国内一些学者的批评，但也不能不说，中国学者也基本接受了西方农业经济学的方法，他们一道为中国农村经济学的本土化作出了贡献。
20世纪前期，无论是中国乡村经济学术史还是中西农业交流史，美籍学者卜凯都是一个绕不开的人物。卜凯在中国从事教学、调查和研究数十年的经历，早已为以上相关领域的学者所熟悉。
一、中国农村经济调查和研究的西学观
近代以来，来华的西方人无论是军政官员还是传教士、商人、学者，大多留下过一些游记或其他著述。在这些作品里面，虽也有个别人因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熏染，而或多或少采取了中国的立场和视角，但绝大多数是站在本国的立场和视角，描述对中国的印象和看法。卜凯也是如此，他对中国农村经济的调查和研究，首先是站在西方尤其是美国的立场和视角，持有浓厚的西学意识。从他的三部代表作，都可得到充分的印证。
对于卜凯的西学立场和方法，受到同一时代我国一些学者的否定性评价。譬如署名隐农的作者认为，卜凯氏主持的农村调查报告不少，不过他到底是外国人，对于中国情形和语言文字毕竟有些隔阂，总脱不掉外国人的脑筋和方法。曹茂良主张必须改变抄袭美国人著作的状况，建立中国化的农业经济学。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批判更加全面。
卜凯以西学立场和方法进行调查和研究有和中国农村实际相脱节的地方，的确是事实；用平均数的平均数来计算平均数，也确有不可原谅的错误。但超出这一层面的批判，则似有苛责之嫌。其一，有的观点似乎暗含着外国人对中国社会隔膜太深，不能或者说没有资格对中国农村经济进行研究，否则即便研究也隔靴搔痒，价值不大。事实上当然会存在这种现象，但是否就成为外国学者不能研究中国问题的理由，就另当别论了。其二，当外国学者考察和研究中国社会时，无法也不可能脱离本国的立场和视角。即便他们希望站在中国的立场和角度，也几乎是不可能的。毕竟他们是外国人，有其本国的社会背景、教育背景，对他们而言中国是陌生的国度，他们只能在这个前提下考察中国、认识中国。正如中国人考察和研究外国一样，也不可能完全脱离本国的立场和视角。这点只要换位思考，其实是不难理解的。有的说卜凯的调查和研究是替洋人做宣传，就有些言过其实了。其三，在卜凯调查研究中国农村经济时，西方尤其是美国不仅经济发达程度远高于中国，现代各个学科领域的研究水平也远高于中国，他们不可能不用西方尤其是美国先进的农业经济学、农场管理学的方法和原理来考察和研究中国。其四，关于马克思主义学者对卜凯的批评，关键是如何理解卜凯从农场管理学的角度调查和研究中国农村经济，而没有找到农村经济问题的中心——生产关系。应该说，这个判断是完全正确的。然而，如果仅从学术角度衡量，即便存在着差别，也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学者当然是为了服务于革命的目的，依据革命的理论来设计中国农村调查和研究的中心内容。与此逻辑一致，卜凯不过是以农场管理学的理论和方法来设计中国农村经济调查和研究的中心内容。事实上，他的确强调不将社会因素和阶级关系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尤其是对于一个外国学者，要求其按照革命的理论进行调查和研究，就等于将他变成一个革命者了。其实，即便革命是根本的目标，但从农场管理学角度进行研究，进而提高生产效率，也是有必要的。
不仅如此，还应看到，卜凯并不完全以西方尤其是美国的立场和方法来调查研究中国农村经济，他对中国传统社会关系所起的作用也很重视，譬如他比较注重传统亲友关系的利用。
二、中西农业经济之比较
所谓比较，主要是比较中西、中美之间农村经济形态特别是农业经营方式的差别。这些差别，正是卜凯所要比较的内容。从《中国农家经济》《中国土地利用》以及《中国农场管理学》来看，卜凯对农业经营方式的主要方面都进行了比较，并由此显现出中西农业经营方式的优劣。
对于卜凯所使用的中西比较方法，中国农村经济学者的看法不一。有的基本上给予了肯定，有的对比较中的某些问题提出了质疑，那么，如何看待用外国数据和中国农家经济进行比较呢？首先，尽管卜凯调查研究的是中国农家经济，但其来自西方特别是美国的身份和方法论资源，都决定了他具有中西比较的视野。在此视野之下，使用外国资料作为参照恰恰更能凸显中国农家经济的特点。此为不同国家或区域比较的应有之义，中西国情不同并不影响使用比较的方法。其次，卜凯以发达的欧美国家为标准来比较，必然得出中国农家经济落后的结论。这一结论当然显示了他的自我优越感，但也是现代化意识的一个反映。关键是，这一结论是否符合中国的实际，答案是基本肯定的。最后，有的批评与卜凯的实际描述是不符的。
要强调的是，无论政治背景如何，无论是否赞同卜凯的西方立场和视角，大多数学者在实际调查和研究中也都采用了中西比较方法，并得出了中国农村经济落后的结论。不过相比而言，卜凯所涉及的中西比较是最全面的，这应该是对中国农村经济调查研究的一个贡献。
三、中西比较下中国农村传统的改进与继承
绝大多数调查研究，不是限于简单的现象描述，而是为了达到一定的目的而进行的。中国农村经济调查研究也是如此，在描述事实的基础上，也提出改进和发展的目标。卜凯在西学意识和中西比较之下，就对中国农村经济提出了改进意见。卜凯不仅发表论著，还参与了国民政府主导下的农业经济改良活动。据统计，他曾向国民党政府提出108条改进农业经济的建议。
如果说改进意见主要是从中国农业经济的不足来阐述的，卜凯还以同情理解的态度，认为传统农业经济也有其合理的一面，应该继续延续。他认为中国农民积数千年之经验，已获得无数经营良法。不过，卜凯讨论更多的是田场大小和租佃经营问题。
对于卜凯所提出的改良建议，评论者也是见仁见智。有的学者给予了肯定，有的表示怀疑，有的则表示否定。如果不是完全以意识形态和革命目的为标准，而是仅从中国农业经济、农业经营本身而言，卜凯所提出的改良建议还是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尤其是他不仅仅站在西方的视角，还从中国本土出发，换位思考，在国人否定中国传统愈来愈盛时，更是难能可贵的。其实，卜凯所提主张并不是中国农村经济研究的孤例，而是和不少学者的研究相通的。
近代以来，随着西方列强叩开中国之门，中西关系就成为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由于牵涉侵略与被侵略、传统与现代、革命与不革命、西学与国学等不同的立场和视角，使得原本复杂的关系更加复杂化。在异常复杂的关系中，一般都会关联到一个共性的问题，中西之间是如何相互认识的，也即中国人如何看待西方，西方人如何看待中国，在西方的中国人如何看待西方和中国，在中国的西方人如何看待中国和西方。而这些认识，最终都影响着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应该说，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与此相关的历史现象、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都是很多的，都值得我们认真研究。本文所述20世纪20至40年代美籍学者卜凯对中国农村经济的调查和研究，就是这一历史进程和历史议题的一个典型案例，更是在中国的洋学者如何看待中国的一个典型案例。
时值民国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统治时期，在内忧外患之中，复兴和发展农村经济不仅是政府的一个举措，也是一个颇为流行的社会思潮。须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并从中外关系的视角，才能更好地理解卜凯所主持的工作。概括地说，卜凯所做的工作处于以往和同时代外国在华学者乃至中国学者的调查研究的较高水平，集中反映了在中国的西方人是如何看待中国农村经济和西方农村经济的。卜凯作为一个洋学者，其思想资源来自西方特别是美国，这就决定了他调查和研究的立场、视角、方法也是西方的、美国的，一定程度上具有欧美中心论的痕迹。进而，他以现代化的标准来裁量中国农业经济的状况，发现中国农业经济的问题，提出改良中国农业经济的建议，形成所谓中国农村经济的“技术派”。
但也要说，那个时代的一些学者包括马克思主义学者对卜凯提出批评，在一些农业经营具体问题的认识上，双方并没有太多的冲突，甚至基本是一致的，都比较倾向于现代化的立场，不同在于是解决局部的具体问题还是彻底改变经济制度。对一个洋学者而言，恐怕是很难要求他像马克思主义者那样成为一个改变经济制度的革命者的。而某些学者力图建立本土化的中国农村经济学，其初衷值得肯定，但他们想看到的是中国学者实现的本土化，而对于一个洋学者所做出的成绩则是难以接受的。其实，无论学者是什么身份，只要是将现代农业科学的视野、方法、技术引入中国，都是对学术中国化的贡献。卜凯不过是以一个洋学者的身份，以更加原汁原味的学术训练和理论方法参与了中国农村经济学本土化的过程。不过，也必须要说，卜凯调查研究的成果并没有理论和方法的创新，不过是将现代西方学术与中国农村实际的结合而已。在这点上，其他受过现代学术训练的中国社会经济学者所做的也是如此。
摘自《广东社会科学》2024年第2期，原文约33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