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袁凯旋，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一、内战爆发后“城市——腹地”交流的中断
民国时期，便利的水陆交通使天津与其周边地区之间形成了成熟的粮食流通网络体系，也造就了华北最大的粮食市场。沦陷时期，华北粮食流通虽受统制政策限制，但城市与腹地间仍能保持一定的交流。抗战胜利后，平津与其腹地之间因分属国共两区而有所割裂，但1946年年初中国共产党在和平氛围下采取了“自由贸易”的政策，因此城市——腹地之间也并非全无交流可能。只不过国民党一心发动内战，使“城市——腹地”间的交流几近中断，以致平津粮食市场网络极度萎缩。
日本宣布投降后，国共双方均迅速部署了收复沦陷区的任务，华北是争夺的重点。由于抗战期间国民党的势力偏居西南一隅，战后初期蒋介石不得不利用伪军稳定收复区形势，并借用美军力量迅速向大城市调兵，与此同时安排军队沿铁路线大规模北上，武力接收华北。面对国民党的攻势，中国共产党则采取“纠缠扭打的战法”阻止其北进。由于中国共产党所建立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在地理位置上与日伪所统治的城市犬牙交错，这一优势使其迅速收复了广大农村和中小城市。相形之下，国民党仅抢占少数沿海大中城市及其附近的有限地区。解放区和国统区的对立，使华北的城乡交流中断，农产品很难进入城市。国民党在华北有限的统治区域直接影响到商人的活动范围。
抗战胜利后，全国人民对于和平均有殷切期望。在社会舆论与美国调停下，1946年1月10日国共双方签订《关于停止冲突恢复交通的命令与声明》，并由国、共、美三方各出一名委员建立“军事调处执行部”（即“军调部”），以确保停战命令被有效地实施。同月，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通过了五项有利于中国的和平与民主决议案。由是全国出现了一段短暂的和平时光，华北解放区与国统区之间也出现了物资交换与贸易互通的“和谐氛围”。实际上，由于此间国共嫌隙未断，物资交换过程中充满着矛盾。
受“和平”形势的影响，晋冀鲁豫、晋察冀等边区均放松了对国统区物资交流的限制，实行“自由贸易”，这使大宗粮食流往国统区，缓解了其燃眉之急。贸易自由的恢复，使解放区与国统区间的商业交流空前活跃。只不过好景不长，物资交流引起的经济波动及蒋介石日渐暴露的内战野心使中国共产党迅速调整政策。更为严重的是，1946年3月召开的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实际否定了政协决议”，这使国内政治的和谐气氛因此有了改变。为了保护根据地经济，同时避免解放区的重要物资（尤其是粮食）流入国统区成为其战争支持，各边区政府相继调整贸易政策。对此，国民党针锋相对。自1946年年中开始，国共双方进入明面上的“经济互相封锁阶段”，并围绕“粮食”这一重要战略物资展开较量。“抢购”粮食成为国民政府平津地区负责人的主要工作之一。
总之，战后国民政府接收华北的失利本就使天津可以依托的腹地大为缩小，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未能珍惜和平氛围下来之不易的城乡物资交流机会，顺势而为解决民生问题，开展城市建设，而是执意发起内战，使平津丧失最后的“城市——腹地”交流机会。
二、“先军粮，次民食”政策下的资源挤兑
1945年11月国民政府粮食部部长徐堪在接见“中央社”记者时申明：战后粮政重心“首在筹拨军粮，次在供应民食”。这直接反映了国民政府“先军粮，次民食”的粮政要旨，而且随着东北与华北战事的兴起，这一要旨进一步强化。
抗战结束后，国民政府与公众对东北充满期望。但是，由于国民政府与苏联关于和平移交东北的谈判并不顺利，且中国共产党已在苏联的默许下占据东北的相当区域，这使其决定动用武力接收东北。最终国民党攻占长春并进至松花江南岸，与中国共产党隔江对峙，从而构成了平津购粮的基本区域。1946年1月，面对平津民食缺乏、粮价日涨的严重问题，河北田粮处制定办法报粮食部核准后会同北平粮政特派员办公处办理，并随即派遣北平粮政特派员高崧山前往东北购粮。然而，直到3月粮仓见底，彼处仍无粮食运回。事实上，由于此时国共正在东北激战，高崧山未能及时运回粮食并非无难言之隐。在国民政府的统治逻辑中，平津民食较之东北军粮，自然后者为先。除了为平津民食奔波之外，高氏还被任命筹购东北军粮，每月限期交齐。高氏虽为北平粮政特派员，但主要任务却变为了筹购东北军粮。
国民党在东北的军事行动使商运颇为困难。因此，天津市政府与北平行辕虽多次计划过东北购粮活动，但均成效不彰。
国民党的东北军队消耗了大量本应运至平津的粮食，而华北地区的军队则因在海河区征购军粮而消解了平津当局重构市场的努力。抗战胜利之初，国民政府为了抢先接收华北城市，在美国的帮助下运输了部分军队至平津冀地区，但由于补给难继，遂就食于当地，并令河北田粮处收购稻谷作为军粮。海河购粮的举动无疑阻断了市场流通，这与政府疏浚市场的意图相悖。1945年12月，粮食部示意天津市政府，谓粮食问题之“治本方法，重在粮能入市，故疏通运道，保护粮运，实为目前主要之图”。1946年1月，辖制河北、天津地区粮政的河北田粮处为调剂平津民食，制定九项办法，主要目的是想给予粮商便利，利用其市场主体作用，促进粮食的购销与流通。
然而，华北的特殊性却往往使具体的粮政实践与政策相悖。尽管蒋介石视察北平时曾下令军粮“绝不准在北方当地购买”，但基于战争需求的军粮筹购实际上仍未停止。由于战后华北国统区粮政管理主体颇为涣散，当军粮与民食发生冲突，民食往往成为被牺牲的部分，从而使平津两市的正当需求难获国民党中央支持。而在地方机构与国民党中央粮政部门的周旋中，市政当局也不过仅仅能做到“请求”与请求不成后的“服从”罢了。
三、“南粮限运”下的粮源枯竭
除邻近省份与东北外，以上海为代表的长江流域亦是华北粮食的重要来源地。战后平津地区几乎难以在华北与东北获取粮源，南粮就成为其主要依赖。但是南粮北运的过程亦充满着限制。
相较于华北，背靠国民党统治区域的南方城市的粮食供给形势显然要好得多。在行政院院长宋子文的主持下，1946年4月南京政府向上海粮商发放10亿元的巨额粮贷，不料引起竞购，使米价在一个月内上升一倍有余。为了弥补粮政的失当，4月底宋子文与徐堪等商定：上海除善后救济署报运之面粉，其他一律不准转运出口。实际上，为了保证上海的粮食供给，行政院与上海市政府几乎禁止沪上主要粮食的流通。上海这个中国最大的粮食市场对外关闭粮食自由贸易的大门，让等待南粮救济的天津措手不及。1946年6月，天津粮价上扬，市政府乃上书行政院，请求其解除上海粮禁以救济华北民食。然而，宋子文对此似乎并不重视，只是将该件交粮食部核办。粮食部在回信中又有着明显维护上海的倾向。天津一同上海，民食全赖外运。且天津市政府对于疏导粮源已尽最大努力，但收获寥寥。吊诡的是，几乎与此同时，上海粮情一团乱麻。相较之下，粮食部对沪市则倾力相助。很显然，在“保江南”与“济华北”之间，国民党中央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前者。
可是，在市场供应体系中，封锁全国最大的粮食市场，其连带效应是巨大的。上海原有的购粮压力被转移到原粮产地，进而使长江流域其他省市多有自主禁粮之举。可以说，1947年上半年长江流域的粮食流通处于一种混乱状态，毫无秩序可言。长江流域作为中国最大的粮产区，禁止其粮食向外输出势必影响全国的粮食供应。基于粮食流通的封关阻运情形及各方弛禁之要求，粮食部决定对长江各省之粮食流通加以管制，以统一事权。
当然，行政院与粮食部决定在此时对长江流域的粮食进行全面管控，与国共局势的变化有关。但无论如何，此等粮政均对南方粮食向华北的自由流通造成了限制，其决策过程实际上也体现了国民政府对江南——更确切地说，是对统治中心“京沪”地区的偏护。所以在实践过程中，限运政策并未达到充裕华北民食的作用。
天津各界需粮甚多，北平民食也要“大部仰仗从天津转口”。粮食部限制长江流域的粮食流通，并废止各省采运证，徒增运输障碍，对于这一“不合理”的规定，天津市政商各界屡次上书行政院与粮食部，请求对平津地区特别照顾，放宽购粮限制，允许粮商在长江沿岸自由购运。
纵观整个战后阶段，国民政府对北方经济的支持力度远远要低于南方。在这种“重南轻北”的政策倾斜下，华北国统区城市的粮食供给之局终难以挽救。
四、天津的粮食消费与民心危局
以天津为代表的战后华北国统区城市的外部粮源随着战争进程加深而逐渐减少。与此同时，城市内部的粮情亦不甚乐观。
民国时期，天津的粮食流通最重要的两个环节，一是客商通过固定的粮食市场获取粮食，二是一般市民通过遍布全市的米面零售店获取粮食。然而受通货膨胀影响，这两个环节的粮食流通均受阻滞。首先是在小商人中出现了拒售惜售行为。其次是大资本家囤积居奇，使大宗粮食不能进入市场。受此影响，天津的市场调控机制几近失灵，市民几乎无法从正当门市购得粮食。当然，在国统区经济总崩溃的趋势下，天津粮食的供需失衡与消费短缺并不是个例。既然自由市场已不能承担起供给民食的任务，国民政府只好另求他法。为了缓解各大都市的粮食危机，1947年10月27日国民政府与美国签订《中美救济协定》。据此，美方将对中国实行粮食援助，并协助国民政府在南京、上海、广州、天津、北平五大都市试行全面配售制度。民食的全面配售，是国民政府在市场失灵后实行的一种新的供给模式。然而，由于其深陷战争囹圄与通胀沼泽，这就意味着该制度难收长久之效。
粮食问题关乎民生，而粮食短缺与通货膨胀的影响也最先在社会生活领域体现出来。当时天津市民生活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三方面：其一，产业工人实际工资收入急剧下降；其二，公教人员的薪金远不足以维持一家数口之生活；其三，城市贫民大量出现。在生活困顿之下，天津乃至整个国统区内学潮、工潮迭起。受粮食恐慌影响，天津的社会治安亦不甚稳定。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高层囿于形势，似乎未考虑过华北的社会重建，而是以军事攻略为主。于是，在粮食问题上，以天津为代表的华北国统区城市便陷入国民政府武力逻辑与既定政策造成的粮食供给危局之中。与此同时，在外部供给减少的情况下，天津市内的粮食消费与流通情况亦不容乐观。恶性通货膨胀造成的粮价上涨与囤积居奇使市场失灵，粮食流通受阻。国民政府虽转而求诸粮食配售的供给“新途径”，但同样因为外部粮源问题而难以为继。因粮食问题而引起的学潮、工潮等社会运动此起彼伏，已然是民心危局的外在表现。天津粮食问题与城市危局的形成，除了宏观上的战争环境、通货膨胀等因素外，国民政府的政策偏向也是一个重要方面——其战后的经济重建体系以宁沪地区为中心，而华北只能游离于该体系之边缘。
摘自《近代史研究》2024年第1期，原文约32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