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冯立君，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摘要】唐代辽东之役战事本身之外，更需重点关注的是其在东部欧亚地区引发的多层联动。因东征唐军的胡汉混融特征，草原各族皆随唐朝大纛而动：汉军将士与突厥、契丹、奚、靺鞨诸部，乃至高昌、粟特、羌、蛮诸蕃兵将共同出征，一部分高句丽人、百济人和全部新罗军队也在唐军序列，辽东之役由此成为聚集北部边疆诸多人群向东部边疆移动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另一个层面，唐太宗亲率大军出师后，突厥故地的薛延陀与高句丽暗通款曲并南下骚扰，唐朝北边政策因之而有对应调整；吐蕃密切关注东边战事，唐蕃关系随之而动。唐高宗时代辽东之役范围扩大至朝鲜半岛及其海域，百济被渡海攻灭，倭国也遭受重创，高句丽在内外夹击中覆亡，新罗百般攫取辽东之役战果，契丹复在营州掀起反唐浪潮，辽西靺鞨等杂合势力趁机在辽东北部建立渤海国，唐朝安东都护府等羁縻府州因之动荡。这一系列局势变化之中，唐朝既是发轫者，也是应对者，中央-边疆-域外形成多层联动。唐代在辽东的战事造成东部欧亚广域范围发生连环性波动，环环相扣，这一现象反映出唐朝在东部欧亚的中心地位。
自开皇十八年（598年）至总章元年（668年）七十年间，隋唐王朝针对辽东高句丽发动多次战争，史称“辽东之役”，在战争末期，作战对象扩大到百济、日本甚至新罗。
麟德二年（665年），高宗泰山封禅。史书在记载这场盛大辉煌的国家典礼时，用“比岁丰稔，米斗至五钱，麦、豆不列于市”来表现国富民安的繁荣景象。学界通常用这次庆典中四夷来朝的太平景象说明大唐帝国步入隆盛时代。特别是在海东，十月时高句丽王高藏遣其子福男陪祀泰山，此前的八月，百济与新罗盟于熊津城，刘仁轨随即携百济、新罗、耽罗、倭国使者共襄盛举。这是高句丽最后一次作为外蕃参加“国际”集会。这使人联想到近六十年后，开元二十年（724年）的另一次泰山封禅大典。
作为唐帝国全盛时代的大型典礼，开元年间这次封禅之隆盛一如在长安元正、冬至等节日举行的大朝会仪式，不过地点换到了泰山。在唐代皇帝元正、冬至朝会等重要典礼中，诸蕃客使所站位置均有严格规定，彰显着帝国与四夷的井然秩序。如果说麟德二年的封禅尚未凸显高句丽的彻底归服，那么当开元十二年高句丽王受封朝鲜郡王，由外蕃完成向内蕃的身份转变并出现于国家庆典，诸蕃夷狄多已归附为唐朝“化内”之民时，这次典礼也就呈现出一幅华夷融合的统一帝国之繁盛图景。两次封禅大典的象征意义毋庸赘言，问题是唐帝国在二者之间的一个甲子究竟有何作为？这个问题的答案并不唯一。从内外两个视角来看，唐代辽东之役所引发的帝国内部蕃族的多元互动、外部蕃国的交错联动，一方面调动了唐朝周边诸多政治体及其部众进而引发连环性波动，另一方面强化了作为这个区域世界中心的唐帝国的影响和地位。唐朝在对高句丽战争中构建的，的确是一个如星辰环绕的太阳式的世界帝国。
唐朝前期向西、北、东三个方面的政治军事行动背后，隐藏着国家发展的整体意图，这种意图超越传统农耕地区指向周边与之抗衡的政治势力或与它联络交往的势力或叛服不定的势力时，唐朝与周边的关系已超越单纯政治军事争衡而将中原与周边联结为一体。作为草原最强大的游牧政治体，突厥诸部称霸大漠南北数百年，隋唐两代统治者均无法回避与其势力消长中的互动。作为欧亚视域下长城南北游牧与农耕文明互动关系的重要内容，隋唐－突厥关系不能仅以二元互动视角来观察，仍需引入第三、第四等更多相关方进行系统的动态观察，以迫近历史的复杂原貌。高句丽位居辽东的森林、草原、平原复合型区域，夹处农牧之间，考察其与隋唐、突厥的互动颇为必要。当唐朝经过反转性的对外政策调整，在灭亡东突厥之后重启对高句丽的战争时，内附突厥诸部奔赴辽东前线，或者作为中央代表镇抚西部和北部边疆的叛乱和骚动。除了这些与唐朝政令相关联的回应，帝国外部交错连环诸方关系也开始应时而动、随机变化，这是不受唐朝主观支配的。
唐代辽东之役与隋代辽东之役相比，对周边地区有更强的政治军事支配力和影响力。唐朝前期进行的征伐较多，而辽东之役并非最大规模的战争，但它彰显的是居于联结东部欧亚世界的中心地位和强大力量。这一时期的唐朝作为世界性帝国，主要表现在政治与军事上的强盛。这种面貌与随着空前的世界性交流而促成的唐代后期开放包容的帝国是一致的，正如历史本身的连续错杂和整体性同它的无序和偶然性共生一样，这个多族内聚统一的帝国得以形成和延续的诸多要素恰恰孕育于帝国的历史进程中。
唐代辽东之役引发了帝国内部蕃族力量的运动。除了东突厥系高级蕃将及其蕃兵直接开赴前线外，唐军蕃汉混成的部队中，还明确地看到契丹和奚在营州都督率领下作战，葛逻禄、回纥、高昌、粟特等蕃将所部以及随着战争进程加入的靺鞨与高句丽人、百济人部队都因这场战争而齐聚高句丽前线，在南部当然还有新罗军队的配合。作战本身就是唐朝边疆内外即东部欧亚人群的一次大规模移动和互动。唐代辽东之役无疑使周边世界诸政治体产生联动效应，比如薛延陀在贞观辽东之役期间先是受到高句丽利诱，继而自行趁唐朝大军在辽东前线之机袭取唐朝北边；西域焉耆叛乱时机与辽东之役过于巧合，极可能也受到战事影响；吐蕃似乎关注唐朝对外作战，其攻掠西边的军事行动与辽东之役有隐约关联；海东倭国更是在辽东之役扩大至百济战场时，受到高句丽、百济拉动以及和新罗关系的影响，参与对唐朝水军的作战。契丹在高宗时代不断掀起反唐之乱，辽东之役之后的“营州之乱”实际上也源自辽东之役受到征发等一系列影响，他们的暴动又再次引起唐朝域外一连串联动：靺鞨成熟政治体创建，其对外影响并日益扩大；后突厥在唐与契丹战争中渔利，势力大增，回纥由此拉近与唐朝之关系；新罗也因辽东之役而脱胎换骨，在半岛内构建了一个空前统一的中央集权政治体。
隋唐辽东之役引发东部欧亚广域范围内诸种政治关系的交错联动，一方面将唐朝周边诸多政治体及其部众调动起来，进而引发连环的世界性波动，另一方面扰动了与唐朝或高句丽相关的政治体及其人群，客观上凸显了这个区域由唐朝军事行动而形成层层涟漪的态势。至少从这一角度回望唐朝对外关系，并结合中国古代帝国与外部互动的特点，这两方面的联动在地域上已经超出了研究者津津乐道的所谓“东亚世界”范畴，同时也证明此一由日本学者构建的东亚世界绝非“自律一体”，而是属于一个更大的内在互动的区域。
辽东徼外、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由于吸收了以唐文明为核心的汉字文化，在制度、宗教、文明载体（汉字）等具体层面呈现与中原汉地文明相似的面向，并且因较为频繁地受到中原王朝的册封而在官僚体制上愈加和前者趋同，但新罗、日本仍保持着根深蒂固的民族传统以及与中国迥然不同的文化特性，并且随着政治体的成长发展，民族意识和“自尊意识”也日益显现。显然，因为一些后进政治体大量吸收先进的唐朝文明，而将其人为划分为一个文明区域的做法，与历史实际无关，并且掺杂着近代以来地理划分因素中的“误会”。
中国古代帝国兼顾四方而非只面向东方，东边事务即使是如唐代辽东之役这般举国之力完成的案例，也仅是其周边众多方向中的一个方向而已。西域史、中西交通史研究业已揭橥汉唐帝国难以用今日东亚范畴来限定，本文的研究从一个新的角度进一步证明，从地理疆域、人群构成和对外交流来看，唐帝国更准确地说是一个居于东部欧亚之国，它与周边人群和政治体展开多重的关系而构建起一种共同体，至少囊括了欧亚东半部的内陆地带和海洋区域。近代以前的世界历史主要是欧亚历史，欧亚视野有助于动态观察中国史的整体图景。我们将会在欧亚发现历史中国之脉，发现中华文明远流，发现东西文明互鉴，发现人类兴衰一体。
摘自《文史哲》2024年第1期，原文约31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