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稳稳，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摘要】曾国藩是晚清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也是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代表人物。清末民初,在革命者的民族主义叙事体系中,曾氏被视为维护满族统治者的“汉奸”“民族罪人”。20世纪30年代前后,国民党高层为维护其统治的合法性,积极推崇儒家传统文化,曾国藩的形象一度翻转成为传统文化“卫道士”。40年代,为反击国民党别有用心地塑造、宣传以曾国藩为代表的儒家文化,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开始延续清末民初的民族革命史观,将其再度批判为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汉奸刽子手”。而海外学者在不同历史时期对其评价有所不同,但总体倾向于将曾国藩标榜为“中兴大将”及“守护中国传统文化的顽固派代表”。曾国藩形象演变的历史轨迹表明,历史书写具有一定的时代性,本质上是对客观历史的主观认知,从侧面反映出近代中国政治文化与知识话语体系的变迁。
【关键词】曾国藩形象;历史书写;知识生产;权力;话语;
曾国藩（1811—1872）乃中国近代史中备受关注且极具争议的典型人物，对其评价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重要论题。曾国藩逝世后，清廷追封谥号“文正”以彰其功绩；其门生故旧及幕府人物将其推上清朝“中兴第一名臣”“清代第一流人物”的高位。20世纪90年代后，曾国藩的形象开始被过度美化，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近代以来曾国藩的形象由褒到贬、再由贬到褒、再到褒贬不一的历史转变过程，仍有进一步讨论的空间。
“汉奸”：清末民初革命者视域下的曾国藩形象
晚清时期，曾国藩一直被清朝统治者及其门徒树立为道德楷模而受到顶礼膜拜。然而，革命党人出于反帝排满的政治需要，开始热烈歌颂太平天国运动，对处于革命对立面的所谓中兴名臣曾国藩等人则大肆挞伐。
清末革命党人章太炎是当时激烈批判曾国藩的代表人物，他认为曾氏不顾民族大义，竭力扶持行将就木的清王朝，但并未真正挽救危局，还为子孙后世留下“民贼”的骂名。辛亥元老刘成禺（署名汉公）所编《太平天国战史》一书，认为曾国藩缺乏民族主义思想。
在清末革命党人大肆宣传太平天国的民族革命，批判曾国藩为“汉奸”“民族罪人”的同时，持异议者也不乏其人。比如维新派梁启超便对曾国藩甚为推崇。民国建立后，伴随新生政权革命立场的转变，曾国藩的形象也悄然发生改变，逐渐由负面的“民贼”转为正面的传统文化集大成者。章太炎此时不再将曾国藩视作“汉奸”，反而开始肯定其成就不世之功的贡献。
传统文化“卫道士”：20世纪30年代前后的曾国藩形象
早在20年代初，即有学者以“了解之同情”的治学方式对曾国藩做出相对正面的评价。吕思勉认为曾氏生平带有浓厚的“君臣之义”思想，不宜用“民族主义”的思想来质问他为何要做“满洲的奴隶”。胡适虽认为曾国藩的事功与文学根基难以长久，但整体上对其持肯定态度。柳诒徵认为曾国藩的湘军与太平军之间的战争是出于维护儒家传统文化。
30年代以后，儒家传统文化的“卫道士”甚至成为曾国藩的主要身份标签。1930年，典型的文化主义者陈训慈强调曾国藩与太平军之战是为维护名教，为保护儒教传统文化而战。1932年11月，郭斌穌高度肯定曾国藩在道德、文章、事功等方面的贡献，赞扬其保卫中国传统文化的功绩。
国民党高层对30年代“曾国藩热”起到关键性推动作用。1933年５月，蒋介石效法曾国藩，在南昌编练团队。次年２月，他在南昌发起新生活运动，主张以儒家文化的“四维八德”为宣传口号，重建传统，以维护国民党的统治合法性。
这一时期，《曾文正公全集》也一版再版，另有多部专门研究曾国藩的传记，以为其正名。抗战爆发时期，何贻焜继续为其缺乏民族思想而开脱罪责，萧一山也认为：“国藩是为文化而战争，为宗教而战争，自不能以民族大义责之！”但也不乏批判曾国藩者。如《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将曾国藩视为“中国旧文化最后一个武装卫道者”。
“汉奸刽子手”：马克思主义史观视域下的曾国藩形象再翻转
抗战后期，国共两党关系日益恶化。面对国民党对曾国藩传统文化“卫道士”形象别有用心的塑造与宣传，共产党人也开始予以反击，以阶级分析方法旗帜鲜明地肯定太平天国革命的意义，猛烈批判代表旧思想旧文化的曾国藩。1943年７月，陈伯达在《评〈中国之命运〉》一文中认为太平天国运动是真正的革命，而处于对立面的曾国藩就是反动派，由此暗示共产党真正继承了中国的革命传统。
实际上，早在20年代初即有知识分子从唯物史观的视角对太平天国进行评价。毛泽东在1926年３月18日发表的《纪念巴黎公社的重要意义》一文中明确指出，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是地主压迫农民的阶级斗争。30年代，学界出版多部以唯物史观为指南的太平天国史著作，从阶级对立的视角批判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革命。1944年７月，范文澜撰写《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一文在《解放日报》上连载，令曾国藩“汉奸刽子手”的形象深入人心。范文澜对曾国藩所精通的程朱理学也进行严厉批判。
这一时期曾国藩形象的再翻转，深刻影响了国内史学界对近代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认知。曾国藩的负面形象长期主导史学话语，成为理解中国近代思想变迁与政治斗争的重要注脚。
“他者”之思：海外学者视域下的曾国藩形象
论及曾国藩形象，眼光很难不聚焦于海外学界。不同历史时期，曾国藩在“他者”眼中的形象有所变化，总体上更偏向于爱国忠臣和儒家传统文化的实践者。
日本学者紫山川崎三郎将曾国藩称之为“东方的华盛顿”。西方学者濮兰德和巴克斯评价其既是传统文化的实践者，也是忠于国家的爱国者。美国学者黑尔（Hail W.J.）也持这种观点。日本学者稻叶君山认为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并非是维护清王朝的统治，而是为维护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后被国内学者用以证明曾国藩是维护中国传统文化的“卫道士”。
20世纪50年代后，费正清等海外学者从总体上肯定了曾国藩在政治、军事和文化等方面功绩，但认为曾氏过于坚守中国儒家的传统文化。20世纪60、70年代，柯文等学者倡导“中国中心观”，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改革者并不是抵抗西方冲击的顽固派，而只是将关注重点放在国内、对西方社会文化的本质了解有限的儒将。21世纪以后，海外学者对曾国藩的评价仍以“中兴大将”及儒家文化实践者为主。
曾国藩在海外学者眼中的爱国忠臣和传统文化践行者的形象多在细微之处加以区别，几乎未发生大的变化。但整体而言，海外学者眼中的曾国藩基本是积极正面的形象。
结语
作为晚清时期重要的历史人物，曾国藩在不同史观的叙事体系之下呈现出褒贬不一的复杂形象，深度反映了近代以来中国政治思想文化与知识话语体系的变迁。清末民初，革命党人因排满反帝之政治诉求，猛烈抨击曾国藩为维护清朝统治的“盗贼”与“汉奸”。20世纪30至40年代，国民党试图通过塑造曾国藩传统儒家“卫道士”的正面形象巩固其统治合法性；而共产党则以阶级分析方法为武器批判曾国藩，彰显自身继承中国革命传统的正统性。海外学者为曾国藩研究注入了跨文化比较的学术维度，然而亦需警惕其中可能存在的东方主义倾向。目前学术界对曾国藩的历史评价，实为革命史叙事、传统史学叙事与现代性叙事三种话语体系交互作用的产物。这种学术现象折射出历史研究中多元话语体系的张力与博弈，同时也揭示了历史书写的主观性、时代性及学术研究范式的演进规律。
文章摘自《学术月刊》2025年第６期，原文约19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