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严海建，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系。
【摘要】全面抗战时期，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主要体现在学校的增设和学生规模的扩大，但其质量和水准的下降，乃是不能回避的事实。因物质条件的简陋和外部交流的限制，抗战时期高等教育的发展受到了严重影响。学生来源区域大幅缩小以及内地基础教育的相对薄弱，使得战时大学整体生源质量明显下滑。同时，留学与学术交流大受限制，大学教师薪资锐减，导致战时高等教育师资规模和质量均呈现下降的趋势。此外，经费短缺，图书设备不足以及师生物质生活困顿，也极大地限制了大学人才培养与学术研究功能的发挥。抗战时期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危机，实际上是日本侵略造成的现代化进程顿挫的一种表现，是战争造成的慢性消耗与隐性破坏。
【关键词】抗日战争;高等教育;人才培养;学术研究;
全面抗战爆发，华北及东部沿海地区相继沦陷，高等教育机构遭受严重破坏，大批高校内迁至大后方办学，并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抗战时期大后方高等教育的发展面临诸多困难，因陋就简，但仍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成就。抗战时期高等教育面临严重危机，几乎是时人普遍的共识。全面抗战时期，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主要体现在学校的增设和学生规模的扩大，但其质量和水准的下降，乃是不能回避的事实。以往研究较为关注战时教育政策的自由与统制之争，相对忽视对这一时期高等教育发展态势与整体水平的客观评估。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依据档案、调查报告、报刊、个人文件等材料，梳理抗战时期大后方高等教育在生源、师资、经费与设备等方面发生的变化，呈现抗战时期大后方高等教育发展面临的种种危机，以加深对战争如何影响高等教育的理解。
抗战时期，高等教育面临的困难之一是师资的缺乏与品质的下降。从较长时段来看，抗战时期，大学研究人员的补充大幅下降，即使是清华，与抗战前相比，战时新聘教师人数也已降至历史最低水平。到抗战中后期，“教育界的才荒，几乎由优劣的问题，变成有无的问题”。教育界的恐慌，“不仅是研究高深学术之人，深感缺乏，即学校教书之人，亦难延聘”。抗战时期优良师资的缺乏，一方面是由于来源的减少，因战时留学大受限制，归国人才减少，本国高等教育师资自主培养能力又不足；另一方面则是教育界与政府、商业机构在竞争人才上处于劣势，无法吸引到足够的人才补充到大学师资队伍中，甚至还有大学教师改业造成的流失。
抗战时期大学教师物质生活水准急剧下降，是造成教育界人才荒的重要因素。战时生活的困难，不仅造成兼差盛行，而且改行者亦不少。交通大学造船系教授辛一心检讨战时各大学工学院及工科大学的办学情况，关于师资部分，“年来以生活之不安定与夫图书仪器设备之残缺不全，业生以下诸现象：１、教授均入商业机关，脱离教育岗位。２、其仍在执教者以迫于生计，不得不出外兼事或兼营商业。３、图书设备既缺而每周上课九小时，余暇甚多，有终日以酒牌消遣者。教授之能兀自以研讨学术者，实无几人。”由此形成恶性循环，“社会以至办学者对于教授亦渐起轻视之心，教授既觉本身被人轻视，益思脱离教职而就他业，于是师资益形缺乏”。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大后方高等教育规模逐年提升，且增幅颇大。抗战时期高等教育招生规模扩大的同时，生源质量却明显下降了。日本的侵略破坏了原有的高等教育秩序，造成多重阻碍。一方面，大批学生被困于沦陷区，尽管国民政府通过各种方式招致训练，但战时大学已无法实现全国范围内的招生，学生来源区域显著缩小，加之内地中等教育相对薄弱，使得战时大学整体生源质量明显下降。全面抗战时期，一方面生源辐射范围缩减，另一方面专科以上学校招生录取规模扩大，无形中降低了大学录取的门槛。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不是建立在中等教育发展的基础上，而是降低入学资格和录取标准。
1945年２月，傅斯年致函教育部长朱家骅，要求改进专科以上学校招生工作中地域不平衡的问题。傅斯年提出：“目下专科以上学校之学生，其地域分配太不平等，四川最多，东南较少，北方更少，此与未来中国文化之发展大有障碍，北方之事恐不易为矣，东南犹可挽救。”朱家骅批示转高等教育司研究。高等教育司的签注意见，一是解释为何会出现地域分配不均的问题，二是缕述教育部既往所做的工作，三是说明傅斯年所提意见在实践上面临的困难及教育部的改进计划，实则表明此种现象系战时特殊环境造成，非人力所能扭转。
战时内地中学教育基础薄弱，造成与大学教育衔接出现问题，也导致高等教育质量的下降。浙江大学史地系教授沙学浚认为：“大学的水准的下降，花过多的时间补习中学课程，无形中降低大学课程的比例，学生毕业多是半吊子。”武汉大学教授袁昌英也提到类似问题。教育部为加强学生对本国固有学问或常识的了解，“特将学制改变，要使大学一二年级的学生，抽出一部分的时间来专修关于国情研究以及普通常识的科目”。如此则无形中将全国高等教育的程度降低了一年半甚至两年。中学教育的程度下降影响及于高等教育的质量，几乎是当时普遍的共识。
抗战时期高等教育资源的投入大幅缩减，大学的物质条件简陋，设施设备严重匮乏。抗战时期高等教育图书设备的短缺直接影响教与学两方面，且对教师的研究工作也有制约。战争造成的经济困难与交通封锁是限制高等教育发展的主要因素。大学既有的研究人员，限于物质生活的困苦，大多无法保障对研究工作的投入。徐中玉分析抗战时期高等教育的危机，特别注意到物质生活的匮乏对研究风气的影响：“造成这种局势（大学没有研究风气）与经济有关。目前家非富有又无兼差的大学教授，十之七八都已到了非亲操井臼买菜烧饭抱小孩不可的境地，在这种情形之下，的确难再从事什么研究。研究对于大学教授，一般地已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事了。高等教育界而缺乏一种研究的风气，这是一个重大危机，同时也可说是一个重大的耻辱。”抗战时期，生存与生计问题耗费研究者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严重影响研究风气的维持与个人学术的投入。
战争阻断了大学与外部世界之间的交流，留学访问及海外期刊、设备购置面临困难，这使得大学无法及时吸收世界学术进步成果，对战时大学的师资质量及学术研究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1945年８月，北大数学系的江泽涵致信胡适，提到抗战时期，由于缺少进修机会，他对“美国形式几何的发展”几乎不了解，“觉得这八年的时间过得太可惜了，也叫我更热心在战争期间出国了”。随后的另一封信中，江泽涵指出：“抗战八年间，外国专门期刊都没有，复校后恐怕政府无暇及此，还叫教授又在这环境下混几年，白费时间么？”
本文并无意否认抗战时期中国高等教育所取得的一系列成就，尤其是在杰出人才培养方面所发挥的基础性作用。抗战时期的高等教育在相当程度上承担了救济功能，在保障教师与学生基本生存及其教学、研究活动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评估高等教育的发展时，必须考虑到战争环境带来的影响。从根本上讲，抗战时期中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危机，是日本侵略导致现代化进程顿挫的一种表现。战争使得原本良性发展的趋势转向停滞甚至倒退，其对高等教育造成了隐性的破坏，其影响不容忽视。
文章摘自《中山大学学报》2025年第４期，原文约19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