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颜海英，王怀轩，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摘要】自阿卡德时代以降，玛甘和美路哈就与迪尔蒙一道，成为美索不达米亚异族认知中的重要意象，直到塞琉古统治时期仍有迹可循。然而，有限的文献记载和相关考古材料阙如，使得玛甘与美路哈的具体地理位置成了一个巨大的疑难。实际上，这一问题的产生既是由于两者在整个古代世界的交往体系中有着极为关键的地位，同时亦由此与诸“中心”帝国的博弈有着紧密联系。除了青铜时代盛期的阿玛尔纳书信以外，它们也频繁出现于新亚述时代的文献当中，特别是在与埃及发生摩擦、冲突乃至兵戎相见的帝国中晚期。正是在这一战争阶段中，“玛甘”和“美路哈”偏离了其原意，指向埃及与努比亚，并融入了埃塞尔哈东及嗣后亚述巴尼拔构筑其“世界帝国”的文明理想之中。新亚述时代末期的这一特殊现象，既标志着其帝国认同的巅峰时刻，亦是彼时埃及第二十五王朝复杂政治关系的真实写照。
【关键词】新亚述;埃及;库什;美路哈;玛甘;异族;
自阿卡德时代以降，玛甘和美路哈就与迪尔蒙一道，成为美索不达米亚异族认知中的重要意象，直到塞琉古统治时期仍有迹可循。然而，有限的文献记载和相关考古材料阙如，使得玛甘与美路哈的具体地理位置成了一个巨大的疑难。实际上，这一问题的产生既是由于两者在整个古代世界的交往体系中有着极为关键的地位，同时亦由此与诸“中心”帝国的博弈有着紧密联系。
玛甘与美路哈疑难
1916年，在阿玛尔纳书信最早的系统译本中，韦伯指出，库什的出现是对“美路哈”这一地名的注解。但是，相较于更早的“麦罗埃或马里阿说”，“注解说”所仰赖的材料不仅高度有限，而且残缺不全，甚至论证的核心环节都是基于后世学者对于泥版的人为修复。同时，这一近乎定式般的理论也使确定美路哈以及玛甘的具体位置变得极为困难。一方面，公元前两千纪和前一千纪的材料似乎无不指向“库什即美路哈、埃及即玛甘”的等式，但另一方面，早期文献却又与此相去甚远，致使坚持“注解说”的学者不得不认为阿玛尔纳以降的记载出现了某种地名的“误用”或能指漂移。因此，在兰茨伯格以降的经典解释中，玛甘与美路哈的意指实际上出现了严重的割裂：基于韦伯对阿玛尔纳书信的诠释，两千纪以降的文献问题似乎是迎刃而解了；然而，对此前材料的疏证却使之指向了与埃及和努比亚截然不同的地区—一般来讲，即阿拉伯半岛上的阿曼以及马克兰、信德等地。
所指与能指间的漂移说自然无可厚非，但这一转变的契机却构成了巨大的疑难。正因如此，以克莱默为代表的学者便针锋相对地指出，像玛甘、美路哈这样重要的地名不会出现如此严重的“误用”，历代书吏理应对其有着清晰的认知，换言之，它们可能自始至终都是指埃及和努比亚。
实际上，早在提出上述观点之时，兰茨伯格就已经对其潜在的张力做出了解释。他指出，理应位于美索不达米亚地区东部的玛甘和美路哈之所以最终被附会到了埃及与埃塞俄比亚之上，即是由于一些曾经来自前者的货物，如象牙和黄金，在亚述晚期被后者所产取代了。此后，对于玛甘与美路哈的研究进而集中于通过更多的考古及文献材料完善上述“物产转移说”，并在此范围内对语词的误用加以分析与解读。
然而，这些观点很难真正解决玛甘与美路哈疑难。在上述问题中，所谓的关键性“异例”并非瑞布—哈迪与法老之间的书信，而是自埃塞尔哈东以降的帝国认同，以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看似“摹古”之创制。对美索不达米亚人而言，关于玛甘和美路哈的认知并不是孤立和静滞的，而是随着历史的演进不断嬗变，游刃于普遍的“原意”与明确的“漂移”之间。就此而言，“美路哈人”由“生于黑土”到“黑色之人”的转变，从来就不是“边缘”族群的泛化或疏离，而恰恰是亚述王权在同“他者”的冲突与交融中为“自我”所建构的神话。
“断裂”与重构下埃塞尔哈东的“世界帝国”
早在阿卡德的萨尔贡时期，玛甘和美路哈就已与迪尔蒙一道，成为美索不达米亚异族认知中的重要意象。然而，对于“地名”所指的过度热忱却相当程度上遮蔽了文献本身所呈现的基本历史脉络，玛甘与美路哈在楔形文字文献中的使用既未完全同步，亦非连续不断，而是分成了不同的阶段，甚至产生了多次“断裂”，由此彰显出这一作为“典范”的异邦叙事背后复杂纠缠的观念与现实。
在公元前两千纪中叶以降的楔文文献中，“美路哈”并不必然等同于库什，而很可能有着与此前一致的内涵。具体而言，即指向了与埃及高度相关的“边缘”地区。作为一组重要概念，玛甘与美路哈绝非“虚指”或单纯的“地名”，而是在其数千年的建构与改造过程中，承载了古代美索不达米亚人面向异族这一“他者”的复杂认知。
当埃塞尔哈东记述其埃及战争时，不仅绝无仅有地将玛甘与美路哈同埃及和库什并举，而且还明确表示了其同义性。这就意味着，虽然按照更可信的考证，表示埃及红海沿岸和西奈的“原意”始终存在，但在埃塞尔哈东的时代，的确出现了某种能指的漂移。
事实上，直到萨尔贡二世和辛纳赫里布（Sennacherib）统治时期，玛甘与美路哈都仍未偏离本意。因此，不仅在整个第三阶段以前不存在所谓的“误用”，在第三阶段内也只有埃塞尔哈东治下格外特殊，这种意义重构既不可能是出于遗忘，亦非某种误读，而是具有着极强的目的性。同时，它也并没有完全取代或彻底摒弃“原意”，而是与之并行不悖。
埃塞尔哈东在铭文甫一开篇即明确对举库什与美路哈的深意在于：正是由于在亚述人的观念中，美路哈只是一个游离于帝国边缘、比埃及和库什更加弱小，也更为其所熟悉的族群，埃塞尔哈东才特意要以此来指代他彼时的劲敌—几乎统治着整个尼罗河流域的努比亚法老。对于这位亚述王而言，看似不可一世的埃及与库什不过只是几度臣服于先王们的玛甘和美路哈。在此意义上，埃塞尔哈东通过铭文故意“混淆”这两对概念的行为就如同另一块石碑中他对法老王族的刻意矮化一般，是偕同其余一系列举措，构成了高度“帝国式”的政治宣传。
真正意义上的“埃及”乃至更遥远之“库什”在美索不达米亚认知中的缺位，既使得玛甘与美路哈超越了二者，成了更突出的“西部”或“非洲”意象；亦使埃塞尔哈东得以借此巧妙地实现其帝国之自我建构。横亘在埃及与美索不达米亚之间的玛甘与美路哈，实际上分别成就了这两大文明对于异族的想象，而玛甘的消失与美路哈之漂移，也就构成了一对历史性隐喻：前者见证了埃及帝国的兴衰，而后者则是埃塞尔哈东世界帝国伟业中最后但也最为关键的一环—毕竟，只有彻底征服了埃及这一劲敌，亚述之王才能真正成为“世界之王。
一言以蔽之，玛甘与美路哈疑难，本质上即是埃塞尔哈东及嗣后亚述巴尼拔为实现“世界帝国”理想而重构的王权神话及其异族认知，由此亦彰显出彼时美索不达米亚与埃及之间复杂的政治关系与文化心理。无论对于亚述抑或埃及而言，几近不毛之地的玛甘与美路哈都是绝对的“边缘”，是“中心”帝国那无足轻重的缀饰。然而，恰恰是“玛甘”“美路哈”这两个高度“边缘”化的概念，决定性地影响了新亚述盛期的帝国理想，以及整个地中海世界的命运。
文章摘自《世界历史评论》2025年第２期，原文约42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