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崔军锋，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柯星宇，浙江师范大学江南文化研究中心。
【摘要】清中后期以降，绅董渐成基层社会治理的主体力量，但其在中国社会现代转型初期的运作样貌及影响尚待深入考察。1919年上海浦东迎神赛会风波为探讨这一问题提供了一个生动案例。民国早期，为建立官方政治权威和维护地方治安，上海县公署对民间信仰活动加以抑制。面对规模盛大的迎神赛会，县公署态度强硬，联合地方军警进行弹压，引发赛会会首和乡民的强烈不满，以致出现警民冲突。绅董借助自己在公共事务中的影响力和乡民中的威望，以调解人的角色，推动赛会举办与冲突化解。该事件体现出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过渡阶段，绅董作为新旧参半的政治主体，在“补官治不足”与协商调解的传统治理逻辑上，生长并维持着现代自治因素。其虽无法真正消弭基层治理中的深层矛盾，但在近代基层治理体制建设中发挥的作用不容小觑。
【关键词】民国早期;绅董;迎神赛会;现代化转型;基层社会治理;
清中后期以降，“绅董”逐渐突破传统“官役制”，形成官督绅治的地方内生权力机制，成为基层事务的实际管理者，于清末新政时期被正式纳入地方自治制度框架。1919年正值北京政府“自治停办”时期，绅董及其机制亦生新变。同年上海浦东迎神赛会风波，恰好提供了一个用以观察其时绅董实际状况的生动案例。
政府禁令受阻，绅董助推赛会
民国初年，上海县公署明令禁止迎神赛会举办，将其定义为地方陋俗，尤应划除。1919年３月初，上海县知县沈宝昌多次发布告示，严禁迎神赛会。然而此举收效甚微，当地民众“仍竭力举行，欲禁不能”。他“特会同淞沪警察厅长徐国梁”联合行动，甚至预备抽调陆军步兵协同巡警以压制赛会。
绅董作为与民众沟通的重要联络者，亦为县公署要求配合各警署共同劝阻乡民，但其更多采取回避策略。当社庄庙会首丁裕卿被警署传讯时，当地绅董联名保释，并承诺赛会不会滋生事端。在军警弹压之际，洋泾镇市经董刘志涛等人主动调解，立即介入，以缓和紧张气氛，成功劝说军警撤回，双方矛盾才暂且搁置。
不难看出，赛会举办前，上海县公署施行严禁迎神赛会的政策受到极大阻力。绅董名义上下辖于县公署，但在迎神赛会问题上，倾向于乡民一方。虑及绅董本身在地方社会的影响力与矛盾解决的迫切性，县公署只得稍避锋芒，迎神赛会也得以继续举办。
警民冲突迭起，流血事件酿成
社庄庙迎神赛会于４月11日如期举办，当地警厅照旧派出人手前往赛会现场维持秩序，但还是发生了两起意外事件：“几肇火灾”与“覆船险剧”。这两件小事隐隐透露出赛会的治安问题、警民之间可能因沟通不畅而产生冲突，以及后续舆论发酵的可能。这些暗藏在事件背后的矛盾之火在次日吴家厅赛会中被彻底点燃。
警正曾永奎在吴家厅赛会前几番下达禁令，要求停止赛会，但会首和乡民对此选择漠视。４月13日早晨，曾永奎率警直接前往吴家厅赛会现场，试图采取强制措施阻止其举办，导致四名普通民众受伤，矛盾骤然激化。各乡民将怒火转嫁于会首高阿虎。面对僵局，与军警同行的绅董刘志涛等人再次出面，勉强安抚乡民的激愤情绪。４月14日，为防止警民间、会首与乡民间等诸多矛盾再度激化，“刘经董又派人四处劝导，谕令静候解决，勿再生事”。
上海县公署将赛会中的民间信仰贬低为迷信陋俗，并派遣军警协助镇压，以此来达到避免赛会扰乱社会秩序、维护地方社会治安的目的。由于县公署并不代表乡民利益共同体，行事难以得到乡村内部权力文化网络支撑。在无法妥善处理矛盾的前提下，该区警署对禁令的严格执行反倒使乡民感到恐惧和抗拒。而由赛会构成的牢固集体加强了会首和乡民的集体认同感，使他们敢于与军警进行正面对抗。最终仍是当地绅董出面调解才平息事端，而县公署寄希望的军警力量却无能为力，这显然与地方政府的初衷背道而驰。
绅董从中调停，赛会风波平息
赛会结束后，各会首组织紧急会议，商讨冲突事件解决方案，一致决议通过正式的法律途径，利用约法中规定的“信教自由”说法，公推代表起诉涉事警队。如果受伤四人中有人身亡，各会首还将筹集资金塑像为其供奉。
伤者送医后，警方调查并公布结果，实际开枪的是临时调配过来的陆军士兵，而其确切身份尚未确定。这一结论显然存在推诿责任之嫌，无法令受害者家属满意。在进一步调查后，发现事件起因是警正曾永奎得知绅董与会首私下推动赛会，公然挑战官方权威，立即召集警力于次日全副武装前往现场，并让市经董同行，意图阻止赛会举行，导致巡警开枪事件的发生。
与此同时，县公署在处理社会纠纷上力不从心，被迫继续利用绅董治理之优势，使其继续参与调停，针对警民间的矛盾提出相应解决方案。绅董认为在赛会冲突中，警民双方均负有责任，提议以此作为双方协商基础，希冀化解纠纷。双方最终达成共识，伤者家属决定不再追究此事。
面对社会现代化转型中的繁杂基层事务，县公署既有心彻底革新传统自治的社会系统，又不可避免地需要依托绅董这一基层社会自治力量，以缓解治理压力。
但双方利益的分歧，促使县公署在处理官民矛盾时，既对绅董持有警惕之心，又不得不依赖其力量。
基层治理现代化转型中新旧交织的绅董机制
1919年上海浦东迎神赛会风波，是一场典型的官民纠纷，其发生的深层原因在于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初期新旧治理体系间的不适应，以及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不完善。在此次迎神赛会风波中，县公署试图借助现代国家意识形态，取消民间信仰的合法性，并派遣军警协助弹压，以维护地方社会治安，却遭失败。新旧交织中，绅董机制为该事件及其背后所蕴含的传统与现代间矛盾的调和提供了可能。
市乡经董作为县公署辅助，属于官办机构的一部分，需要与警厅协同执行县公署下达的赛会禁令。但作为地方社会精英，绅董的力量始终根植于广大乡民群体之中，代表并维护乡民利益。他们通过劝说、协商等传统调解手段，努力化解官民冲突，为最终解决纠纷奠定基础。
此外，与其他地区相比，民国早期上海绅董机制的选举程序与职能规范相对完善与稳固。尽管受到来自县公署的制约，却对基层社会事务的处理仍有把握，显示出较强的活力与适应性。
总之，绅董及其机制在1919年上海迎神赛会风波中的表现，反映出当时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尚不完善，凸显了绅董在近代基层治理现代化转型中的重要历史作用，从中可窥见基层治理领域传统与现代之间有机结合的潜在可能。
结语
1919年上海浦东迎神赛会风波虽小，却映射出近代中国基层治理的深层问题。绅董尽管被纳入基层治理架构，却推动赛会进程，以维护自身与乡民的利益。政府严禁赛会、派遣军警，可一旦触及社会治安的底线，其必然会优先维护社会秩序稳定，依赖绅董斡旋。绅董机制在“补官治之不足”和协商调解的传统治理逻辑上，生长出并维持与西方自治相契合的现代因素。在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过渡阶段，绅董作为新旧参半的政治主体，虽无法真正消弭基层治理转型中的深层矛盾，但维持了现代化基层治理系统的正常运作，借此得以在地方基层制度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过程中，保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文章摘自《浙江师范大学学报》2025年第４期，原文约16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