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阿慧，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
【摘要】在公元前6—前5世纪期间，分属古代波斯、古代犹太与古代希腊文明的居鲁士圆柱铭文、《以赛亚书》和希罗多德《历史》,各自从“征服者”“受助者”和“回望者”的视角，记载了居鲁士率领波斯人对新巴比伦帝国的征服。三者虽然是对同一场征服的书写，却分别通过强调居鲁士作为“世间共主”“受膏之王”和“异邦人君”的形象，在主题上呈现出对以帝国统治者为主的“王事”、以耶和华神为主的“神事”,以及以人类过往为主的“人事”的侧重。就用意而言，三者分别希望通过解释这场征服，将此事纳入统一的世界统治框架、流动的文化认同体系，以及开放的历史探究传统之中，使其实现普遍的政治化、广泛的理想化与共同的历史化。这不仅反映了不同文明对历史事件的独特解读，也展现了古人如何通过书写历史来连接过去、现在与未来，为多元文明交流互鉴提供了深刻启示。
【关键词】居鲁士;居鲁士圆柱铭文;巴比伦;以赛亚书;希罗多德;
居鲁士圆柱铭文（The Cyrus Cylinder）的全篇、《以赛亚书》（Isaiah）的第44－47章，以及希罗多德（Herodotus）《历史》（Histories）的第１卷第178－200节，它们共同为后世提供了公元前６—前５世纪的古人对居鲁士征服巴比伦一事的历史见证。学界对这三则史料的既往考察，大多分散在古代近东研究、古代犹太研究与古代希腊研究的领域之中。在单独讨论不同古老文明的历史书写所呈现的诸多可能性时，难免因为有关研究过于微观而在系统性上有所欠缺，甚至可能阻碍学者们在专业领域之间的跨域流动与交流。因此，有必要从跨文明比较的视域出发，梳理出在居鲁士征服巴比伦这一历史事件发生的百年内，分属古代波斯、古代犹太与古代希腊文明的历史书写，如何从各自文明特性的角度形成对此事的多元叙述。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关注，在三者多元化的叙述之中，是否隐含着超越古代文明之别的共同的历史关切。
宣告征服、期望救赎、回望过往：呈现征服的三种视角
据学者考证，居鲁士圆柱铭文、《以赛亚书》的作者是出身于巴比伦的书吏（scribes）及被掳掠至巴比伦的犹太先知“第二以赛亚”（Deutero-Isaiah）。从书写定位上看，巴比伦的书吏、犹太的“第二以赛亚”与希腊的希罗多德，在各自的记叙中分别呈现了攻占巴比伦城的“征服者”的视角、在耶和华神的恩典下获释得救的“受助者”的视角，以及对过往所发生之事颇为好奇的“回望者”的视角。巴比伦的书吏所写的居鲁士圆柱铭文，以阿卡德语（Akkadian）书写，也反复提到了在巴比伦的创世神话中具有重要地位的神祇马尔杜克，但它更为强调居鲁士如何取代被神所背弃的巴比伦的昏庸之君，建立起自己的统治秩序，其眼光主要出于胜利者一方。犹太的“第二以赛亚”在《以赛亚书》的第44－47章所做的记录，不仅在整体上始终贯穿着对犹太人所信仰的耶和华神的突出，在用语表达等细微之处也都隐含着根源于犹太文明的意识。它从在困境中将要或已经获得帮助的“受助者”的角度出发，面向居鲁士征服巴比伦一事形成了未来展望式的理解。至于希罗多德在《历史》的第１卷第178－200节中对这场征服的描绘，相比于形成更早的两则史料，它的内容更为丰富可谓是事无巨细、悉究本末。他在作品中花费了大量笔墨，详细勾勒了众多非希腊族群包罗万象的种种情况。既往的考察已经证明，希罗多德在记录书写的过程中，始终保持着一种蕴含于希腊文明的求智思想之中的探索精神。所以，希罗多德关于居鲁士征服巴比伦的叙述，实则是选择以希腊文明的眼光，将自己置身于“回望者”的位置，对遥远的彼方形成观察，呈现了希罗多德历数过往式的追溯。
“王事”“神事”“人事”：记叙征服的三种主题
由于在记叙征服时具有“征服者”“受助者”和“回望者”的不同文明视角，在形象建构方面，居鲁士圆柱铭文、《以赛亚书》和希罗多德《历史》在把握征服者居鲁士的面貌时，也分别强调了他作为“世间共主”“受膏之王”和“异邦人君”的地位，其中隐含着三则史料，各自侧重于以帝国统治者为主的“王事”、以耶和华神为主的“神事”，以及以人类功业为主的“人事”的思想内核。在居鲁士圆柱宣告征服的铭文中构建了他作为一位有能力统御宇宙、主导文明的“世间共主”的形象。这一将居鲁士视为“世间共主”的形象建构，在刻画王的支配的过程中，使人领会到“王事”的主题是居鲁士铭文的书写核心。其内在的叙述逻辑是通过书写王权的转移，强调居鲁士击败那波尼德、占领巴比伦的正当性，及其统治的合法性。而在“第二以赛亚”从犹太族群的角度观望前路的视野之中，居鲁士对巴比伦的征服是耶和华神的意志使然，神才是征服一事真正的主导者，而居鲁士不过是神意的执行者与服从者。拉亚托（Laato）指出，耶和华神膏立居鲁士的行为，仅仅表明神赋予了后者一个阶段性任务，这一任务从征服巴比伦开始，到放归犹太人重建耶路撒冷便告一段落。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居鲁士甚至不是如“第二以赛亚”一般皈依于神、持续为神服务的神圣仆从，而仅仅是神昭示其意志的工具。至于在希罗多德有意以希腊人的方式探求过往的笔端之下，居鲁士虽是兼具魄力与雄才大略之人，却也只是一个凡人。通过关注希罗多德所书写的“异邦人君”居鲁士，能够透视出他借助于强调人的功业及纷争，为这场征服赋予了“人事”的核心属性。
重建秩序、强化信念、探究历史：书写征服的三种动机
在书写“王事”“神事”和“人事”的主题侧重下，深藏在居鲁士圆柱铭文、《以赛亚书》和希罗多德《历史》有关内容之中的，是分属波斯文明、犹太文明与希腊文明思想层面的三种用意动机。居鲁士圆柱铭文的书写意在重建以“卢伽尔王权”为基础的波斯帝国的统治秩序，《以赛亚书》的书写则有意强化以“既定的神意理想”为基础的犹太族群的传承认同，而希罗多德的《历史》是在尝试保留以“人类的所作所为”为基础的希腊人眼中的过往记忆。三者分别在确立政治支配、巩固理想共识、开创历史书写方面发挥了各自的作用。由此，居鲁士征服巴比伦一事便被纳入了统一的世界统治框架，汇入了流动的文化认同体系，加入了开放的历史探究传统。最终，面向波斯帝国的现实统治、犹太族群的未来认同，以及希腊受众的过往观察，在三种古老文明的赓续中实现了普遍的政治化、广泛的理想化与共同的历史化。
不过，贯穿在这三种历史书写传统之中的，其实是同一种立足当下、回顾过往、连接未来的潜在预设，它们在实质上都体现出了一种自发而连贯的历史认识。换言之，即便是在多元共存的不同文明视角下，古人对于同一历史事件的书写，也将不约而同地具有一种贯通古今的共同的历史关切，历史书写的多元化不仅不是客观性的反悖，相反，它成就了历史的精彩。不可否认，不同文明在考察同一事件时会基于自身的情况选择不同的视角和立场。但是，同样不可忽视的是，他们都在书写中形成了观古联今、鉴往知来的意识。三者实际上都在其中萌生出了一种指向文明发展的长远诉求。
文章摘自《世界历史》2025年第３期，原文约20097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