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姜生，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
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昆仑山可谓上古神话系统之轴枢、中国的奥林匹斯山、众神所居的“万神殿”。任何有关昆仑的史料发现，都可能引发热烈讨论。扎陵湖畔“昆仑刻石”即此之属。
扎陵湖畔“昆仑刻石”的释读与分析
青海师范大学侯光良教授2020年７月在青海省果洛州玛多县扎陵湖畔发现“皇帝”等字刻石，后在其专著中公布图片，惜未识出昆仑及年代（侯光良：《昆仑上下：青海的史前文化》，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23年，第118－120页）。中国社会科学院仝涛研究员公布该刻石的识读内容为：“皇帝使五大＝（夫）臣翳将方士采药昆陯，翳以廿六年三月己卯车到此。翳□前□可一百五十里”（释文及有关文物信息，见仝涛：《实证古代“昆仑”的地理位置》，《光明日报》2025年６月８日）。此即目前广受关注的秦始皇遣使采药刻石。仝文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研究基础。
时下众论，皆基于仝文所出摹本和不甚清晰的原石照片。根据现场观察及原石高清照片，更正、补充部分释文内容，可得释文曰：“皇帝使五大＝（大夫）臣翳，将方支（技）采药昆陯，翳以卅七年三月己卯，车到此。翳前行可二百五十里。”该刻石的秦代特征比较明显。其文字为标准的秦篆。文中出现的“五大夫”，为秦代二十等爵制之第九级。需要注意的是，刻石只写“皇帝”而不指出具体哪一位皇帝，正是秦始皇刻石独有的特征，因为秦始皇是历史上第一位也是当时唯一的皇帝，如此书写并不会造成混淆。以往发现的秦刻石皆默认如此行文。及至秦二世，乃发现其问题。过去，金石刻文皆其父秦始皇所为，但是都没有标明“始皇帝”，只是写“皇帝”，如此时间“久远”之后，便不知何人所为，反而会被认为是“后嗣为之者”，不利于彰显秦始皇之“成功盛德”。所以李斯、冯去疾等人请求将秦二世的说明诏书亦刻于石上，秦二世乃准之。研究表明，刻石并非作于“廿六年三月己卯”，刻石的所谓“廿六年”更作“卅七年”，
则干支问题不复存在。秦始皇三十七年三月戊寅朔，己卯为三月二日，并无疑问；其时秦始皇已称“皇帝”十余年。诸贤所质，石自存证，而疑云可消矣。关于“二百五十里”，原石所见，“二”字上面一横，虽仅存右端一小部分，但仍清晰可睹。且秦人言一百多之数时，亦简称“百”，而非“一百”，除非其前有千、万等更高的单位。五大夫臣翳受秦始皇帝之命采药昆陯，行程至此，刻石以志之，以为翳等敢冒严寒冰雪登山寻药履职过程之证。值得注意的是，刻石记翳等尚需前行“二百五十里”（约合今103.95公里）；然翳等使命，要非探寻河源，而在昆仑神药，“二百五十里”之所在所指者何？待考。
秦昆仑采药刻石产生的文化生态和历史背景
秦始皇遣使采药昆仑石刻，从文字、史实诸方面，皆无问题；更多所见，恰恰是与历史背景与文化生态相合。刻石释文公布后，有人对昆仑采药的真实性提出质疑，认为《史记》记载的秦始皇求仙寻药均指向东方大海，未有西向昆仑的记载。这一疑问的思路并不符合历史实际。
有人认为，秦始皇求仙寻药仅在东方大海，所派遣者仅为方士，昆仑刻石与之相悖，因而疑其为伪刻。实际上，秦始皇求仙寻药并不限于韩终、侯公、石生等少数方士，也并非限于海上，而是广泛征调搜集，所以里耶秦简有征调“鮫鱼与山今卢（鲈）鱼”“薏□”等珍稀之物的记载。考虑到征调鮫鱼与山今卢（鲈）鱼的记载在三十五年（前212）八月，征调薏□的记载在三十四年五月，征调良药芳草、五杏药的时间，盖亦与此相近。三十七年昆仑采药之事，更深刻的背景是，其时秦始皇自感时日无多，只能加快寻仙求药的步伐。《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三十六年发生了诸多怪异现象，包括荧惑守心的天象，寓意帝王将死。秦始皇得知自己会在三十七年死亡的天意，而欲通过出游来“变气易命”，可证《史记》出游记载之内在意图。以此为背景，考察秦始皇于三十六年秋冬时节派出“五大＝（夫）臣翳将方支（技）采药昆陯”，即可豁然而解。秋冬时节行路不易，但秦始皇惶恐于命之将终，岂可等待？采药昆仑与海上求仙同类，宗旨皆在寻求“不死之药”，凡是可助秦始皇保命延年者，皆当忽略万险，不计代价，必欲得之，采药昆仑自在其中。
至于昆仑不在秦朝疆域之内而前往采药的问题，要充分考虑秦人在西部世代经营西戎数百年，非常熟悉西部诸戎。的确，秦以临洮为西界，昆仑刻石尚在临洮以西700多公里之外，不在秦的本土之内，路途遥远，然而海上三仙山蓬莱、方丈、瀛洲又焉在秦的疆域之内？且彼时诸国，焉有国界乎？且寻找三仙山的难度不在昆仑采药之下，从未妨碍秦始皇反复派人寻找。对秦始皇而言，求仙寻药自是不计成本、不顾代价的至高追求，至其后期已是秦帝国的首要大事，后人不得以后世观念视之。同时，尚需虑及如下几个问题。一是在先秦时期，昆仑乃是时人信仰的可令人不死的神圣仙山，《山海经》《庄子》《离骚》等皆有记载，求仙自是时人心向往之的大事，有人曾寻找昆仑的所在自当无疑，唯其资源力量有限。入海寻仙的相关记载必以部分亲身经历为基础，并非全为方士虚构。战国秦汉人对昆仑的书写亦复如是，只是文化上、神话中的昆仑，与地理上、秦人所确认的现实昆仑未必完全一致罢了。二是战国以来，先民的科
技和地理空间探索能力大为提高，《禹贡》《山海经》即其典型代表。寻找昆仑山，正是这一时代背景和文化生态的产物。三是我们对于秦汉人的探索能力和探索精神应有充分的认识。吕思勉称战国至汉光武帝之前，寓兵于民，人人习战，故秦有闾左之戍，楚汉相争时萧何发关中老弱，韩信、戾太子驱市人而战，汉武帝发七科谪等，皆可证秦汉民风之普遍强悍（吕思勉：《秦汉史》第十八章，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正因有如此强悍之民风，所以当时不畏艰险、以性命博富贵者不在少数。当然，出使异域的典型代表，如张骞出使西域和甘英出使大秦，其艰难程度、其行程之远（甘英的行程约２万公里），均远超五大夫臣翳采药昆仑。
因此，秦人对昆仑有一定的探索和认知、秦始皇派遣使者采药昆仑，正与秦汉时人勇于进取的精神面貌相合。上引仝文称使者具有不畏艰难、勇于探险的冒险精神，诚是。
文章摘自《文史哲》2025年第３期，原文约4738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