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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第11期部分文章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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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民国时期中西史学交流的特点
作者:张广智
民国时期 ,具有悠久传统的中国史学开始剥离传统的脐带 ,艰难地然而终于迈进了现代史学的门槛。在欧风美雨的浸润下 ,随着西方史学的大步东来 ,为中国现代史学的建设注入了一种新的活力。那么 ,民国时期的中西史学交流史 ,有些什么特点呢 ?一由欧美直接输入为主 ,以取代从日本的间接输入。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 ,国人对西学的了解 ,不再靠以往经日本转手的间接获得 ,而主要改从欧美直接输入。当然这一说法也不能绝对化。如国人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认识 ,五四前 ,主要从日文转译 ,五四后仍继续得益于日本。如李大钊等人对马克思主义的解说 ,就还是依赖日本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河上肇等人的介绍 ①。由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 ,也是经日文转译的。① 但就民国时代的中西史学交流史来看 ,不管是胡适从美国引进了西洋的治史方法 ,何炳松从美国引进了以鲁滨逊为代表的新史学派的思想 ,还是傅斯年从欧洲引进了兰克的史学理论 ,战国策派学人引进了西方的文化形态史观 ,都是从欧美直接输入的显例。对此 ,我们将在下面讨论。在这里 ,我们以梁启超在 2 0世纪最初二十年间引进西方史学中的变化 ,对民......

评荀子的君本论和君民“舟水”关系说
作者:王保国
荀子通常被视为一个民本主义者 ,或者被视为一个具有浓重君本主义倾向的民本主义者。如廖名春先生在《中国文化研究》( 1 997春之卷 )上的一篇论文中就明确坚持上述观点。而近几年一些研究荀子德治思想的学者 ,如张云英、廖建平等也基本上赞成这样的观点。期间尽管有学者———如方尔加等 ,期望继承谭嗣同《仁学》的倾向 ,判荀子为君本论者 ,但学界对孔孟荀传承关系的刻板认识最终阻碍了荀子为君本论者这一观念的扩展。关于荀子的君民“舟水关系说” ,传统论者更是众口一辞 ,将其视为荀子民本主义倾向的铁证 ,并将其广为传播。于是 ,不管是官方机构 ,还是学术刊物 ,一谈起民本思想 ,荀子的“君舟民水”便成了必然引用的词汇。荀子是儒学的传承者 ,这一点是不争的事实。但他的政治学说是在其认为封建政权已经稳固 ,从而抛却了孔孟儒学之于现实的傲慢和迂阔 ,从内心开始皈依于封建集权的前提下提出的。他的君民“舟水”关系说 ,实质上是弱化了孔孟民本主义精神 ,强化了君主专制的力度 ,在根本上构筑了古代儒学君本主义的基本框架。孔孟的民本主义思想表面上被荀子继承 ,但实际上则被削去锋芒 ,硬......

论张家山汉简《津关令》之“禁马出关”——兼与陈伟先生商榷
作者:龚留柱
张家山汉简全文公布后 ,极大推动了秦汉史各个方面的研究。其中的《津关令》内容丰富 ,涉及交通管理、关津制度、马政等诸多方面 ,并可引申考察汉初的政治、经济形势及中央政权与地方当局的关系 ,多为此前文献记载所缺。在相关研究成果中 ,有两文值得注意。一是李均明先生发表于《历史研究》2 0 0 2年第 3期的《汉简所反映的关津制度》 ,[1 ] 将以往居延、敦煌、悬泉等地出土简牍与《津关令》结合起来 ,对汉代关津的设施与职能、通关手续、违禁惩罚措施等方面进行考证 ,并认为张家山出土的《津关令》是“具有普遍适用意义规范关津管理的珍贵资料”。二是陈伟先生发表于《考古学报》2 0 0 3年第 1期的《张家山汉简〈津关令〉涉马诸令研究》 ,[2 ] 重点关注了《津关令》1 8条令文中的 8条“涉马诸令” ,对汉初马政和中央王朝与关外郡国的关系进行了分析 ,特别是对张家山汉简原整理者连接复原的简牍次序提出疑义 ,并按自己的理解对原简令文重新进行了编排。这当然给后来的研究者以很大的启发 ,但本人感到 ,对其中某些问题仍有进一步讨论的余地。一 文本的再讨论《津关令》现存 38......

唐宋地方监察体制变革初探
作者:贾玉英
中国古代地方监察体制在安史之乱以后发生了重大变革。其变革的意义不仅在于唐宋监察制度的演变 ,而且标志着我国封建社会地方监察制度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中外学者对“唐宋变革”的研究多集中在经济关系变革、思想转型、文化差异等问题上 ①,很少探讨唐宋监察制度变革。从对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研究成果看 ,唐宋监察制度的断代论著虽然不少 ②,但至今尚无唐宋地方监察制度变革的论文。本文参考现代政治学的体制概念 ,对唐宋地方监察体制变革的进程、线索和主要原因等问题作初步探讨 ,提出了唐宋地方监察体制变革是我国封建社会地方监察制度前后期分界线的看法。一 变革之历程(一 ) 唐朝前期 :使臣监察系统复杂多变唐朝前期的地方监察体制主要由御史台出巡的监察御史和朝廷派出的监察使臣组成。监察御史“奉制巡按” ,“持有制命” ,[1 ] (卷六○) “掌分察巡按郡县”[2 ] (卷四四 ) ,代表朝廷意旨处理重大刑狱或贪赃案件 ,有极高的威望 ,正如监察御史韦思谦所说 ,“御史出使不能动摇山岳 ,震慑州县 ,为不任职”[3] (卷一一六) 。光宅元年 ( 684)九月 ,武则天设置了左、右肃......

明代中原商路与商品经济
作者:张民服
在中国历史上 ,中原地区长期扮演着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角色。宋元以降 ,中原地区失去了昔日的核心地位 ,然而由于宽广深厚的历史底蕴和天下之中的地理位置 ,仍对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明中期以后 ,中原地区水陆商道畅通 ,形成了四通八达的交通网 ,便利了全国各地商人商帮的出入 ,给中原市场注入了强大的活力。这一时期 ,商品经济亦有了新的发展 ,无论从生产规模、商品种类及流通范围上看 ,还是从市场层次和商业城镇的发展上看 ,都达到了更高的水平。因此可以说 ,商路的开通与商品经济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但以往尚无专文对这一问题进行论述 ,只是个别著作在研究集市庙会问题时简略述及中原的水陆交通状况 ,未作详细考证。在此 ,本文拟对该问题略作些探讨。一明人张瀚在分析明中期以后中原地区的经济形势和交通条件时指出 :“京师以南 ,河南当天下之中 ,开封其都会也。北下卫、彰达京圻 ;东沿汴泗转江汉。车马之交 ,达于四方 ,商贾乐聚。彰德控赵魏 ,走晋冀 ,亦当河洛之分。而南阳下蕲黄 ,入襄郧 ,又与淮泗相表里。若民物殷阜 ,汝宁为优 ,而水陆道里为便矣。......

李鸿章遗片保荐袁世凯说质疑
作者:刘路生
~~李鸿章遗片保荐袁世凯说质疑@刘路生$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广东广州510610李鸿章;;袁世凯;;遗片;;保荐;;直隶总督李鸿章的遗折证明,其中并无传统所说的保荐袁世凯继任直隶总督的内容。又有学者提出李是在遗折的附片中保荐袁世凯的。本文论证,清廷对袁世凯督直的任命,发表在收到李鸿章遗折之前,而且李鸿章遗折中根本没有保荐袁世凯之附片。袁世凯继李鸿章之后督直,是时势使然,无须借重李氏的保荐[1]李吉奎.李鸿章临终举荐袁氏督直问题考辨[A].黎仁凯等.义和团·华北社会·直督[C].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1997. [2]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册[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 [3]胡绳.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 [4]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A].三松堂全集:第10卷[C].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 [5]徐一士.一士谈荟[A].近代稗海:第二辑[M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 [6]王彦威,王亮.西巡大事记[A].......

严复的法制起源说
作者:俞政
关于严复的法律思想 ,李光灿、张国华主编的《中国法律思想通史》已有详细论述 ,内容相当丰富 ;[1 ] 潘念之主编的《中国近代法律思想史》所论比较简明。[2 ] 两书均有不少精彩见解 ,但都没有论及严复的法律起源说。此外在周长龄《法律的起源》一书中 ,作者大量介绍了西方各国多种法律起源说 ,却没有论及中国近代思想家引进西方法律起源说的历史事实 ,因而也就没有提到严复。[3]一 起源说的具体内容(一 )法制起因于人类的忧患意识1 895年在《辟韩》中 ,严复首次涉及法制起源问题。他写道 :“君也臣也 ,刑也兵也 ,皆缘卫民之事而后有也 ;而民之所以有待于卫者 ,以其有强梗、欺夺、患害也。”[4] (p34) 由此可见 ,人世间的种种祸患是人类创建法制的根本原因。刑罚用来制裁社会内部的恃强欺弱 ,军事用来对抗社会外部的弱肉强食。其后在《天演论》中 ,严复为《论二》添加了一个自撰的开头。其中认为 ,法制同宗教信仰一样 ,起因于古人对大自然的敬畏心理 ,以及统治者防范人民的需要。“贤圣之所诏垂 ,帝王之所制立 ,司徒之有典 ,司寇之有刑 ,虽旨类各殊 ,何一不因畏......

中国留学生与现代新儒家——以冯友兰、吴宓为中心
作者:李喜所
一 从一种较为特殊的文化现象谈起一般来讲 ,多数赴欧美、日本等地的中国留学生都推崇西方文明 ,接受西方文化 ,在吸收外来文化的过程中成长为改造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极分子。从总体上讲 ,留学生和中国旧文化是相互排斥的。但被学界习惯上称为文化保守主义的现代新儒家当中 ,也有一批从欧美、日本留学归来的精英 ,个别人还是他们中间的核心和骨干分子。方克立等主编的《现代新儒家学案》一书 ,选择最有影响的代表人物 1 1人 ,其中就有 6人有留学经历 ,占 5 0 %强。这里再加上吴宓和汤用彤 ,一起列表示之 :①姓名留学经历马浮生于 1883年 ,190 3年赴美国圣路易大学留学 ,广泛阅读西方经典著作和探讨最新学术走向。 190 4年归国后 ,又往日本留学一年。姓名留学经历张君劢生于 1887年 ,190 6年赴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 ,专攻政治经济学 ,同时关注哲学和思想文化。 1910年获学士学位。 1911年归国。 1913年往德国柏林大学留学 ,攻政治学、经济学和国际法。 1916年归国。方东美生于 1899年 ,192 0年赴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留学 ,学哲学。 19......

司徒美堂与抗日战争
作者:任贵祥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取得伟大胜利 ,是整个中华民族英勇奋战的结果。海外华侨是中华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 ,他们为打败日本侵略者、实现中华民族的解放 ,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司徒美堂是美洲洪门致公堂的领袖 ,是享誉中外的爱国侨领。抗日战争期间 ,已是耄耋之年的司徒美堂带领美洲侨胞支援祖国抗战 ,为祖国抗战做出了杰出的贡献。然而 ,迄今抗战史学界对他的抗日救国活动尚无全面系统介绍和深入研究 ,本文即对此加以探讨 ,以弥补这个缺憾。一 率先投身抗日救亡 ,挺身护卫抗日人士1931年 9月 ,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 ,打响了侵华战争。而当时的中国政府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 ,致使东北白山黑水、大片富饶国土悉数沦于日本侵略者铁蹄之下。日本侵华得寸进尺 ,四个多月后 ,又在上海制造一二八事变 ;1935年又制造华北事变 ,把侵略魔爪伸进华北。中华民族岌岌可危。面对日本的大举侵略 ,部分国民党爱国官兵 ,冲破国民政府当局的限制 ,奋起抵抗———马占山江桥抗战 ,以蔡廷锴、蒋光鼐为首的 19路军淞沪抗战 ,以及张学良、杨虎城反对蒋介石不抵抗政策发动的西安事变 ,等等。抗日救亡浪潮一......

论反右派斗争对“大跃进”运动的影响
作者:王玉贵
反右派斗争是共和国历史上的一次重大政治事件 ,对当代中国历史的影响复杂而又深远。这里着重考察它与紧随其后的“大跃进”运动之间所存在的因果联系 ,以揭示“大跃进”运动得以发动的深层原因。著名学者邵燕祥曾提出 :三面红旗的“失败同反右派斗争的伟大胜利 ,有没有一些因果上的关联呢 ?”① 另有学者指出 :“反右派斗争中急剧发展起来的‘左’倾思想逐步扩展到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领域 ,终于发展为‘大跃进’的全局性错误。”[1] (p62 9) 可以这样说 ,如果没有反右运动 ,始终尊重科学知识及承载科学知识的知识分子 ,就根本不会有“大跃进”运动的发生。那么 ,反右斗争对“大跃进”运动究竟产生了什么样的严重影响呢 ?学术界至今尚无专文进行论述 ,本文拟作些具体探讨。一反右斗争的高潮过后 ,毛泽东断言周恩来等领导的“反冒进”为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提供了口实 ,并多次对此进行严厉地批评 ,为“大跃进”运动的全面发动扫除了障碍。毛泽东曾明确讲过 :“195 8年的劲头 ,开始于 (中共八届 )三中全会。”[2 ] (p180 ) 又说 :“如无南宁会议 ,就搞不出(社会主......

古巴比伦婚姻习俗若干问题的再考察
作者:国洪更
长期以来 ,古巴比伦时期 (约公元前 1 894~前 1 5 95 )的婚姻习俗是国外的法制史家和亚述学家研究的重要课题。由于不精通古巴比伦的语言 ,法制史家无法深入地研究古巴比伦的原始文献 ,因而往往只注重对《汉穆拉比法典》(以下简称《法典》)有关婚姻的条款的研究 ,他们主要分析了古巴比伦婚姻的性质、与婚姻有关的犯罪、与离婚有关的问题。[1 ] (p2 4 5~ 32 4 ) 亚述学家往往把《法典》看做是一部古代学者的学术著作 ,而不是一部真正的法典 ,[2 ] (p2 83~2 96) 于是他们多从语文学的角度释读古巴比伦时期有关婚姻的原始文献 ,试图用婚姻文献提供的信息重现古巴比伦时期的婚姻习俗 ,他们研究的重点是婚礼的具体过程以及婚姻财产的转移等问题。[3] (p1 2 5) 由于起步较晚与材料的匮乏 ,我国的法制史专家与世界上古史专家对古巴比伦婚姻习俗的研究还很不深入 ,几乎无一例外地依赖于《法典》有关婚姻的条款研究婚姻的性质、离婚等问题。[4] (p38~ 39) [5] (p1 51 ) [6] (p2 74~2 78)然而 ,仔细分析国内外......

1935年萨尔全民公决与英国外交
作者:梁占军
1935年 1月 1 3日 ,根据《凡尔赛和约》的有关规定 ,德国萨尔地区的居民为决定萨尔地区的归属举行了全民公决。这是 2 0世纪 30年代具有重大国际影响的事件之一。作为德国纳粹党上台后所获得的第一个现实成果 ,萨尔地区的回归极大地鼓舞了希特勒的野心 ,促使他进一步走上了彻底摆脱凡尔赛体系的冒险之路。欧洲的国际关系也随之日趋动荡。值得注意的是 ,作为凡尔赛体系的缔造者和维护者 ,英法两国的立场和政策对于萨尔公决的发展和结果是有着直接而深刻的影响的。因此 ,从国际关系的角度来考察萨尔公决的国际背景 ,特别是英法两国的政策和动机 ,对于加深了解纳粹上台初期英法对德政策的脉络和异同 ,对于理解 30年代中后期欧洲国际关系的演变 ,显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国外研究 30年代欧洲国际关系史的著述对于萨尔公决问题一般都有涉及 ,但目前尚未发现有专门系统地探讨该问题的专著 ,而且专门研究萨尔公决的国际背景和影响的论文也不多见。①国内有关著述则更为鲜见 ,相关论述多局限于教材性的概括介绍。因此 ,笔者希望在吸收、参考前人有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结合相关的档案文献资料 ......

1949年尼赫鲁访美的背景及失败原因
作者:王琛
1949年尼赫鲁访问美国是印美关系史和南亚国际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当时 ,新中国报章正确指出 ,美国的目的是企图在亚洲寻找新的反共代理人 ,但在评判印度政策时却得出了基本错误的结论。时至今日 ,我国对该课题深入的学术研究仍未出现。美国学者丹尼斯·梅里尔认为 ,虽然美国在“丢失”中国后希望把印度拉入西方冷战阵营 ,但“当上百亿的美元援助源源不断地流向战略和经济上重要的欧洲国家时 ,印度基本上被忽略了”。这使美国在“丢失”中国后又“丢失”了印度。①中国学者对印度政策的评判与访问结果相反 ,美国学者对访问失败的原因分析也难以自圆其说。本文主要根据《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和印度、巴基斯坦的有关资料 ,对尼赫鲁访美的背景和失败原因作一分析 ,试图弥补国内外学界有关该课题研究的不足。一 尼赫鲁访美的缘起(一 ) 印度经济发展的需要独立初期印度的对美政策是 :在坚持中立主义外交原则的同时 ,竭力向美国寻求经济援助。英国长期的殖民统治和战后美苏两大阵营的对抗 ,造就了印度的反殖、反帝、中立和不结盟的独立外交政策。国大党领袖、印度政府首任总理兼外交部长贾瓦哈拉·尼赫鲁则是这一......

20世纪50年代美国政府关于核报复战略的内部争论
作者:石斌
一1 95 3年 1 0月 30日 ,艾森豪威尔正式批准题为《国家安全基本政策》的NSC1 62 /2号文件 ,[1 ] (p577~ 597) 标志着战后美国军事外交战略的一次重大调整已经完成。文件所确立的国家安全战略通常被称为“新面貌”战略 ,其核心内容有两点 :其一 ,提出了“大平衡”的目标 :“应付苏联对美国安全的威胁 ,同时避免严重削弱美国经济或损害美国的基本价值和制度” ,即新战略必须兼顾外部“安全”与内部“繁荣”两大目标 ;其二 ,决定在军事上奉行以“核威慑”为理论基础、以原子武器为主要手段的“大规模报复”战略。艾森豪威尔政府修订国家安全战略的指导思想是搞“大平衡”。NSC1 62 /2号文件试图通过倚重美国的战略优势尤其是核优势来平衡外部“安全”与内部“繁荣”这一对矛盾 ,但文件对核武器的使用、威慑的对象和范围、关键地区与“灰色地区”的关系、全面战争与局部战争的关系等问题的界定相当模糊。例如 ,在核武器使用问题上 ,文件既宣称“在敌对状态下 ,美国将把核武器看做是像其他军火一样能够使用的武器” ,同时又承认 ,核武器具有很大的局限性 ,苏联......

断裂与延续:意大利历史发展的特征
作者:高海林
传统的断裂与延续这个历史现象 ,在意大利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反复出现 ,而且十分引人注目。它可以使意大利史研究者极为容易地抓住意大利历史发展中的几条线索。因此 ,可以说 ,传统的断裂与延续 ,乃是意大利历史发展的一个鲜明特征。一 从西罗马帝国灭亡到意大利统一意大利是罗马帝国的发祥地和核心地区。自从 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 ,意大利就失去了政治上的统一 ,处于外族统治下的千余年分裂割据的悲惨境地。在 1 861年意大利王国建立之前 ,“意大利”仅仅是一个地理名词。这对意大利人来说 ,是一次“传统”的断裂。然而 ,在漫长的分裂沦亡时期 ,罗马帝国的辉煌始终是意大利人争取实现民族独立与国家统一的精神动力 ;建立一个以罗马为首都、恢复昔日疆界、领土不可分割的意大利国家 ,始终是意大利人崇高的奋斗目标。在从但丁到马志尼的历代贤哲的著作中 ,充满了对于分裂沦亡亦即西罗马帝国灭亡这一“传统”的断裂之痛苦 ,充满了对于独立统一亦即西罗马帝国复兴这一“传统”的延续之向往。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运动之本质 ,固然是对人文主义的彰显 ,但是 ,无论哪一个认真研究过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的人 ......

试析殷海光晚年的“五四”观——以《中国文化的展望》为中心
作者:张艳
早在 1 95 0年代中期 ,我国台湾地区自由主义思想家殷海光就指出 ,要想对中国问题有一个根本的认识 ,必须做两项长期的工作 ,其中之一是探讨“代表早期五四思想的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失败”原因与“是否可能移植英美自由主义所蕴涵的文化与制度及使其在中国泥土上生根的问题 (当然不是指原样照搬 )”。[1 ] (代序二 ,p8) 这说明 ,殷海光已开始反思五四运动并探讨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1 960年 ,雷震案与《自由中国》事件发生 ,殷海光的人生道路发生重大的转折 ,从以撰写政论文章为主 ,转向以学术著译为主。 6年之后 ,他的《中国文化的展望》一书得以出版 ①,它重在“论列中国近百余年来的社会文化对西方文化冲击的反应” ,并以此为基础 ,“试行导出中国社会文化今后可走的途径”。[2 ] (序言 ,p1 ) 该书堪称殷海光多年来思考“五四”问题的一个总结。以往研究殷海光的学者就殷氏彰显五四精神等方面关注颇多 ,却很少触及他对五四的学理阐释与评判。本文试图以他晚年最重要的学术著作《中国文化的展望》(以下简称《展望》)为核心 ,着重考察其晚年关于“五四”问题的思考 ......

读《唐宋开封生态环境研究》
作者:吴海涛
开封作为与西安、洛阳、南京、北京、杭州、安阳齐名的七大古都之一 ,学界对其研究已取得众多的成果。然而开封城市史的研究仍有较大的拓展空间 ,这尤其表现在城市历史地理背景与生态环境基础方面。程遂营博士的《唐宋开封生态环境研究》一书 ,正是以唐宋时段开封的历史地理背景和生态环境基础为切入点 ,探讨了古都开封的兴衰史。一世界古老文明的兴衰 ,往往与生态环境有直接的关系。恩格斯曾指出 :“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 ,为了想得到耕地 ,把森林都砍完了 ,但是他们梦想不到 ,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成为荒芜不毛之地 ,因为他们使这些地方失去了森林 ,也失去了积聚和贮存水分的中心。阿尔卑斯山的意大利人 ,在山南坡砍光了在北坡被十分细心地保护的松林 ,他们没有料到 ,这样以来 ,他们把他们区域里的高山畜牧业的基础给摧毁了 ;他们更没有预料到 ,他们这样做 ,竟使山泉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内枯竭了 ,而在雨季又使更加凶猛的洪水倾泻到平原上。”[1 ] (p51 7~ 51 8) 文明的兴衰不仅仅是人为因素 ,还在于自然环境的变化 ,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人类......

“近代中国乡村社会权势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作者:翁有为,徐有威
中山大学历史系、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香港科技大学华南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近代中国乡村社会权势国际学术研讨会”于 2 0 0 4年 7月 1 2日至1 5日在广州中山大学召开。与会中外学者就“近代中国乡村权势问题”交流了各自的研究成果。乡村史研究是区域史和社会史研究的重点和热点 ,既是史学研究“眼睛向下看”呼声的体现 ,又是史学研究深入和拓展的结果 ,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其现实意义也十分凸显。乡村宗族问题 宗族问题是乡村史研究中不可回避的重点。上海师范大学唐力行采用文献资料 (作者发现的宗族文书 )与田野调查相结合的方法 ,力图重建抗战时期徽州一个村落———宅坦村———宗族社会的生活实态 ,他提交的论文《重构抗战前后一个古村落的宗族生活》 ,通过具体详实史料而重建史实 ,认为宗族与士绅以及由他们构成的地方网络使传统庞大的国家机器与民众之间形成富有弹性的政治结构 ,正是这一弹性结构使徽州乡村走过了八年抗战的艰难岁月。厦门大学陈支平的《清代泉州黄氏郊商与乡族特证》 ,认为黄氏郊商族人对事业的追求首在读书仕进 ,但鉴于其后辈能进入举人、贡生阶层的人有限 ,他......

《睡虎地秦墓竹简》译文商榷(二则)
作者:陈长琦
~~与苑计”。由上述简文可以理解 ,由于计簿失实而受到处罚时 ,如该官的官长即官啬夫应罚一甲 ,它的上级———令、丞则应由于失察而罚一盾 ,“其吏主者” ,即主持编制计簿者 ,“坐以赀、谇如官啬夫” ,也应罚一甲。而“冗吏、令史掾计者”即参与了计簿编制工作的众吏、令史们则应同令、丞一样 ,罚一盾。比起官啬夫与主持编制计簿的吏来说 ,冗吏、令史参与计簿编制者们的处罚要轻一半 ,因为他们不是直接责任事故者。同样 ,“司马令史掾苑计 ,计有劾 ,司马令史坐之 ,如令史坐官计劾然”。司马令史参与苑计 ,计簿不实而受责罚 ,如同令史在其它官署因参与计簿编制、计簿不实而受罚的标准一样。倘若把“司马令史掾苑计”中的“司马令史”与“掾”连续 ,作为“司马令史掾”来理解 ,那么“计有劾”的话 ,受罚的就应该是“司马令史掾” ,而不应该是司马令史。否则就是法律的矛盾 ,犯错的是“司马令史掾” ,而处罚的板子却打在“司马令史”的身上。《效律》没有规定“计有劾”情况下“司马令史掾”受罚的条款 ,亦可说明不存在“司马令史掾”这样的吏名。“司马令史”与“掾”不是相连的吏称。“掾”是动......

我国古代华夏人的肤发观
作者:郑慧生
~~我国古代华夏人的肤发观@郑慧生$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钱俨和《吴越备史》
作者:邹劲风
~~钱俨和《吴越备史》@邹劲风$南京大学历史系

中央根据地乡村政治制度的创建
作者:余桂芳
~~人 ,千五百人以外 ,每加千人 ,加派代表一人 ,如不能满千五百人之乡 ,亦得派代表一人。”(《苏维埃临时组织法》 ,见《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 ,第 4 12页 ) 这个组织法第一次把乡村政权的建设系统化、组织化 ,统一了根据地政权组织的形式和产生办法。但它仍然是很粗糙的 ,如乡民选举代表的基础过大 ,每 15 0 0人才产生一名代表 ,不可能充分代表农民的意愿 ,同时管辖区域过大也不利于政府效率的提高。鉴于这种情况 ,中共闽西委员会召开了代表大会 ,专门就苏维埃政权问题作出了决议案。会议肯定了 192 8年夏天永定暴动后 ,闽西苏维埃政权建设的成就 ,同时也指出了存在的四个问题。一是乡苏维埃委员会直接由群众大会产生 ,没有建立在代表会议的基础上 ,群众大会人多嘴杂不便讨论 ,结果往往是少数委员决定一切 ,这样引导广大群众参加管理政权事实上成为一句空话。二是革命委员会不是政权组织 ,但却成了少数人把持包办政权建设的机关 ,它的长期存在便会影响到正式政权的建立 ,甚至替代政府的职能。三是革命委员会内部组织凌乱 ,没有分工 ,严重影响了工作效率。四......

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文化变迁
作者:孙兰英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 ,儒家思想更多表现的是一种文化政治化、政治文化化的存在。文化政治化是通过孔子的圣人化、儒家文献的经学化和科举制等一系列制度规范来保证儒家的独尊地位及其同权力之间的密切联系 ;政治文化化是指一定的政治制度和法律体系通过不断的社会化过程 ,逐渐内化为政治共同体成员所奉行的价值行为准则。它与政治系统互为因果 ,是中国古代君主政治赖以生成、运转和发展的文化背景。一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形成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发轫于夏商周三代 ,定型于两代 ,经历代统治者采用一系列制度设计建立起儒家思想在中国政治文化中的独尊地位。正如帕森斯所说 :“价值系统自身不会自动地‘实现’ ,而要通过有关的控制来维系。在这方面要依靠制度化、社会化和社会控制一连串的全部机制”(帕森斯 :《现代社会的结构与过程》 ,梁向阳译 ,光明日报出版社 1988年 ,第 14 1页 )。文字的出现为春秋战国时期从王官学向诸子学的转变提供了知识上的准备 ,当孔子作为复兴殷商的圣人出现在世人面前时 ,孔子所崇尚的周礼也自然成为后世所遵循的礼仪规范。在“天下无道 ,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