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击查看详情
中国全新世大暖期与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农业文明
作者：王星光
在人类文明的长河中,作为大自然之子的人类,必然要受到生态环境的影响。并且越是在人类的蛮荒时代,这种影响就越显著。全新世大暖期是地球演化史上进入第四纪全新世以来的第一次气候适宜期,它对人类的进化、农业文明的形成和发展产生有深刻的影响。一 “仰韶温暖期”及“中国全新世大暖期”“仰韶温暖期”的概念可追溯到竺可桢先生在1972年发表的《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一文。他在对我国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深入研究后得出结论道:“在近五千年中的最初二千年,即从仰韶文化到安阳殷墟,大部分时间高于现在 2℃左右。一月温度大约比现在高 3℃ 5℃”[1]。这篇文章虽然没有提出仰韶温暖期的概念,但已率先指出从仰韶文化时期到殷商时期是生态环境比较适宜、气候较为温暖的时期。竺可桢的这一见解与国际学术界认同的全新世中期出现过世界性的气候回暖期———“全新世气候最佳适宜期”的看法正相吻合,由于这一时期和仰韶文化存在有一定的关系,所以我国有学者称之为“仰韶温暖期”[2]。这一概念在 1978 年出现后,逐渐被学术界所采用。如龚高法、张丕远等先生在1987年发表的《历史时期我国气候带......
水资源环境变迁与乡村社会控制——以清代汉中府的堰渠水利为中心
作者：佳宏伟
一 引 言汉中地区位于秦巴山区西段,“群山环抱,汉江合流。内为平壤,外则险。周以崇山峻岭,倚天插戟,断崖裂岫,蛇退猿愁”[1](p17)。清代隶属于汉中府,领一州(宁羌)八县(南郑、褒城、城固、洋县、西乡、凤县、沔县、略阳),后又增设留坝、定远以及佛坪三厅。水系以汉水为主干,汉水北岸水系,自西徂东,有沮水、褒水、文水、水、溢水、水、酉水与金水河等,纵贯于秦岭褶皱地带,支流的流向,多沿褶皱山峰的轴向东西贯注,或自西东流,或自东西汇,与秦岭南坡顺斜自北南流的河流形成方格水型,褒水及水之间,此种现象最为明显;汉江南岸各河流,或流经水成岩地层,或贯穿于火成岩块,对于河流的流向亦有不同的影响,在火成岩区,水系分布多为树枝状,在水成岩区,常以其构造为转移,没有方向可循,流向较为紊乱。[2](p42~44)降水分布的区域性差异亦十分明显。汉江以北年降水量以褒河为界,其东由南向北递增,变幅在 900 毫米~1000 毫米;其西由北向南递增,变幅为800毫米~1000 毫米。汉江以南和嘉陵江流域,年降水量由北向南递增,变幅为 700毫米~1700毫米。由于受季风气......
论战国赵都中牟的历史地位
作者：李久昌
中牟是战国初期赵国的都城。自公元前 423年赵献侯迁都中牟,到公元前 386 年赵敬侯徙都邯郸,历经献侯、烈侯、武公、敬侯三代 4 君 37 年(一说38年)。赵都中牟虽然时间不是很长,但赵国在这一时期以中牟为中心,抓住时机,顺应潮流,进行政治改革和在中原的扩张,最终实现了由封闭到开放,由卿士到诸侯的战略转折和跃进,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由此奠定了赵国前期历史文化的发展格局。因而,赵都中牟的 37 年,是赵国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关键时期,在赵国历史和三晋文化研究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价值。一 赵献侯迁都中牟与赵国由封闭到开放、由卿士到诸侯的战略转折和跃进 关于中牟的地望,历史记载不一,“解说纷歧”[1](卷二十二《水注》),归纳起来,主要有三说:即河南中牟说、河北邯郸邢台之间说和河南鹤壁说。《史记·赵世家》载:“献侯少即位,治中牟。”《正义》曰:“荡阴县西五十里,有牟山,盖中牟邑在此山侧也。”古荡阴县即今河南汤阴县,鹤壁则是在原鹤壁集的基础上于 1957 年 3 月由汤阴县析置而成的省辖市,市区在汤阴县西约20公里处。鹤壁市区西部与林州市搭界处,今......
宋代雇婢性质浅析
作者：桂始馨
在中国古代乃至近代史上,奴婢一直广泛地存在于社会当中,对这一阶层及其来源问题进行研究是史学界关注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唐以前,奴婢的来源主要有买卖、罪没、战俘、家生等,这些奴婢一般都是终身服务于主人家中。到了宋代,情况发生了变化,出现了“雇”这一新现象。当时很多奴婢都是被主人“雇”进家中并“立定年限”的。对此,史学界有不同的看法。以漆侠、王曾瑜、柯昌基、王延中、宋东侠等先生为代表的主流观点认为,这里的“雇”已是雇佣,并成为宋代奴婢的主要来源。根据是:不仅较为普遍地使用“雇”字,双方还须签订契约,并有一定的年限。① 而余贵林先生则以妇女为着眼点,认为她们被雇实际上仍是“对妇女人身的转让”,是“一种实际意义上的买卖关系”。② 惜着墨不多。面对上述分歧,笔者认为有必要对这种现象作深入分析,以确定其性质。当然,笔者只打算考察奴婢之一部分———婢女,探讨雇婢之性质。由于水平有限,不对之处,敬请各位先生斧正。一雇佣制在我国可谓历史悠久,远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出现了,至两宋已相当发达。[1]在保存至今的有关宋代的各种资料中,“雇”的出现频率相当高,有“雇役”、“雇募”、“雇......
辜鸿铭对“黄祸”论的回应
作者：罗福惠
19世纪末 20 世纪初,当欧美列强为了瓜分中国并企图用基督教使“中华归主”而先发制人地虚构“黄祸”威胁之际,以孙中山先生为首的革命人士曾据理批驳,以正视听。与此同时,在政治上和文化上都持保守主义态度的辜鸿铭,也作出了自己独具特色的解答。由于辜氏的此类文章均用英文写作,而且发表在外国人所办的刊物上,因而对外影响可能更直接。但因此也就不为大多数中国人所知道。1996 年黄兴涛大量收入辜氏西文作品的《辜鸿铭文集》问世之后,才使读者发现,这个自命为“真正的中国人”的文化怪杰,对“黄祸”论和“谁是魔鬼”这种挑衅式的问题,有着有理有据、极具价值意义的及时回应。一由于辜鸿铭能阅读多种西文,且广泛接交外国人士,故能充分了解西方喧嚷“黄祸”威胁的来龙去脉及问题的严重性,也能明确具体地对一些“黄祸”论者作指名道姓的批驳,体现出他言词犀利的论辩风格,而且有关批驳不是泛泛之论。“黄祸”论出现不久,他就尖锐地指出,论者显然不仅是为“贪求物质利益并着眼于贸易目的的自私”,而是欧洲的“殖民政策”这个“庞大的吃人恶魔”,才“激起了这位显然是中世纪欧洲最后的一位皇帝,去绘制了那幅‘黄......
辜鸿铭对晚清历史的独特认识
作者：袁咏红
辜鸿铭在国外生活学习二十余年,相当了解欧美历史文化。1884年进入张之洞幕府后,又刻苦钻研中国儒家经典,因而为学兼通中西。清末长期生活在武昌、上海、北京三地,除充当张之洞的幕僚之外,还担任过上海疏浚黄浦江工程局中方总办,清廷外务部的郎中和左丞,直到 1910 年秋才脱离政界。辜氏除关心中西文化、中外关系问题之外,对政治尤其是晚清和民初的史(时)事和人物也有许多思考和议论,反映出他对近代社会变迁的独特感受。包括他在中外关系方面谴责外来侵略、拒斥西方文化的主张在内,尽管其观点是“大疵而小醇”,但仍然值得研究者重加梳理。一虽然辜鸿铭在欧洲学习11年,通晓多种语言文字,得到文、哲、理、工、神学等多个博士学位,但给他思想以决定性影响的却是 18 世纪末、19 世纪初一度在欧洲流行的浪漫主义。辜氏在其文章中引用最多的卡莱尔(辜氏是卡莱尔的嫡传弟子,卡莱尔有名著《法国革命史》)、阿诺德、罗斯金、爱默生、海涅和歌德的文句和诗歌就是证明。这股浪漫主义思潮从多种角度批判和否定发展中的资本主义文明,反对资本主义对个性的压迫,抨击物质主义、功利主义和自私自利,视其为庸俗、卑鄙......
试论20世纪30年代初冯玉祥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
作者：王晓荣
冯玉祥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就其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来说,他曾在20世纪20年代的大革命时期和30年代初的察哈尔抗日时期与中共有过两次合作。关于大革命时期的情况,近年来有的学者所作的认真研究,有助于推动该领域研究的日趋深化。① 而关于冯玉祥在中原大战以后与中共的关系,学术界的研究比较薄弱,虽然也有论著在不同程度上有所涉及,但始终存在着粗浅或片面、零碎的缺憾。② 本文拟通过对有关史料的深入挖掘和系统梳理,并利用一些新公布的档案资料,就此问题进行探讨。一1930年中原大战失败后,冯玉祥离开军队,在山西过着亦耕亦农的隐居生活。但就冯玉祥自身的特殊经历来说,由于他毕竟是个统兵带将许多年,并曾几度影响国家政治的实力人物,在与蒋介石的较量中败下阵以后,他是不会甘于寂寞,安闲于退居林下的。他必将寻找机会有所作为。据冯玉祥随从人员回忆,冯在这期间既读书写字、练拳习武,也捐资助学、修路建桥,“表面上似乎悠闲自在,而实际却有着‘髀肉复生’之感”[1](p110)。下野以后,冯玉祥甚至因“精神很苦闷,常常一个人跑到山头上高声呼啸,以发泄心中的郁闷之情”[2](p82)......
1949~1952年北京市摊商联合会筹备委员会初探
作者：崔跃峰
摊商,又称小商小贩,是日常经济生活中一个常见的商业群体,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一个特殊的利益群体,①但遗憾的是,它尚未进入国史研究者的视野,更未有人对其组织进行专门的研究。本文充分利用北京市②档案馆所藏的有关这一组织的原始档案,对 1949~1952 年③北京市摊商组织的具体情况进行了考察,通过这一区域性的研究,以期丰富我们对当时摊商社会的认识。一 摊联会筹备委员会的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因长期战乱而备受煎熬的北京市大批城市贫民为了谋生而从事摊贩经营,他们成分复杂④,经营地点多集中在交通要道和繁盛街区,一部分兼搞投机贸易,成为北京市政府构建社会新秩序的极大阻力。为消除这一羁绊,北京市政府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并采取相应举措,其中比较重要和得力的,便是采用群众组织方式———建立摊贩联合会筹备委员会⑤,以强化对摊贩的管理和控制。动员摊贩成立自己的组织以加强对摊贩的管理,是北平接管之后政府在管理摊贩的过程中逐渐摸索出来的经验。北平市原有的摊贩,并无自己的组织,国党民政府时期对其的态度是强制取缔与整饬。政权更易之后,为维持市场稳定和交通秩序,北平市政......
约翰·密尔与社会主义
作者：秦胜军
约翰·斯图亚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1806~1873)①是19 世纪英国思想界的巨擘。他一生有大量的著述,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学、政治学、哲学、伦理学等学科领域,被誉为“维多利亚时代的亚里士多德”,还被视为英国自由主义的“教父”。[1](pxlviii)他的《论自由》被奉为自由主义的经典。哈耶克指出,在密尔去世后的 40 年间,没有人像他那样“统治着自由主义思想界”[2](pxvi)。然而,作为自由主义思想大师的密尔,对社会主义也有浓厚的兴趣。库若(Oskar Kurer)认为,密尔的理想社会是社会主义式的,在那样的社会中,阶级斗争将终结,因财富分配而引起的纷争也将得到解决。库若指出,密尔的这个思想被许多学者所忽视,现在应该还其在密尔思想体系中应有的位置。他说,对密尔而言,“如果放弃社会主义,就等于放弃人类改善的希望,放弃美好的未来”,因为这是密尔“思想的中心支柱”。[3](p201)由此可见,学界对密尔思想总体特征的认识存在巨大的差异。关于密尔与社会主义思想的关系,国内学界还未见有论述的文章。② 本文拟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以厘清密尔......
美国州与大麻管制“联邦化”的形成
作者：张勇安
《1937 年大麻税法》是美国历史上第一道管制大麻的联邦立法,它的颁布标志着大麻管制“联邦化”的形成,并为其后四分之一世纪的大麻管制铺平了道路。本文试图从州与联邦在管制大麻上的互动关系为切入点,对州在1912~1937年间大麻管制历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大麻税法》的形成过程进行历史的梳理和考辨①。拙见认为,州是美国大麻管制的先驱和领头雁,是联邦大麻立法的积极倡导者和参与者;反过来,联邦政府通过联邦麻醉品局的工作又推动了州大麻法的出台和统一,使州与联邦在大麻管制问题上形成了良性的互动关系。但是,20 世纪 70 年代后,部分州蜕变为大麻合法化的积极主张者和实践者,州在大麻问题上的立场前后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州与联邦在大麻管制上由良性互动关系到对立的历程,在一定程度上彰显了美国联邦体制固有的弊端。这种州与联邦在毒品管制上的不一致性甚至冲突,是导致今天“美国痼疾”的根本原因之所在。一 大麻管制的源起:大麻从合法到非法的蜕变大麻在美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殖民地时期。1611年,英国殖民者在弗吉尼亚的詹姆斯敦附近培植了第一株大麻。其后,大麻开始在更广阔的地区开花结果......
论16、17世纪之交西北欧商人商船南下地中海
作者：罗翠芳
16世纪中叶,地中海世界①是欧洲经济重心区:它既是国际转口贸易中心,又是货币金融中心。而北意大利是地中海世界的中心,威尼斯与热那亚是重要的海军强国,拥有许多商船队,威尼斯商人控制着地中海东部贸易,热那亚商人则控制地中海西部以及大西洋贸易,以威尼斯、热那亚为代表的意大利北方城市国家主宰着欧洲经济世界。到17世纪中叶,荷兰毫无争议地取代了意大利北方城市国家而成为欧洲经济世界的主宰,欧洲经济重心从地中海沿岸转移到大西洋沿岸,并且在欧洲西北部形成了一个以荷兰为中心,英、法等为卫星国的新资本积累体系。这一新体系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西北欧商人商船在16、17世纪之交南下地中海世界这一历史过程的结果。在西北欧商人商船大规模南下之初,西北欧还只是地中海世界(意大利北方诸国资本积累体系)的一个边缘或半边缘区,而当大规模南下过程结束时,西北欧已经成为欧洲经济重心,地中海却沦为西北欧世界的半边缘区。这一前一后历史现象的相继发生,并非是一种巧合。因为从某种角度上来说,那段历史过程曾对荷兰商业帝国的建立、欧洲经济重心的北移以及新体系的形成有过十分重要作用。一16、17 ......
多维视野中的“革命”——西方“革命学”研究历程评介
作者：王泽壮
中国古人曾经用“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来描述急遽而深刻的社会变化,这其中隐含着积极、肯定的价值取向。公元前 21 世纪,古埃及旧王朝时代法老珀辟二世被推翻时,曾有这样一段文字来描写当时的情形:“真的,许多死者被葬在河里;河流是坟墓,而尸体防腐的场所已变成河流。”“真的,贵族是不幸的,然而贫民则十分愉快。每一个城市都说:‘让我们镇压我们中间的有势力者吧。’”“真的,国家像陶轮一样翻转过来;强盗是财宝的占有者,而[富人则变成了(?)]抢劫者。”“真的,[南方的]船已被破坏;城市被毁灭而上埃及已变成空虚的荒野。”[1](p7 8) 这段描述,反映的也是革命时期的场景。至于近现代以来发生的无数次大小规模的革命更是不胜枚举。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和平时期是常态和主流,但革命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也是不可低估,尤其是在社会转型和变迁的时刻。因此,世界历史正是在和平与革命的相互交错中开辟了通向现代的发展历程。各大文明单元,几乎无一例外地都经过革命的洗礼。四千多年前的文字,至今读起来仍有惊心动魄、刀光剑影之感。为什么一个貌似强大的统治会被他的“暴民”推翻? 从这一政治现.....
积累·自觉·创新——读张晋藩先生的《中国近代社会与法制文明》
作者：翁有为
读了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著名法学家张晋藩先生的新作《中国近代社会与法制文明》(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一书,深深为张先生充分的学术积累、深刻的学术自觉和可贵的学术创新的风格所感染,仅就笔者认识所及,谈一点读后的心得和看法,以求教于智者。一在治学的道路上,古往今来的学术史一再昭明:只有经过勤奋不懈的努力和充分的学术积累,才能达到该学术领域的深度、广度和高度。张晋藩先生的《中国近代社会与法制文明》一书,是他长期治学积累的又一重要结晶。张先生在中国法律史领域的辛勤劳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张先生在《中国社会科学》、《法学研究》、《中国法学》、《政法论坛》等学术刊物上发表专业论文200余篇,在中华书局、法律出版社等出版《清律研究》(法律出版社 1992 年版)、《清朝法律制度史》(中华书局1995年版)、《清朝民法综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中国法制通史》(十卷本,法律出版社 1999 年版)、《中国法律史论》(法律出版社1982年版)、《法史鉴略》(群众出版社1988年版)、《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明史·选举志》编纂考述
作者：郭培贵
在我国古代史书中,以“选举”立目,对官员的培养、选任和考核黜陟制度进行专门记述的,始于唐代杜佑《通典》;该书二百卷,共设九门,分别记述自上古至唐代中叶的典章制度;而《选举》门六卷,名列第二,排序在《食货》门之后;体现了作者对选举制度的高度重视。纪传体正史中设《选举志》,则始于北宋薛居正等撰《旧五代史》;之后,《新唐书》、《宋史》、《金史》、《元史》、《明史》,皆有《选举志》。其中,《明史·选举志》,自康熙十八年至乾隆四年,先后经过了三个阶段的纂修,分别完成于万斯同一稿、王鸿绪二稿和张廷玉定稿,兹就各自特点及其地位简述如下。一清开史局修《明史》,虽始于顺治二年,但进入实质性修撰阶段,实始于康熙十八年。自此,由徐元文总裁,众史臣分工撰写,万斯同负责审定;“历十二年,而史稿粗就,凡四百一十六卷”[1](p287)①。其中,《选举志》八卷,分别为:科目分上、下二卷,其中,上卷记乡试;下卷记会试、殿试,附载武科举。学校分上、中、下三卷,其中,上卷记贡途,即国子监生之来源,包括岁贡、选贡、恩贡和纳贡;中卷记国子监;下卷记府、州、县、都司、卫、所儒学,附载宗学、社学......
晚明士人自我意识的张扬与历史评论
作者：向燕南
历史评论,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主体对于历史进行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的活动。因此,主体自我意识的强弱、思想自由度的强弱,对于主体进行历史评论时的能动性和独立性具有重大的影响。在中国古代,长期以来,由于封建专制制度的广泛实行,个人的自我意识是不被提倡的,甚至要受到极端的排斥或压抑,思想往往被压抑在狭窄的维度间而得不到伸展,并影响人们对于历史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然而这“铁桶般的黑暗”,就在晚明时期,因社会多种因素发展的影响,开始被稍稍打破,士人的自我意识获得空前的张扬,并影响于正宗意识形态表现最顽固的史学。在自我意识觉醒的同时,人们也开始对正宗价值观支配下的历史定谳表示出自己的怀疑,一时求新、求异,蔑视传统观念,大翻历史陈案,务以自己的新的价值观、历史是非观评判历史的历史评论蔚为新的史学思潮,构成了晚明史学发展的新景观。一 王学的思想解放意义一切须从王阳明心学理论的提出说起。英国哲学家罗素(Bertrand Russell)曾说:“哲学家们既是果,也是因。他们是他们时代的社会环境和政治制度的结果,他们(如果幸运的话)也可能是塑造后来时代的政治制度信仰的原因。”......
“留学生与中外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作者：郭常英
由南开大学、徐州师范大学以及东京旅日华人史学会联合主办的“留学生与中外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2004年10月 16 日至 19 日在天津和徐州召开。来自美国、法国、日本等国以及中国大陆、港台地区的百余名学者与会。这是迄今为止国内规模最大的一次研究留学生的会议,也是一个高水平的学术盛会。会上,学者就留学生与中外文化问题提交了各自的最新研究成果。会议体现了如下特点:对留学史的研究对象从时间上和空间上进行了新的拓展;对留学生群体和个案的研究进行了进一步挖掘;在研究方法上,体现了现代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在学术理念上,则淡出了意识形态的制约,体现了研究的纯学术性;另外,史料的运用也呈现推陈出新的景象。纵观选题,可谓视角开阔、观点新颖,充分体现了学术的创新精神以及同现实的紧密联系。一 留学运动与重要留学人物鸦片战争以后,面对灾难深重的民族危机和文化危机,在中国大地上出现了持续不断的留学运动。它是中国人开眼向洋、走向世界整体的一部分,也是中国社会转型和文化转型过程中一种特殊的运动。而留学生及其群体,就是中国最早、最直接走向世界的先行者和推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特殊的群体......
从《清明上河图》看宋廷的腐败统治
作者：周宝珠
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是一幅著名的历史风俗画,它深刻而细腻地表现了当时社会各阶层的真实生活,反映了东京城市的市容风貌,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大多重视该图所表现的城市繁荣,甚至认为是反映宋徽宗时期的“太平盛世”、“政治上治平”、(邹身城:《北望家园———故宫长卷名画“清明上河图”考释》,《中州今古》1983 年第 2 期)“政治清明”(张亦文:《清明杂谈———从〈清明上河图〉谈起》,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而对该图所揭示的宋廷腐败统治的一面则很少涉及,或者根本不谈,这是很不全面的。应当说,该图在反映当时东京城市繁荣方面是成功的,给人以强烈的感受,从这一角度去评价画图,基本上也是正确的。但是,宋代社会,包括城市在内,繁荣的背后,同时也存在着腐败,我想这一点是不会有人疑惑的。那么,作为现实主义画家的张择端注意到了没有? 他在画图中有没有反映出来? 进而言之,画家反映出来了,观画者是否认识到了,这就是本文要提出的一个重要问题。笔者认为,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在表现市肆繁荣的同时,又以特有的眼力和技巧适当地表现了北宋统治的某些腐......
晚清女子学校教育的肇始
作者：王振国
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延续,使得男尊女卑的伦理观念在人们头脑中蒂固根深。“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信条,直接导致了时至19世纪末叶的中华帝国尚无一所可供广大女性读书学习的校园。女性文盲状态的普遍性,与中华民族拥有数千年文明史极不协调的尴尬局面,终于在欧风美雨东渐的晚清时期受到了世人的关注。一每一个激烈变动的时代,都有代表本时代的思想家。康有为的《大同书》虽然成书较晚,但其思想的孕育却在百日维新之前。《大同书》剖析了当时中国妇女在封建伦理重压下的数种苦难,其中之一就是“不得事学问”。康有为认为,造成千年封建帝国之所以在两次鸦片战争中一败涂地,除却封建专制制度的极端腐朽外,另一重要原因就是各类人才的极端匮乏。改变晚清时期政治生活中的沉闷局面,必须“兴学选才”,而“兴学选才”决不能排斥占人口总数二分之一的广大妇女。正是因为千百年来的礼教社会排斥妇女于学校教育的大门之外,才造成了晚清社会“抑人才而塞文明”,“背天心而逆公理”。因而主张晚清变革的当务之急是“宜先设女学”,且“章程皆于男子学校同”,以奠定未来“大同世界”的男女平等和各自独立之基础。(康有为:《大同书》,......
如何正确认识“毛泽东时代”
作者：马志赟
从新中国成立到毛泽东逝世,共 27 年,人称“毛泽东时代”。对这段历史,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评价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历史,总的说来,是我们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并取得巨大成就的历史。”(《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册,第794页,人民出版社 1982年版)但现实中人们总是讲错误者多,说成就者少,好像错误是这一时期的主流,在一些国人特别是青年中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因此,如何正确认识这段历史还是需要解决的问题。笔者不揣浅陋,略陈管见。一 应充分认识新中国的发展基础是“一穷二白”,极其薄弱 列宁指出:“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列宁全集》第 2 卷,第 154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 2 版)因此,要正确认识“毛泽东时代”,首先必须弄清它的起点。众所周知,新中国成立时,毛泽东等共产党人接受的是个“一穷二白”的烂摊子:军事上,全国尚未完全解放,100多万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