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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第7期部分文章摘要

信息来源: 暂无 发布日期: 2016-01-01 浏览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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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战争补说
作者:董楚平
近年我出了一本论文集《农民战争与平均主义》(方志出版社2003年),书前有一篇万余字自序《多情自古伤别离》。自序中说,这本论文集的出版是我与农民战争史的“最后一次握别……不过,我不是‘薄’之人,我的心会永远挂着她的”。自序的最后一段写道:农民战争史的大船,载着历史的重负,搁浅于无边的荒漠之中,几乎被人遗忘,无人问津。但愿这艘大船,还能升起缕缕炊烟,争取早日驶向长河,驶向海洋,奔向常新常鲜的红日。这需要宽松的学术气氛,良好的学风文风,踏实的研究精神。这工作恐怕不是我的同辈们所能为,而只能寄希望于常新常鲜的年轻一代,和历史学界以外的‘隔行’学者。至于我自己,只能拖着疲惫的身子,一步一回头地离它而去……由于年龄、健康条件以及其他研究任务缠身等原因,我今后不可能再来研究农民战争了。但是,近日《史学月刊》李振宏先生来电话约我参加关于农民战争的笔谈,我却欣然承诺,因为我还有一些话想要补说。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农民战争史曾是中国史学界的最大热门,文化史是个冷门,当时甚至没有“文化史”这一“门”。改革开放以后,文化史成为最大热门,农民战争史变成最大的冷门,现在......

历史动力惟一论统摄下的农战史研究
作者:孟祥才
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的农战史研究即陷入低谷,至今也没有复苏的征兆。与五六十年代此一领域热闹非凡的局面相比,不啻霄之别。不过,曾经参加和关注农战史研究的学者,正可借此机会,对建国后大陆的农战史研究进行一番深入沉潜的反思。平心而论,建国后大陆的农战史研究还是有成绩的,这主要表现在大量资料的整理,多部中国农民战争通史和断代史的出版以及数以千计的论文的发表,特别是对诸如农民战争的性质、农民军所建政权的性质、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农民战争与宗教的关系、农民思想与皇权主义等问题,以及相关的如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阶段及特点、中国封建土地制度的特点及发展演变、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特点及发展变化等问题,都进行了认真而热烈的讨论。然而,应该看到,由于建国后直到“文革”结束的20多年中,政治对学术的干扰特别严重,加之所有学者都是在一个错误的理论框架内进行研究,因而,从理论学术层面看,所取得的成果是十分有限的。早在80年代初,王戎生先生就指出,建国后大陆的农战史研究是在一个“全称判断”的理论指导下进行的。这一理论的核心是: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

意识形态与历史:近50年来农战史研究之检讨
作者:王学典
从极热到极冷,近50年内的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经历了对比强烈的炎凉两重天。大体说来,前30年即从1949至1979年,是农民战争史研究的极热阶段。近20年特别是近十几年,这一研究则进入了极冷时期。以致于有人惊呼,农民战争史这一学科在最近十几年已从史坛上突然消失了(董楚平:《农民战争与平均主义·自序》,方志出版社2002年版)。现在看来,极热固不正常,极冷似乎也值得注意。农民战争史研究从一个与时代主题高度契合的研究领域转而成为一个与现实走向直接冲突的学科,可能是此一研究由热到冷由以发生的基本原因。其中的关键,是这一领域与主流意识形态之间长期以来所结成的特殊关系。———兴于意识形态,也衰于意识形态,农民战争史研究的由热到冷,自始至终可能都主要是一种意识形态事件。这一事件所蕴涵的丰富社会史内容看来还有待于学术史家们的深入发掘。应该承认,改革开放前的30年是一种“革命党理论”即“革命意识形态”在中国占主流地位的30年,而农民战争史研究就是在这一意识形态背景下兴盛和繁荣起来的。认为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以来的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史;劳动人民对剥削阶级的任何造反行动都是近代意......

制度设计与农民历史命运——农民战争史研究视角问题琐议
作者:臧知非
对中国农民战争史的研究在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和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曾经有过两个高潮。因为意识形态的原因,尽管这两个高潮的研究路径和基本内容相同,但其价值取向和研究结果则迥然有别。五六十年代的研究,受历史为现实政治服务的影响,而现实政治的核心就是阶级斗争,自然地以极大的热情从阶级斗争的角度研究古代农民战争问题,充分肯定农民战争对中国历史发展的促进作用。尽管对农民战争促进历史发展的具体方式以及作用大小还存在着分歧,但无论是明确地表述农民战争是历史发展的惟一动力还是含糊地说农民战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肯定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则是一致的。随着十年“文革”的结束,人们在政治上反省现实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给社会发展所造成的巨大灾难的时候,对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又逻辑地重新审视,或者从农民阶级不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这个理论前提出发,以农民的封建性和落后性为依据,否定农民战争的历史推动作用;或者以战争的破坏性为由,以历史上的农民战争给社会生产带来的破坏作用为依据,否定农民战争的历史促进作用。反对的观点则认为,农民的落后性和封建性是地主阶级的统治和剥削造成的,农民战争......

论孔孟的人格范式
作者:秦永洲
人格是个体行为的全部本质,也是中国人安身立命的基本精神支柱和自我信仰基础,所谓的自信、自尊、自强、自立,都必须以对自身人格的信仰为基础。高尚的品格,是人性最高形式的体现,它能最大限度地展示人的价值。一孔子人格类型的初步建立对人格信念的珍视和执著,强调个体品格的完善和高扬,并使其理想化、典型化,是儒家道德人格的基本特征。为此,孔子一方面强调人对个体品格的能动作用,即道德的自觉和自律,主张“士不可以不弘毅”[1](《泰伯》),“人能弘道,非道弘人”[1](《卫灵公》);又倡导用圣人之言、礼乐制度、人格典范来规范、诱发人们的人格意识。为了发挥人格典范的表率作用,孔子把仁、义、礼、智、信、忠、孝、节、廉、恭、宽、敏、惠、温、良、俭、让等几乎所有的道德素质统统集中到理想的载体君子身上,创造了一个完美的理想人格形象。在《论语》中,“君子”频繁出现,“君子谋道不谋食”[1](《卫灵公》),“君子义为上”[1](《阳货》),“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1](《颜渊》)等等,比比皆是。“君子以厚德载物”[2](《乾卦》),“博闻强识而让,敦善行而不怠,谓之君子”[3](《......

汉代“海溢”灾害
作者:王子今
《论语·公冶长》记载了孔子的话:“道不行,乘桴浮于海。”海,曾经被看作避世的方向。战国以来燕齐方士的海上求仙探索,反映了一种新的海洋观。自秦始皇实现统一之后多次巡行海上起,秦汉帝王对海洋的关注,成为显著的历史文化现象。海洋的经济文化作用,也逐渐突出。吴王刘濞据有海洋资源,据说掌握了可与汉王朝相匹敌的财富,也成为终于为最高统治者所不容的因素之一。汉武帝东巡,沿海行程也曾经留下深刻的历史印迹。这些现象,都体现汉代人的海洋意识有了新的时代气象。与此相关,在汉代灾异史中,可以看到关于海洋灾难的记录。一汉代的“海溢”记录《汉书·天文志》写道:元帝初元元年四月,客星大如瓜,色青白,在南斗第二星东可四尺。占曰:“为水饥。”其五月,勃海水大溢。六月,关东大饥,民多饿死,琅邪郡人相食。”有学者认为,这是中国古代“目前所知最早的海啸”,也是“最早的地震海啸”。[1](p291,p297)“五月,勃海水大溢”之后出现关东地区的“大饥”,不知道二者之间是否存在一定的联系。而“琅邪郡人相食”事,虽发生在沿海,不过不是“勃海”海滨,而是当时的“东海”海滨。《汉书·元帝纪》对于相关事件......

晋元帝军府机构设置特点考论
作者:张军
东晋是军府制度成型的重要时期,此前严耕望先生已对这一问题有所论略。[1]不过,之所以成为定型期,我的理解,以为这一时期的军府能够在西晋末期战乱之后将既有的或战时权宜的作法沉淀下来而形成一些制度上的规定,从而使军府在内部机构、幕僚构成等诸多方面都渐有一定的模式。又如学界早已揭示的,两晋又是尚书省发展的重要时期,已渐成为“国务总汇”的政权中枢机构。所以,此一时期的军府模式与尚书省之发展应有密切关联,在军府的特性上亦应有所反映。鉴于学界对东晋前期的军府研究尚付诸阙如,①本文拟就上述方面对在军府制度发展历程中颇有承前启后之功能的晋元帝军府加以探讨。诸所周知,司马睿渡江一举开启了东晋南朝在江左立业的局面。作为奠定东晋一代之规模的晋元军府不仅人才骎骎臻盛,其建制对东晋南朝之军府制度也有着深远的影响。司马睿先后任平东将军、监徐州诸军事(永兴二年至永嘉元年);安东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假节(永嘉元年至五年);镇东大将军,兼督扬、江、湘、交、广五州诸军事(永嘉五年至建兴元年);左丞相、大都督,督陕东诸军事(建兴元年至三年);丞相、大都督、督中外诸军事(建兴三年至建元元年)等......

山南道在唐代政权安全体系中的战略地位
作者:周尚兵
贞观元年(627),唐廷因山川形便,分天下为十道,山南道为其一,时辖有荆、襄、邓、商、复、郢、随、唐、峡、归、均、房、金、夔、万、忠、梁、洋、集、通、开、璧、巴、蓬、渠、涪、渝、合、凤、兴、利、阆、果等33州。唐睿宗景云二年(711),以山南道所部阔远,分山南为东、西二道,西道辖有梁、洋、集、通、开、璧、巴、蓬、渠、涪、渝、合、凤、兴、利、阆、果等17州;东道辖有荆、襄、邓、商、复、郢、随、唐、峡、归、均、房、金、夔、万、忠等16州。《唐六典》卷三在记山南道的辖地时说:“东接荆、楚,西抵陇、蜀,南控大江,北据商、华之山。”指出了山南道实际控制着长江中游的荆襄地区及汉水流域的秦巴山地,这决定了山南道在李唐地缘安全体系中占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一李唐地缘安全战略的确立陈寅恪先生较早从地缘战略的角度考察了唐代政治的发展变化,指出:宇文泰以关陇一隅之地而能吞并盛强之高齐政权,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以关中地域为本位,融冶关陇地区胡、汉为一体,结成了物质、精神两方面均利害与共的关陇政治集团,故能锐意进取、由弱转强而灭高齐。[1](p17)[2](p14~15)“关中本位政策”为......

孙觉《春秋经解》四库本讹误考析
作者:葛焕礼
北宋孙觉《春秋经解》的版本卷数问题,历来为目录学家歧争难断。此可由《四库全书总目》所论述而窥见一斑:《宋史·艺文志》载《春秋经解》十五卷,又《春秋学纂》十二卷,《春秋经社要义》六卷。朱彝尊《经义考》据以著录,于《经解》注曰存,于《学纂》、《要义》皆注曰佚。然今本实十三卷,自隐公元年至获麟,首尾完具,无所残缺,与《宋志》所载不符。考陈振孙《书录解题》,载《春秋经解》十五卷,《春秋经社要义》六卷,而无《春秋学纂》。王应麟《玉海》载《春秋经社要义》六卷,《春秋学纂》十三卷,而无《春秋经解》。其《学纂》条下注曰:其说以《谷梁》为本,及采《左氏》、《公羊》、历代诸儒所长,间以其师胡瑗之说断之,分庄公为上、下云云,与今本一一相合。然则《春秋学纂》即《春秋经解》之别名,《宋志》既分为二书,并讹其卷数,《书录解题》亦讹十三卷为十五卷,惟《玉海》所记为得其真矣。[1](卷二十六)四库馆臣依据“今本”(抄入《四库全书》的底本———“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1](卷二十六),本文所据为《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以下简称四库本)与《玉海》所载《春秋学纂》注解“一一相合”,遂断言“《春秋......

谈宋初之“欲武臣读书”与“用读书人”
作者:邓小南
宋代士大夫对于“本朝祖宗”的“立制垂范”有许多阐说,假若我们逼近历史的细节,则会发现其中的某些说法经不起验证。但宋人曾经那样表述,也大多那样相信,这实际上反映出宋人的“本朝史观”问题。今人做宋史研究,离不开宋代的史料,当然也不能脱离宋人对于宋代史事的理解。但我们不能不意识到“理解”与“史实”既相关联,又具有性质上的不同。作为研究的出发点,需要把层层包裹的解释与史实本身剥离开来。在学界对于北宋初期朝廷政策的讨论中,“文武关系”是重要的议题之一。近一二十年来,有不少相关的研究成果问世①。在以往的研究中,论者经常引述宋太祖“欲武臣尽读书以通治道”以及“宰相须用读书人”的说法,以其作为判断文武关系的重要指标。事实上,提倡“读书”与“用读书人”,在宋初的历史上经历着曲折渐进的过程;在宋人的相关说法中,有事实,也有叠累式的塑造②。本文所要讨论的,是与宋初的“读书”、“读书人”(“书生”)以及文武关系相关的二三说法,希望能够藉以加深我们对于宋初实际变化过程的理解。一宋初对于“读书”的提倡从宋代的史料看,太祖赵匡胤曾经大力提倡“读书”。据《宋史》卷一《太祖本纪一》载,建隆......

太平天国的经济政策与中西文化
作者:冀满红,燕红忠
太平天国的经济政策和经济建制是中国传统因素沉积和积累的结果,也是西方商品输入和基督教文化影响之下的产物。史学界对太平天国的经济政策多有研究,成果颇丰,①但是缺乏从近代中西文化冲突的角度进行探讨,本文拟从经济政策和中西文化冲突的互动层面对太平天国运动进行一些粗浅的分析和探讨。一太平天国经济政策的设置及其演变太平天国的许多经济政策早在金田起义前后的斗争实践中已经得到了初步实施,体现太平天国经济建制和经济思想的主要纲领性文件则是1853年建都天京之后所颁行的《天朝田亩制度》。根据《制度》规定,在土地和其它生产物上实际要执行的是带有很强的公有制色彩的“上帝”所有制;在个人消费品的分配上,太平天国领导者及其民众追求的则是一种“处处平均”、自给自足的供给制度和绝对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在《天朝田亩制度》中不仅详细规定了土地等生产资料的使用和分配原则,而且还规定了副业生产和分配的方案。“凡天下田,树墙下以桑。凡妇蚕绩缝衣裳。凡天下,每家五母鸡,二母彘,无失其时。”“凡当收成时两司马督伍长,除足其二十五家每人所食可接新谷外,余则归国库。凡麦、豆、苎麻、布帛、鸡、犬各物及银钱......

论晚清地缘政治困局
作者:尹海全
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变迁,是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中实现的,历史的演进过程亦是在特定空间中进行的,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理环境,便是这特定空间。历史不仅在时间上是连续的,而且在空间上也是无限的;历史学不能只看到时间的流动,而忽视空间的存在。研究全球史背景下的晚清历史,更应该充分考虑全球范围内的时空互动关系。章开沅先生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倡导中国近代史研究要“上下延伸,横向会通”①。何芳川《世界历史上的大清帝国》②、邵永灵、时殷弘《近代欧洲陆海复合国家的命运与当代中国的选择》③、刘新华、秦仪《略论晚清的海防塞防之争》④等对此进行了有益探索,拓展了晚清史研究的空间意义,但仍受断代史和国别史研究范式之影响,在时空互动方面犹嫌不足。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1500年以后的世界历史为长时段背景,在全球时空互动中分析晚清三大地缘政治困局之成因、特征及其影响,探讨晚清社会变迁的地缘政治因素。一地缘战略上的两难选择陆海复合国家的形成。中国地缘政治特征之演进与变迁包括相对稳定的自然因素和因全球及周边国家(或地区)兴衰而引起的人文因素两部分;其变迁大势由陆权国家向陆海复合国家转变。这一......

“间岛问题”的历史真相及中日交涉的历史经验
作者:衣保中,刘洁
所谓的“间岛问题”原本并不存在,是日本帝国主义在日俄战争后,为了扩大对东北边疆的侵略而蓄意挑起的外交争端。本文拟对“间岛问题”提出的国际背景、日本利用朝鲜移民越江私垦捏造“间岛问题”、日本以无中生有的“间岛问题”胁迫清政府承认其对延边乃至东北南部地区的侵略权益等问题进行系统研究,以揭示“间岛问题”与当时东北边疆政治、经济、军事危机之间的关系,深刻总结中国在“间岛问题”交涉中的历史经验。一“间岛问题”的由来日本在1868年“明治维新”之后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日益狭窄的销售市场和有限的原料产地难以满足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因此,日本很快走上了近代帝国主义侵略的道路,把侵略目标瞄准其周边国家,朝鲜和中国的东北就成为日本帝国主义对外扩张的牺牲品。中日甲午战争后,清政府被迫签订了《马关条约》,在中国承认朝鲜完全自主的名义下,日本实际控制了朝鲜。在1904~1905年间为争夺中国东北和朝鲜半岛而爆发的日俄战争,又使日本成为最大的获利者。《朴茨茅斯和约》不仅承认了日本对朝鲜拥有特权,而且将战前由俄国独享中国东北的利益分为两部分,长春以南的“南满”划为日本的势力范围......

论蒋介石与抗战期间的军事会议
作者:杨菁,杨树标
抗日战争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合作为中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进行的。在国民党正面战场的作战过程中,蒋介石召开了一系列军事会议,就各次战役作出分析和总结,由此反映了蒋介石的抗战军事思想。过去史学界对正面战场论述很少,更别说军事会议了,即使提到第一次南岳会议,也是从批判的角度去评论;后来对正面战场的探讨多起来,而对军事会议仍很少提及和论述。一几次重大军事会议几次重大的军事会议有:二十二次统帅部会议(1937年7月至8月),四次南岳会议(1938年11月、1939年10月、1941年10月和1944年2月),柳州会议(1940年2月),参谋长会议(1940年3月),西安会议(1942年9月),恩施会议(1943年7月)和黄山会议(1944年7月)。(一)统帅部会议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时以何应钦为首的统帅部,根据蒋介石的指令、中国的军事实力及有关军事情报,连续召开了二十二次统帅部会议,对抗战作了部署,中心思想为:1.不放弃和平。“现在我准备未周,开战难操胜算,必在此最困苦关头,能忍耐渡过。若日方真如其宣传,确不欲事态扩大,......

论南京国民政府抗战的思想文化准备
作者:田海林,黄延敏
学术界对南京国民政府抗战的思想文化准备虽有涉及①,但仍存在以下问题:1.大都局限于仅从新生活运动与抗战准备之关系来认识;2.对“华北事变”前特别是“九一八事变”前的思想文化准备缺乏必要的追溯与梳理;3.囿于主客观条件,对涉及国民党抗战准备的官方档案材料利用度偏低。因此,有必要对此进行全面的历史考察。一抗战思想文化准备的酝酿(从“济南惨案”到“九一八事变”)南京国民政府抗战的思想文化准备,始于1928年的“济南惨案”。无论观之于蒋介石个人的言论,还是考之于南京国民政府的政策,都能证明这一点。第一,“济南惨案”后,蒋介石萌生了仇日雪耻的思想。1928年5月“济南惨案”发生时,蒋介石虽然为“北伐”绕城而过,酿成惨祸,但事后他对此耿耿于怀,如鲠在喉。他在给南京中央军校师生讲述惨案经过时仍悲愤填膺,认定5月3日是“中华民族最耻辱的一个纪念日”,并进而指出:“凡中国人,凡是我们黄帝子孙,对于这种耻辱是永远不能忘怀的”![1](p6)“何以雪之,在自强而已”![2](p26~27)他还曾致电国民党中央党部,要求以后每逢“国耻日”应“督率全国国民,埋头准备,艰苦奋进”。[......

澳美马努斯基地使用之争——兼析战后初期的澳美关系
作者:汪诗明
1941年12月7日,日本对美国珍珠港军事基地的袭击,宣告了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同时也给美国的孤立主义者当头一棒。而长期视大英帝国为其安全保护屏障的澳大利亚,也在英国爱莫能助的残酷现实面前,倒向了美国一边。有趣的是,澳、美两国由于英国的缘故而长期处于较为边缘的双边关系,现在却由于日本的威胁而变得密切。1942年3月,澳美战时军事同盟正式建立。该同盟的缔结不仅是对日本法西斯侵略势力的重重一击,而且增进了澳美两国人民之间的合作、了解与友谊,并为未来双边关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甚至提供了一种范式。澳大利亚政治家和外交家正是基于上述认识,才对战后澳美关系的发展尤其是防务合作有所期待,并把战后马努斯(Manus)基地①的使用视为双方在战后继续防务合作的基础甚至双边关系加强的纽带,但事与愿违。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澳美双方在这一问题上的认识难以趋同,这种分歧又对日后澳美关系的发展尤其是防务合作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国内史学界尚无人对此作专题研究。笔者认为,解读这一论题,对于认识战后亚太地区国际关系的变化以及冷战时期澳美同盟关系的建立均有裨益。一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有效反击法西......

华沙会谈与中美对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的处理
作者:李春玲
1958年8月23日中国炮击金门后,9月15日,中断了近二十个月的中美大使级会谈恢复。对于大使级会谈与中美处理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之间的关系,相关的学术研究存在着不同的观点。以肯尼斯·扬(Kenneth T.Yang)对会谈的经典研究为代表,认为1958年9月至11月的10次会谈证明12年的中美大使级会谈是值得的,华沙会谈在控制和缓和危机方面起到了有益的作用。[1](p14)[2](p93)[3](p181~184)而以直接参加大使级会谈的雅各布·比姆(Jacob Beam)的看法为代表,强调在危机期间会谈所起的作用微乎其微,实际上没有提出什么新的建议。[4](p119)[5](p226~227)通过系统研读相关档案文献资料可以看出,对中国而言,在“大跃进”的国内政治背景和“革命外交”的政策指导下,中美大使级会谈成为中共中央决策者特别是毛泽东炮击金门决策中的“文戏”,其最初的目的在于通过谈判摸清美国的“底牌”,配合炮击的“武戏”,使国民党主动撤出沿海岛屿,以此不仅鼓舞全国人民进行“大跃进”的劲头,而且可以向苏联表示,只有通过斗争才能迫使美国人让步,而非简单的......

关于“经世致用”思潮的几点质疑
作者:王宏斌
在研究晚清社会思潮时,有的学者认为中国在嘉庆道光年间出现了一股“经世致用”学术思潮,并且产生了一个“经世派”,不仅如此,还把这种“经世致用”思潮与第一次鸦片战后的“师夷制夷”思潮按照逻辑的因果关系联系在一起。这篇文章资料丰富,观点新异,在一家重要杂志发表之后,产生了很大影响,各种论著辗转抄录,不下数十篇,这些文章观点千篇一律,几成定论,直到现在尚无人就此提出质疑。笔者仔细推敲,不仅“经世致用”的提法不妥,容易产生歧义,而且“经世派”存在的现实根据也不足,就连“经世”观念与“师夷制夷”之间的历史逻辑联系也是值得怀疑的。一“经世致用”的提法值得商榷“经世”一词,在中国古代典籍中大致有三种涵义:一是时代经历,例如,“子孙相承不绝,历年经世以至于今”([1]卷二十)。二是经历世事。这两种涵义与本文探讨的内容无关。三是“经理世事”或“经纬世事”,都是治理国家的意思,与“经济”、“经世济民”等词义相近。“经世”一词在先秦儒家经典中尚未出现,在先秦诸子学中也很少使用,只有《庄子·齐物论》使用过一次:“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六合之内,圣人论而不议;春秋经世,先王之志,圣......

对冯筱才先生“回应”的几点说明
作者:沈晓敏
著名历史学者章开沅先生和桑兵先生都曾说过(大意):“写文章应从正面立论,不宜与人商榷、争论”。此言不虚!我尽管已经注意到了,但还是注意得不够,拙文《也谈浙江省自治运动———兼与冯筱才先生商榷》(《史学月刊》2003年第10期,以下简称拙文)因为有了“兼与”,故又引来冯先生的回应①,并引出一大堆新的问题。冯先生对拙文指出的错误和问题避重就轻,却大谈对“军阀”、“运动”等的定义和理解[1](p114~115)、“一般历史论文”的“写作程序”及叙事与分析何者更重要[1](p116)、学术批评的游戏规则[1](p115~116)等问题。本不愿再写专文进行所谓的“回应”或“说明”,但冯文的某些论断及文中涉及的史实,使笔者仍觉得有再讨论的必要。一所谓“结论反驳”能否成立诸问题拙文对冯先生的结论如自治运动“需要魅力型人物出场”、“并非简单由于‘军阀扼杀自治’”、众多的利益维度削弱了运动的持久性等进行商榷,论证是否达到了目的,当由第三者评说。围绕此问题,冯先生又提出了一些说法:冯先生说:“‘众多的利益维度无疑会削弱运动的整合力和持久性’,主要是针对本文的讨论焦点———19......

“中国现代社会心理和社会思潮学术研讨会”概述
作者:刘长林
由中国现代史学会、中共四川省委党校、四川大学、四川师范大学举办的“中国现代社会心理和社会思潮学术研讨会”于2004年8月17~19日在成都市举行。会议主要讨论了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研究中国现代社会心理和社会思潮的重要性及其方法问题。中国现代史学会会长郭德宏教授的《中国现代社会心理和社会思潮研究述评》回顾了中外史学家对社会心理和社会思潮研究重要性的论述,指出考察它们与历史事件发生的关系,是“史家最要之职务”,社会心态稳定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研究社会心态具有社会预警功能。应从社会心理和社会思潮的分析来说明很多历史事件发生的原因,而不应像以往仅仅把这些历史事件发生的原因归结于某个党派、政府、集团或个人。二是社会思潮与中国现代历史进程的关系问题。广东警官学院沈晓敏副教授的《省宪与省选———1921年浙江联省自治高潮中的一个插曲》通过重建浙江自治运动的历史,说明了一个具有美好初衷的社会思潮,一旦付诸实践,就会因其与现行社会法律制度、文化思想及其背后所代表的利益发生冲突,与原来的预期相去甚远。中山大学孙宏云副教授的《陈之迈与抗战前的“民主与独裁”论战》从参与论战......

“天王狩于河阳”地望考
作者:王丰
一“天王狩于河阳”地望说异“天王狩于河阳”,发生在公元前632年10月。当时,春秋霸主之一的晋文公为了联合其他国家讨伐许、卫,召集了一次盟会,并强使周襄王参加,以达到“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目的。周天子贵为天下共主,而晋文公仅仅是刚刚被封为侯伯的臣子,这在对“礼崩乐坏”深恶而痛绝之的孔子看来是不能直书的,因此他在编写《春秋》时就把此事隐言为“天王狩于河阳”。对于此事,我国的重要历史典籍均有记载,其中涉及地望的主要有以下几处:《春秋·僖公二十八年》:“冬,公会晋侯、齐侯、宋公、蔡侯、郑伯、陈子、莒子、邾人、秦人于温。天王狩于河阳。壬申,公朝于王所。”涉及的地名是温、河阳。《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记述的比较详细:“冬,会于温,讨不服也。”“是会也,晋侯召王,以诸侯见,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训’,故书曰‘天王狩于河阳’,言非其地也,且明德也。壬申,公朝于王所。”所涉及的地名也是温、河阳,亦无其他地名。《史记·周本纪》记:“二十年,晋文公召襄王,襄王会之河阳践土,诸侯毕朝。书讳曰‘天王狩于河阳’。”这里提出了一个较具体的“狩”地:河阳践土。和践土有关的地望在......

“齐临菑十万户”辨
作者:张继海
西汉前期,齐都临非常繁荣。《史记》卷52《齐悼惠王世家》曰:主父偃方幸于天子,用事,因言:“齐临十万户,市租千金,人众殷富,巨于长安,此非天子亲弟爱子不得王此。”“齐临十万户”等语,《汉书》卷38《高五王传》所记与《史记》相同。《史记》中还有一条关于战国时期临人口的材料,即卷69《苏秦列传》曰:“临之中七万户,臣窃度之,不下户三男子,三七二十一万,不待发于远县,而临之卒固已二十一万矣。”这是苏秦游说齐宣王的话。今本《战国策·齐策一》所记与此略同。由于中国古代关于城市人口的记载十分缺乏,没有其他材料可资印证,不少学者据此认为临人口由战国时的七万户增长到西汉前期的十万户,并以之作为这一时期城市迅速发展的证据。笔者近来将《史记》和《汉书》对照阅读,越来越怀疑上述看法。“七万户”还是“十万户”,差别只在“七”和“十”两个字上,而笔者在《史记》和《汉书》中发现大量同记载一件事而“七”、“十”相混的例子。这里只举数例,以见一般:《史记》卷56《陈丞相世家》曰:“七年而卒。”《汉书》卷40《王陵传》曰:“十年而薨。”《史记》卷102《张释之冯唐列传》曰:“......

魏晋南北朝绘画艺术的审美观念
作者:王大勇
在先秦、两汉哲学和美学的基础上,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绘画艺术获得了巨大发展。这一时期,曹植的《画赞序》确立了绘画艺术的地位,顾恺之的“传神论”提升了绘画艺术的审美特性,谢赫的“气韵生动”则成为中国绘画艺术审美与创作的最高准则。因此形成了魏晋南北朝时代绘画艺术鲜明的审美观念,即:重情感、求传神、讲气韵、法自然,从而为中国美学审美观的确立和发展,奠定了决定性的基础。一重情感魏晋南北朝时期绘画审美观的论述以曹植的画论《画赞序》等为代表。在建安文学及美学之中,仍存在先秦儒学所包含的古代人道主义和仁政的思想,那一时期对人生的深沉感慨也没有完全超越前代。而曹植认为观画者能产生“仰戴”、“悲惋”、“切齿”、“忘食”、“抗首”、“叹息”、“侧目”等不同情感,第一个从审美意义上阐发了绘画与人类情感的互感作用,并且绘画自身的形式功能也受到颇多关注。但是曹植作为统治阶级的一分子,仍摆脱不了儒学的影响,这种“成教化、助人伦”的绘画功能论,与孔子参观周代明堂,观尧舜之容与桀纣之像同出一辙,也对后世的绘画评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俞剑华《中国古代画论类编》,人民美术出版社2000年版)亚里......

张学良与中东路事件
作者:崔萍
发生于1929年7月的中东路事件是张学良在“改旗易帜”后所做出的一件具有国际影响的重大事件。对于这一事件的前因后果,此前的研究,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随着张学良“自述”的问世,笔者也就这一问题谈几点看法。一“中苏共管”中东路乃是迫于形势之协议中东铁路的修筑是沙俄政府在中日甲午战争后在中国攫取的一项特权,是其侵略中国的工具,也是日后各主要帝国主义国家争夺的对象。十月革命后,1919年7月苏俄政府发表《第一次对华宣言》,明确表示苏维埃政府放弃沙皇政府从中国攫取的满洲和其他地区,“愿将中国中东铁路及租让之一切矿产、森林、金产及他种产业……一概无条件交还中国,毫不索价”。(薛衔天编:《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58~59页)一年后,1920年9月苏俄政府发表《第二次对华宣言》中,虽然重申了将沙俄从中国夺得的一切“都无偿地永久归还中国”,但在中东路问题上却以“另行签订使用中东铁路办法的专门条约”,(薛衔天编:《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87页)替代了第一次宣言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