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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阶级斗争观点研究
作者：王也扬
1941 年 9 月,毛泽东在对一个工作调查团的讲话中说:“记得我在一九二○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可是这些书上,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1](p378~379)关于1920年读到上述三本书,从而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话,毛泽东 1936 年与斯诺谈话时也说过。后来的研究者发现此说可能在时间与版本的记忆上有一点小出入①,不过这完全不影响本文就毛泽东的阶级斗争观点问题进行研究,而这段话所反映的思想的确是非常重要的。一“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几乎可以概括毛泽东的毕生业绩,也即其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的题解。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引起争议最大的便是其阶级斗争学说。一些学者拘泥于在中国历史上找不到《共产党宣言》中所谓“自由民和奴隶、贵族和平民、领主和农奴”等典型社会阶级......
辨“真二千石”为“二千石”之别称
作者：廖伯源
汉代史书有“真二千石”之目。有学者以为汉代官秩等级之名有“二千石”三字者凡四级:中二千石、真二千石、二千石、比二千石。① 疑其谬误,真二千石应是二千石之别称。《通典·职官》曰: 二千石。(本注曰:月百二十斛。亦曰真二千石。王莽改为上大夫。)[1](卷三六;p204)谓二千石“亦曰真二千石”,又谓王莽改为上大夫。按《汉书·王莽传》②,王莽始建国元年,“更名……比二千石曰中大夫,二千石曰上大夫,中二千石曰卿”。[2](卷九九中;p4103) 谓“真二千石”为“二千石”之别名,唐代杜佑已言之。汉代官秩名有“二千石”三字者仅三级,是为中二千石、二千石、比二千石。其理由如下:其一,《汉书·百官公卿表》与《后汉书·续百官志》正文及本注皆不见真二千石之秩。汉官秩各等级,于《表》及《续志》皆可见之,中二千石、二千石、比二千石且甚为常见。即使省废之秩级,《表》亦书之,如:“成帝阳朔二年除八百石、五百石秩”[2](卷一九上;p743),独真二千石秩不一见。③ 疑真二千石非秩级之正式名称,乃二千石秩之别名。其二,史料述汉官各秩级官员之月俸若干斛谷,并无真二千石之秩级。《汉......
南朝禁卫武官组织系统考
作者：张金龙
禁卫武官制度是指中国古代各王朝有关君主安全保卫及全国政治中心———首都治安防卫的职官制度,其核心职责是对皇帝及皇宫的安全保卫。禁卫武官制度史即是对历史上禁卫武官组织系统、职掌、沿革及其与君主专制政治的关系等问题进行研究的政治制度史的分支领域。中国古代凡是与皇帝警卫、皇宫及京师治安保卫有关的官职都可纳入禁卫武官制度史的范畴进行研究。军权特别是禁卫军权是古代专制帝国的支柱,禁卫武官制度概念的提出为更加系统深入地考察帝制时代中国的君主专制政治与军权的关系提供了方便,从而也就有利于进一步认识中国古代君主专制政治的实质。[1][2]笔者在考察禁卫军权与南朝政治的关系时对南朝禁卫武官制度虽有所涉及[3],但颇为简略,本文拟对南朝禁卫武官制度特别是其组织系统作进一步研究。一 刘宋禁卫武官组织系统刘宋(420—479)禁卫武官制度以继承东晋为主,但也有一些看起来细微却又比较关键的变化,如在禁中宿卫制度上,刘宋后期出现了直将军与直卫诸职并延至南朝末年,还有内外监、制局监等监局之职及其与领军将军的禁卫权力分合问题。此外,刘宋复置卫尉,并具有禁卫职能,石头城防务也有了专门......
宋代官田鬻卖规模考实
作者：魏天安
两宋时期,政府不断鬻卖官田,使部分官田转变为民田。许多宋史研究者认为,官田(或国家土地所有制)的衰落与私田(或地主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是宋代土地制度的基本特征,并把这一特点概括为“官田私田化”。值得关注的是,在多数情况下,持续不断的官田鬻卖并未造成官田减少。一方面,官田鬻卖的多是抵挡、折纳、户绝、籍没等没官田,而这部分官田原是民田,只不过是通过收为官田再行出卖这一环节重新回归为民田。另一方面,每次官田鬻卖,都伴随着对官田的根括清查,即通过确认官田产权扩大官府所掌握的官田数量,特别是将湖田、沙田、芦场、滩地等作为根括的对象,使官田于籍没、购买等途径将民田官田化外,增加了新的来源。可以说,官田鬻卖是在官田不断得到补充的基础上实现的,而且补充的规模常常大于鬻卖的规模。关于宋代土地买卖及国有土地所有制衰落的文章,参阅葛金芳的《关于北宋官田私田化的若干问题》(《历史研究》1982 年第 3 期)、《试论不抑兼并》(《武汉师院学报》1984 年第 2 期)、《唐宋之际土地所有制关系中的国家干预问题》(《中国史研究》1985 年第4期),唐兆梅的《析北宋的“不抑兼并......
宋朝政府购买资金的调拨方式
作者：李晓,姜雪燕
一 问题的提出所谓政府购买,是政府为了满足自身的消费需求以履行其职能,使用财政性资金购买货物或劳务的行为,它是财政支出的重要内容。政府购买在宋朝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1],这既与实行募兵制军费开支激增有关,也与经济重心和军事重心分离有关,更是商品货币经济发展及财政收支结构变化的必然结果。现代财政管理体制下,政府购买经费的划拨是通过国库或委托代理的银行,运用转账、支票等信用性手段以及电脑、互联网络等信息化技术完成的。如果说政府购买经费的划拨实质上就是支付手段在异地之间的移动过程,那么在距今千载之遥的宋朝,这个过程是如何完成的呢?以往,宋朝财政史研究的重点是收入和支出(尤其注重收入),而对于收支过程中财政资金的调拨运转,缺乏足够关注和系统分析,个别论著即使涉及到了这方面问题,亦十分简略和零散,①从政府购买资金调拨角度的探讨更尚属空白。这种研究状况显然不利于全面系统地认识宋朝财政制度内部的衔接状况及其运作实态。只要稍微留心就会发现,宋朝要完成政府购买经费的异地调拨,首先面临着两个问题:其一,宋朝政府购买经费的物质表现形态多种多样,有金属铸造的铜、铁钱,有绢帛、金......
知识人的社会呈现及其意义——关于江南民间社会中南社的考察
作者：小田
作为中国同盟会的“犄角”和“宣传部”,②以柳亚子、陈去病、高天梅等知识分子为领袖的文学革命社团南社,1909 年在苏州正式成立,此时已是辛亥革命的前夜;如果迄止于1927年柳亚子被国民党右派政权赶出苏州吴江的黎里镇,南社基本上以江南区域社会作为活动的舞台。由此,一个应当回答的基本问题摆在辛亥革命研究者面前:在晚清—民国社会变革时代,以近代思想观念或者说意识形态的生产和扩散为职志的南社知识分子,与江南民间社会的近代变迁存在着怎样的关联? 历史的研究者在涉及到南社的作用发挥时,常常从南社留下的抽象文本出发,阐释其与辛亥革命的关系。这种文本式演绎已经得出了诸如“对辛亥革命的爆发起了舆论准备的作用”[1]、“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到来开辟了道路”之类的结论;在所谓“辛亥革命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的结论中,也暗含了辛亥社团的思想启蒙作用。但是,翻开辛亥革命学术档案,我们发现,上述结论的获得显然与南社在民间社会的“真实存在”相去甚远,进而言之,对于知识分子世界(包括日常生活世界和思想观念世界),与社区普通民众思想变化的关联,语焉不详。事实上,只有背倚南社生活世界,......
20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地方意识勃兴的原因及其特点
作者：章征科
20世纪初是中国社会转型的一个非常剧烈的时期,在传统与现代的交会点上,知识分子(本文所指的知识分子既包括有科举身份的传统士绅,也包括新式教育培养的知识分子)在其政治化进程中,身上的地方意识不断显露出来,形成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现象。所谓地方意识是指中国人在乡土社会中形成的有关个人及家乡利益、前途的态度和看法,强调彼此之间的区分与排斥的社会心理现象。在空间层次上,体现在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的关系上;在社会生活中体现为本人及所属群体与他人及所属群体的关系上。知识分子地方意识的勃兴,对近代中国社会演进产生了深远而复杂的影响。一 在20世纪初,地方意识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现象 知识分子的地方意识不仅反映在舆论中,也反映在其组织中,也体现在媒介名称中。第一,舆论中的表现。义和团运动期间,上海舆论中就出现了“东南人心”、“东南半壁”、“东南变局”、“东南互保”等名词。再如有关“省”的话语变迁,在一些报刊中也不断反映出来,《云南》杂志有言:“而今日振作精神,固结团体,正我滇人之责任也。”“我为滇人,当以滇事为己任”,“滇之存亡当以滇人责任心之有无为断”[1](p......
民初知识分子对议会政治的反思与建构
作者：刘伟
民初议会政治失败后,知识分子在反思中进行了新的探索。对此,学术界已有一定的研究,但仍不够充分。②笔者认为,研究知识分子对民主政治的探索与主张,仅从思想史层面观察是不够的,有必要将其放到现实政治发展的路向中进行考察,才能揭示代议制被替代的深层次的原因。本文正是从这一角度着眼,通过分析这一时期知识分子的不同思考和建构,揭示近代民主进程的实际走向及其原因。一民国初年,随着第一届国会一次又一次被强权解散,随着各种假国会和变种粉墨登场,人们对议会政治越来越失望。1915 年,梁启超在《政治之基础与言论家之指针》一文中说:“国会政制论,吾生平所最信仰也。当前清之季,要求国会,吾尝以为救国之不二法门:即今日有议更为要求者,吾亦良不欲反对。虽然谓但有此物而政象即趋于良,则吾久已不复存此迷信。”[1](文集33p37~38)虽然对国会的信心降低,但梁启超这时并没有完全放弃,因为他仍认为,国会的不善只是“行非其道其人”,是可以加以改良的。因此,他列身国会第二期会议,积极鼓吹制宪。张勋复辟失败后,他出任段祺瑞政府财政总长,建议“改造国会”,仿照第一次革命先例,召集临时参议院......
上海金融业与金圆券政策的推行
作者：吴景平
20世纪上半叶,中国实施过三次币制改革,即1933年的废两改元、1935 年的法币政策、1948年的金圆券政策。上海是全国的金融中心,上海金融业对币制改革所持的态度,直接关系到改革能否顺利进行。在近代中国金融史研究领域,对前两次币制改革的研究成果较多,且已有对私营金融业与币制改革关系的分析。① 对于金圆券政策,虽然为大量的金融史(甚至民国史、政治史)论著所提及,但总体看来,对金圆券问题的研究,主要以国民党政权及国家行局为主体,以相关决策及其实施为主线,无论是史实的叙述还是对本质的分析,都比较简略。笔者以为,金圆券政策及其推行有着多方面的内容,包含着复杂的关系,需要在发掘史料、厘清史实的基础上作更深入的研究。例如,金圆券的实施有对旧币的按巨大兑换率的收兑以及对债权债务的折算,对金融业而言更有资本的折算、重估、升值、增资等环节。本文在较系统地梳理上海市档案馆藏金融业同业团体相关历史档案的基础上,参照其他已刊资料文献,以上海私营金融业为主体,以当时私营行庄公司如何应对实施金圆券政策的各主要方面为研究的主线,具体从私营金融业的基本态度、金银与外汇资产、利率、资......
东西视野中之南北差异:陈序经南方文化观述论
作者：赵立彬
陈序经是近代思想史上具有特别的意义和特别的影响的一位思想家,关于陈序经文化思想的研究已经取得一定的成果,特别是对其全盘西化论和东西文化观,专著和论文均有探讨。而对其南方文化观的研究则相对较少。① 南方文化观在他的思想体系中,并不是一个无足轻重的附属物,而是进一步阐明其东西文化观的重要部分,其中所反映的,不仅是他对中西文化的基本态度,而且也体现了他的文化学理论对其思想的重要影响。一 陈序经关于南方文化的论述陈序经关于南北文化观的专门论述虽然发表较晚,但其中部分思想,在他阐述其文化思想和文化理论时,已有了初步的论述。其后经过不断的积累和扩充,终成比较深入和系统的南北文化观。1932年初,陈序经《中国文化的出路》一书书稿杀青,这是对东西文化观的“一部有系统和批评的研究的著作”②, 1934 年 1 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最后一章(第七章)题为《南北文化的真谛》。其中内容已经形成陈序经关于南北文化的基本论点和纲要。1933年 12 月 29 日陈序经应邀在中山大学演讲,题为《中国文化之出路》。演讲稿登载于1934年1月11日的中大校报,复刊登于《广州民国日报》1......
陈序经的文化学与其社会问题研究的关系
作者：田彤
陈序经先生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少有的一位中西兼通、博学而又多产的大师级学者。近十年来,有关陈序经的研究持续深入地展开,有渐成“热点”之势,且逐渐趋于客观与公正。不过,这些研究较少论及陈序经的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历史学、教育学的思想与实践,更没有探讨陈序经所从事的不同研究领域之间,特别是文化学与其它研究领域之间的内在关联,远未能全面反映陈序经的学术理路。①陈序经并非闭门造车的迂腐书生。他创立文化学的直接目的,是为其全盘西化论提供理论支持。20 世纪 20年代末,陈序经已经坚信中国要“全盘采纳西洋文化”或“全盘接受西洋文化”。1931 年 4 月,发表《东西文化观》一文,明确提出“全盘西化”。同年底完成宣传全盘西化论的纲领性著作《中国文化的出路》。就某种意义而言,此书也是陈序经早年文化学研究的代表作。通过对此前采自西方的社会学、人类学理论加以进一步的提炼与总结,陈序经初步确立其文化学体系的雏型。1946 年出版的《文化学概观》标志着其文化学体系的最终确立。在其文化学体系逐步确立期间,陈序经也曾倾心于社会问题的研究,积极参与西南社会的研究工作和乡村......
察同察异求规律:比较史学的追求
作者：庞卓恒
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1886~1944),不仅作为著名的年鉴学派创始人之一而名垂青史,而且被誉为“以往比较史学流派中一位最杰出的名家”①。他获得如此殊荣,很大程度上是源于他在 1928 年召开的第六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上发表了题为《欧洲社会历史的比较研究》的长篇论文。② 在现代西方史学中,该文第一次对历史比较研究方法作了理论阐述,并且结合欧洲社会历史研究中的一系列问题阐述了如何运用比较方法寻求解决的途径,堪称现代西方比较史学的开山之作。不过,布洛赫本人承认,他并不是比较方法的创造者:“比较方法已不再需要加以创造。在人类的许多科学领域中,比较方法很久以来就已经证明了自身的效能。”布洛赫这一自谦的表白是十分真诚的:的确,他既不是比较方法的发明者,也不是它的第一个系统表述者。在我看来,比较方法有点像“三段论”推理方法那样,不可能具体指出哪一位人士发明了它,因为那是千百万人的认知活动“集体创作”的成果,最后由亚里士多德那样的学问大家系统地表述出来。单就比较方法而言,我觉得约翰·密尔(JohnStuart Mill, 1806~1873)实际上堪称......
中西历史比较的规范与理路
作者：孟广林
自上个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史学界在中西历史比较领域作了诸多的尝试,取得了不少有价值的成果,在突破狭小封闭的研究格局、拓展学术的空间与视野、促进大跨度的综合考察方面做出重要贡献。不过总的看来,这一新的史学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有不少偏差、缺陷值得认真反思与克服。笔者仅就自己比较熟悉的材料,就相关的学术规范与理路谈谈个人的看法。一 从“个案”研究走向比较考察在中西历史上,诸多现象纷繁复杂,扑朔迷离,不少现象或异中有同,或同中存异。如果缺乏坚实的“个案”研究基础,很难想像能进行科学的历史比较。这些年来,不少学者正是基于深入的“个案”研究,在中西历史比较上取得突出成就。但毋庸讳言,绕过“个案”研究而作比较的急功近利倾向,在史学界仍不同程度地有所显现。一些论著为了扩大其学术效应,纷纷赶时髦、追潮流,对中西历史比较趋之若鹜。但由于缺乏“个案”研究的牢固基础,它们或随意挑对象来进行比较,或在比较中局限于浅层次的表象排列与类比,其结果当然是隔靴挠痒,难以中的,甚至是不着边际,混淆是非。这样的学术“失范”状况应予纠正。众所周知,作为一种综合的研究方式,历史比较需......
中西历史比较研究是否可行?——由刑罚的宽免说到“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可疑
作者：彭小瑜
我个人经常觉得历史比较研究难以进行,但是实际上也做一点这方面的思考,也不能逃避这种思维范式。需要明确理顺的问题是:比较研究是否可行,是否可以和传统历史学范式衔接? 长期以来,比较方法在法学和文学研究中的合法性是学者所公认的。这似乎说明,只有比较对象之间可以借鉴和移植,比较研究才可能具有良好的操作性,才可以比较,或者说具有可比性。可能我们需要更细致地注意比较方法类型的区别和估量。社会学和政治学等学科所提供的社会科学方法则可能为更加宏观的历史比较研究提供依托。一 微观的对照:由法律思想史说起在历史学领域,比较方法有时的确有困难和令人困惑的一面。我们可以从时间、地域、原因和方式这四个方面进行考察。从这四个方面看,历史比较研究似乎只是一种对观或对照。下面以法律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思想和一个有趣案例为例来说明。在中西法律思想史上都可以见到论证刑罚合理性、有用性以及局限性的观点,但是这些相似的观念所涉及的时代、社会以及论理的逻辑和实施的方式都完全不同。《新唐书·刑法志》:“古之为国者,议事以制,不为刑辟。后世作为刑书,惟恐不备,俾民之知所避也。其为法虽殊,而用心则一......
历史学的传承与启新——冯尔康先生访谈录
作者：刁培俊,张德安
近二十多年来,中国史学界存在着两个较为明显的变化:其一是史观史学的式微,实证史学的凸显;其二是社会史理论与研究的繁盛。最近几年,古典文献电子化和学科整合的趋势,对学人的震动也很是明显。这期间,众多史学前辈以其求知的渴望和坚忍不拔的毅力,一如既往地推动着史学的前进。他们的学术探索历程,见证了一个时代,同时也创造了一个时代。回顾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史学的发展趋向,并在时代大潮与学术发展的关系上反思既往,应更利于我们汲取经验,总结教训。而作为中国社会史研究的首倡者之一,著名历史学家、南开大学冯尔康先生,很好地契合了传统史学与新史学研究,做出了许多开创性的贡献。问:冯先生,您好。您是我们尊敬的学界前辈。您在中国社会史领域的开拓性研究,在中外学术界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清史和其他几个专史领域的研究,也做出了许多世人瞩目的学术贡献。您能否先概括地谈一谈您的史学传承与创新?答:我谈不上什么创新,只不过进行了较多方面的史学学习与研究,在史学研究的路上,我受四种学术流派的影响。首先是中国的传统历史编纂学和乾嘉考据学,从这里获得重视史料和考证的教益;其次是 20 世纪二三十......
论1740~1800年英格兰食物骚乱
作者：周立红
在 18 世纪的英格兰,面包是平民大众的主食①。正常时期,工人家庭一般要把开支的 70%用来购买面包[1]。谷物价格一旦上涨,他们的生活就会陷入困境之中,有的家庭即使把全部开支用在购买面包上,也填不饱肚子②。每到这时,他们都会采取一些直接行动:或阻止谷物运往外地;或夺取谷物、面粉和面包以“公平价格”( justprice)③卖掉;或巡访农场主,督促他们把谷物带到集镇出售;或迫使地方官员出面干涉谷物流通。[2](p75) 学者们通常将民众的这种集体行动称做“食物骚乱”。食物骚乱是18世纪英格兰民众最常采用的一种抗议方式,约占当时骚乱总数的2/3,[3](p33)[4](p38) 尤其是在 1740~1800 年,英格兰进入了食物骚乱的频发期:1740 年、1756~1757 年、1766~1767 年、1772~1773 年、1783 年、1792~1793 年、1795年和1800年这些年份都有少则数十起、多则上百起的食物骚乱爆发。[5](p114) 从范围上讲,食物骚乱几乎波及整个英格兰,连历史上较少有食物骚乱爆发的西北部和米德兰地区也卷入了进来。但.....
近年来民间信仰问题研究的回顾与思考:社会史角度的考察
作者：王健
一民间信仰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在上个世纪的二三十年代曾经引起过众多学者的关注,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顾颉刚先生曾于上世纪的20年代运用人类学、民俗学的方法,对北京妙峰山香会、东岳庙、福建泉州的铺境、广东东莞的城隍庙等作过初步的研究,他通过研究民间文化中的神道与社会,“很愿意把各地方的社会和仪式的目的弄明白了,把春秋以来的社祀的历史也弄清楚了,使得二者可以衔接起来”[1](p71)。费孝通先生则在《江村经济》中对开弦弓村的民间信仰活动加以留意,探讨了灶王、刘皇等“神道”在民众日常生活中的地位与作用。[2]一些治文化史的学者对中国古代民间信仰问题也表现出了兴趣,如柳诒徵先生便撰有《述社》一文,对古代中国“社”之源流演变加以条缕剖析。[3]许地山亦曾著有《扶箕迷信底研究》(商务印书馆 1941 年版)。此外,关于民间信仰的研究论述还散见于当时不少关于民俗及社会风俗的论著之中。如张亮采编著之《中国风俗史》(商务印书馆 1911 年版),胡朴安主编《中华全国风俗志》(大达图书供应社 1935年版)等。本来,这些成果的取得对于进一步开展中国民间信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