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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留学史研究如何向广度和深度发展
作者：王晓秋
留学是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也是中国人走向世界的重要途径之一。留学史最能体现中外文化的交流、碰撞、冲突和吸收、借鉴、融合。同时,留学生是中国现代化的一支重要生力军,留学史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中国现代化的历程。因此,中国留学史的研究具有重大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中国留学史的研究近十几年来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尤其是南开大学和徐州师范大学都建立了留学生研究中心,做出了许多出色的研究成果,培养了不少优秀的研究人才,真是可喜可贺!我曾参与南开一些留学史博士论文的评审和答辩,许多论文都写得很扎实有新意。那么,中国留学史的研究是不是已经做得差不多,没有什么潜力可发掘了呢?我认为还远远没有,尚可向研究的广度和深度进军,在此提出以下一些浅见供参考。一是可进一步从时间和空间的角度拓展。中国留学史也可以分为通史、断代史、国别史、地区史甚至学校留学史等。如从时间角度可分为古代、近代、现代、当代留学史,更细可分清末、民国、抗战时期、改革开放等时期的留学史。从地域角度,除了现在研究较多的留日、留美、留法、留俄史外,还有许多薄弱甚至空白空间,如留学英国、德国、荷兰、比利时、东欧、加拿大......
学术文化视野下的中国留学生研究
作者：李喜所
比较正轨的中国留学生研究始于20世纪20、30年代,但成果有限;50到70年代,受特殊的政治气候的制约,基本停止;80年代在改革开放尤其是留学大潮的推进下,又重新为学界所关注;90年代则进一步拓展,从研究成果到研究队伍都有长足的进步。近几年,又有所升温,逐步演化为海内外学术界研究的一个“热点”。以国际学术讨论会为例,2000年在纽约召开了“华族留美史国际学术研讨会”;2003年在香港召开了“近代中国留学生国际学术研讨会”;2004年9月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召开了“中国留学生与哥伦比亚大学的联系国际学术研讨会”;10月则在天津和徐州召开了“留学生与中外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随着这些高水平的研讨会的召开和学术水平的不断提高,许多专家学者不约而同地在思考一个问题:即如何拓展和深化中国留学生的研究。2003年秋天在徐州召开的“留学生与中国社会的发展学术研讨会”上,我曾提出深化留学生研究的三点意见,要点是:深化理性思考、拓宽研究视野、加强史料收集。(参见李喜所:《深化中国留学史研究的三点思考》,《徐州师大学报》2004年1期)我也提出从留学生所具有的学贯中西的深厚的文....
近代留学生的西方生活体验与文化认知
作者：李长莉
自晚清以迄民国,一批批青年学子远渡重洋,前往欧美留学,待他们归国时,随身带回两种形式的西方文化:一是在西国学校里学到的西学书本知识,二是在异域生活中体验的西方生活方式。前者是建设近代科技文化事业的专业知识,是显性的文本文化;后者是渗透着西方—近代社会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的生活样式,是隐性的非文本文化。二者一显一隐,通过留学生之身为载体和桥梁,输入国内,以不同的形式对中国社会不同层面的变革产生了影响。对留学生输入西学于建设中国新文化的巨大贡献,已然明彰史册,人所共知,而对于他们作为西方生活方式的输入者,于近代中国社会面貌和人们生活方式所发生的影响,却由于其隐而不显的特性而似乎为人们所不觉,史学家们对此也很少关注和记述。实则,在近代中国社会由传统向近代的剧烈转型过程中,人们生活方式的变动,是影响于整个社会面貌、民众日常生活及社会价值观念等全面改观的一个重要方面,而留学生作为西方生活方式的亲历者和体验者,他们带回来的在异域生活中亲践濡染的西方衣食住用、言行交际等生活方式,起着某种先导、象征和样板作用,这些生活方式所蕴涵的西方—近代社会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通过对人们......
深化留学史研究所需的知识理论素养与研究视角
作者：刘集林
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现实社会中留学潮持续不衰的发展,以及在现代化研究模式中留学生群体主体地位的突出,自上一世纪80年代重新开始的留学史研究日益引起学界的兴趣与关注,二十多年来,出版了一批引人注目的成果,研究水平日益提高,研究内容日益丰富,研究队伍日益壮大,留学研究方兴未衰。不过,毋庸讳言,研究队伍的壮大并不意味着研究水平的实质提升。总体而言,高水平的研究成果还为数有限,无论就资料挖掘(包括各种中外报刊资料与档案文献等)、研究内容与时段的拓展,还是就研究所应具的理论深度来看,目前的研究都还有待大大加强。史料的挖掘和观念与方法的提升是史学研究创新的两大基本因素。这里,笔者试就留学研究应该加强的知识、理论素养与应该转换的研究视角略叙管见。一、研究者应加强中西文化尤其是西方社会历史文化的知识修养,以便清晰认识留学生在文化交流、文化发展过程中的历史地位与作用。留学生群体是一中西、新旧兼修的知识精英群体,一般而言,研究者只有具备相应的知识水准才有可能开展对这一研究客体的深入探讨。因此,对西方教育史、西方文化历史进程的了解与把握就成为留学研究人员基本的知识素养。在目前越来越......
论远古中南半岛与中国西南的整体性格局
作者：何建木
以往的历史研究通常只强调近代以来世界历史的整体性研究而忽视此前时期,尤其是上古时期世界的整体性问题①,这是整体史观研究中存在的一个问题。存在的另一个问题是整体史观的理论界说在目前取得的成果较多,而具体又深入的个案研究却并不多见。这两个问题的产生,主要是由于年代太远,文献资料和实物证据较少;另一方面也由于研究者囿于学科背景和学识视野,未能对此问题做认真的综合研究。就中南半岛(大陆东南亚)和中国西南地区的整体性研究而言,综合性研究的成果则更少②。本文以考古材料为主,结合民族史和历史地理学所提供的成果,以文明交往论①为指导,讨论远古时代(从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中国西南地区内部以及它和中南半岛之间形成的整体性格局,并描述这一格局影响了近代乃至现代该大区域的总体形势。文明交往使得西南地区之间和它同中南半岛之间不同文化和文明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不断加强,这在该大区域整体性格局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起了决定性作用。一文明交往论与中南半岛—中国西南整体性形成的条件文明交往论是一种解释“全球化”的全新理念,它从不同的角度阐明了人类正是连续不断的文明交往,才从分散走向整体,......
说“国必依山川”
作者：陈晓云,陈立柱
“国必依山川”,语出《国语·周语上》。周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周大夫伯阳父说:周将亡矣!夫天地之气,不失其序;若过其序,民乱之也。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于是有地震。今三川实震,是阳失其所而镇阴也。阳失而在阴,川源必塞;源塞,国必亡。夫水土演而民用也。水土无所演,民乏财用,不亡何待!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其川源又塞,塞必竭。夫国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之征也。川竭,山必崩,若国亡,不过十年,数之纪也。夫天之所弃,不过其纪。韦昭注:“三川,泾、渭、洛,出于岐山也。”果然,岐山也震崩。后幽王灭,国乃东迁,西周亡。此事,《左传》昭公二十三年苌弘之言也及之,曰:“周之亡也,三川震。今西王大臣亦震,天弃之也。”伯阳父把山崩川竭看成是亡国的征兆,理由是“国必依山川”,川震山也必崩,造成川源阻塞,源塞则国无所依,所谓“天之所弃”,夏、商就是这样亡的。在伯阳父的话中,川源塞阻,山崩与国亡之间似乎有着某种内在的关联。“国”在西周指大邑国都,国必依山川就是大邑国都必要依山傍水而建。国都乃宗庙社稷之所在,是以为国家之象征。伯阳父的话透着神秘与玄虚......
北魏均田制下产权制度变迁分析
作者：杨勇
北魏均田制是中国土地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它上承井田制、限田制以及占田制的思想,下启隋唐的均田制,在我国历史上存在了近三百年,是自秦废井田以后最重要的一次土地制度的变革。作为一种重要的土地制度的变革,其内在含义就在于土地产权的重新界定和演进。本文在国家与土地所者之间博弈的框架中对均田制中的土地产权进行了分析,以发现我国土地制度演进的内在规律。本文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回顾了关于产权以及制度变迁方面的有关理论,第二部分分析了均田制下的土地产权形态,第三部分对均田制下变通和退出力量进行了讨论,第四部分为评论性结论。一已有的讨论:产权与制度变迁(一)国家的目标诺斯在其新古典国家理论中,将国家提供服务的目的界定为两个,一是“确立一套基本规则以保证统治者自己收入的最大化”,即统治者租金的最大化;一是形成“一套能使社会产出最大化而完全有效率的产权”,即保护有效率的产权。不过诺斯注意到,国家的上述两个目的并不总是完全一致,因为“在使统治者(和他的集团)的租金最大化的所有权结构与降低交易费用和促进经济增长的有效率体制之间,存在着持久的冲突”。[1](p24～25)所以,有效率的......
唐宋试经剃度制度探究
作者：白文固
试经剃度制度,就是用测试经业的办法遴选、剃度僧尼的制度,它是中国封建政府控制僧尼剃度权的历史产物,同时又是作为科举制度的蘖生物而出现的。试经剃度制度的产生和发展,对于精良僧尼队伍、促进中国佛教的健康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并且又构成了唐宋元明时期文化史的重要内容。但囿于文献记载的匮乏,境内外的研究者对这一重要制度多是畏难却步,迄于上世纪末,这一颇有兴味的学术领域还呈现为一片耒耜未及的遗荒状态。直到2003年,才见有明杰先生对之作了拓荒性探讨[1](p180～183)。但明先生的文章主要探讨了试经剃度制度出现的时间、唐代各朝试经中要求诵经页数的变化等问题,对这一制度内在的规律性变化不曾着笔。故笔者不揣浅陋,在广为爬罗剔抉资料的基础上,拉通唐宋,对试经剃度制度产生的原因,其渐次成熟、完善的演进规律,主试权的转移,考试程序的更趋规范等问题作一些考证性论述,冀求教于方家。一试经剃度制度的创立试经剃度制度始创于唐高宗、中宗朝,成于开元以后,至唐末、北宋前期更趋成熟、完善。它的产生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和宗教原因:第一,它是封建政府控制僧尼剃度权和实行限制性出家政策的历史产......
交通贸易与明代山东土地开发
作者：成淑君
明代,是山东地区土地开发过程中一个承上启下的重要的发展变化阶段。但长期以来,史学界对此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部分学者才逐渐有所关注。其中,尤以许檀与李令福两位先生的研究最为突出。他们分别著有专著《明清时期山东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和《明清山东农业地理》(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版)。这两部著作虽对明代山东土地开发以及商品贸易对区域内不同地区土地开发的影响问题有所论述和涉及,但由于在时间上偏重于清代等原因,因此并未展开深入全面的论述。另外一些论文如从翰香的《十四世纪后期至十六世纪末华北平原农村经济发展的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3期)、陈冬生的《明代以来山东植棉业的发展》(《中国农史》1992年第3期)等,也仅是从个别角度对明代山东地区土地开发问题进行了阐述,而对影响其开发的因素包括交通贸易等论述甚少。总体来看,有关明代山东地区土地开发问题的研究成果还不多,目前的研究还缺乏系统性和深入性。为此,笔者的博士论文《明代山东农业开发研究》(未刊稿)对其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探讨。本文即是其中的一部分,......
晚清中朝定期航线的开设背景及其影响
作者：高秉希
朝鲜华侨与南洋华侨之间最显著的不同点,是他们在朝鲜扩大商权的过程中得到了清政府的支援。当时清政府为了支援中国商人经商,还推行了如下政策:1.中朝两国的海关合并。2.朝鲜电线敷设权的先占。3.定期航线开设的支援。4.驻朝鲜总理袁世凯对中国商人的庇护。5.对朝鲜借款的专担。以这些清政府支援政策为基础,不久,中国商人在朝鲜市场中占据上风。在这些支援政策当中,尤其是定期航线的开设与中国商人切身利益相关。故本文选取朝鲜开港后至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前这一时间段,就中朝定期航线开设的历史背景、经过及其对中朝贸易产生的影响等问题略作分析。①一中朝定期航线的开设背景顽固守旧的中国于1882年改革对朝鲜的宗藩贸易体制,进行宗藩体制下的自由通商贸易的原因在于资本主义各国尤其是日本对于中国的东北屏障朝鲜的侵略,动摇了中国对朝鲜长期以来进行宗藩贸易的基础———中国对朝鲜的宗主地位。19世纪中叶,西方资本主义势力迅速东渐,给中国长期以来在东亚建立的华夷体系宗藩制度以直接的打击。华夷体系宗藩制度的彻底崩溃是在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国失去最后一个、也是“班列属国首位”的藩属朝鲜之后。......
中共暴动中的宗族组织(1927～1929)
作者：黄琨
宗族组织在中国的乡村社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有意思的是,通常我们在论及中共发动的武装暴动时却好似忽视了它的存在,不仅将农民视为一个在政治上可以自由进行选择的群体,并且,在中共为武装暴动进行动员的过程中,农民还是一个具有自觉意识的群体,它能自然地与阶级斗争意识相结合。于是有着复杂内容的中共武装暴动就以农民的阶级斗争而简化地解释了。实际情况是,在农民与阶级意识的结合上我们存在着迷思,许多农民并没有摆脱家族文化的束缚,在暴动中宗族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力量在乡村中还一直存在着,无论是支持、还是反抗。问题是:在暴动中宗族作为在乡村中还发挥作用的既有社会权力体系,农民与之关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它在冲击中又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这篇文章①试图在这些方面作一点探讨。一家族文化:难以摆脱的束缚中国历史上有着根深蒂固的家族文化及其酿造的家族精神。毛泽东在1927年指出中国社会存在着三种权力支配系统:(一)由一国、一省、一县以至一乡的国家系统(政权);(二)由宗祠、支祠以至家长的家族系统(族权);(三)由阎罗天子、城隍庙王以至土地菩萨的阴间系统以及由玉皇上帝以至各种......
鲍罗廷与国民政府迁移中的政治角力
作者：曾成贵
1926年9月,北伐军进至武汉三镇以后,国民政府迁出广州即所谓迁都问题,便提上了议事日程。说是迁都问题,其实也包含着国民党中央党部的迁移。直到1927年3月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武汉召开,这一问题才得到解决。这期间,围绕是否立即迁都和是否按原计划迁都所产生的争拗,史称“迁都之争”。这场政治角力,透射了北伐战争期间南方革命阵营不同派别和势力集团的较量。作为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顾问的鲍罗廷,在国民政府迁移问题的发展和解决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于鲍罗廷与迁都之争的关系,海峡两岸学者已有相当的研究。随着有关档案史料的获得,进一步探讨鲍罗廷之作用以及所发生的互动,就既有必要也成为可能。一国民政府的迁移问题,是北伐军刚得汉阳、汉口,武昌尚待克复的时候,由蒋介石首先提出来的。1926年9月,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结束8月6日以来接近一个月的调研活动返回上海以后,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就谈到国民政府迁移问题。报告说:“随着对武昌的必然占领,给国民党中央提出了在重新占领的各省从政治上巩固北伐成果的问题和把国民政府迁都武昌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在蒋介石作为总司令同时又是国民党中央......
银行学会考论(1932～1950)
作者：王艳菊
银行学会由上海银行业人士发起,于1932年12月9日成立,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在金融业各同业组织被改组归并的情况下,于1950年3月3日正式宣告结束。银行学会在其存续运作的近二十年时间里,为推进银行学术和实务研究、培养银行业专门人才,起到了重要作用,并且经历了金融业若干重大变迁。对于旧中国这一唯一的全国性银行学术团体,以往无论近代中国金融史还是学术史的研究领域,都缺乏应有的关注,只是在某些关于近代金融业的论著中有所提及,如徐寄所编《最近上海金融史》(3版)中有一小节介绍了银行学会的创立及其章程,[1]日本学者宫下忠雄的著作《支那银行制度论》中简单提及银行学会的创立。[2]近期一些研究银行公会的文章中谈到银行学会,如吴景平教授在《上海银行公会改组风波述评》(《历史研究》2003年第2期)一文中提到上海市银行公会改组为银行学会一事;王晶在《上海银行公会研究1927～1937》(复旦大学历史系2003年博士学位论文)一文中,将银行学会作为公会的下属机构简单加以介绍。事实上,经由银行公会改组而来的银行学会具有相当的重要性,不仅研究银行实务,还创办刊物,开设.....
坎宁、伯克对格拉斯顿早期政治观和政治归属的影响
作者：李义中
威廉·E.格拉斯顿(1809～1898)的名字一向是与维多利亚时代中后期的英国自由党和自由主义政治改革联系在一起的,格拉斯顿的后期政治生涯历来备受国内外史学界的关注。相形之下,格拉斯顿前期的政治生涯则常常不为人们注意甚至被人们忽视。事实上,格拉斯顿并非自始就是一名自由主义者,相反地,早年的格拉斯顿是以坚决反对1832年改革和当时正值刚刚崛起之际的自由主义的托利党人形象而出现在英国政治舞台上的。在某种意义上,格拉斯顿政治生涯之最富戏剧性之处,正在于他所经历的从一名极端保守主义者向自由主义代表人物的巨大跨越。从反对改革、反对自由主义的极端托利派进而演变为后来的自由党领袖和自由主义代表人物,存在于格拉斯顿身上的如此强烈的政治思想反差,很自然地把我们的视线带到了格拉斯顿的早期政治生涯,带到了其“托利主义”(格拉斯顿语)的形成之初。在此,笔者无意于对型塑格拉斯顿早年政治观的诸因素尤其是宗教方面的因素做全盘考察,而仅就世俗保守主义在塑造格拉斯顿早年政治观尤其是决定其政治归属方面的影响做一初步探讨。一1894年,已届晚年的格拉斯顿在回忆其早期的经历时指出:19世纪30年......
从“第四点计划”到和平队:美国对发展中国家援助理论与实践的转变
作者：刘国柱
战后美国对外援助,特别是对不发达国家的援助,在经历了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两届政府后,逐渐走向成熟。到肯尼迪政府时,美国不仅形成了对发展中国家援助的理论,而且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也更加具有针对性。肯尼迪政府建立的和平队,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体现。一战后以“第四点计划”为核心的对外援助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美国就已经在拉丁美洲进行系统的技术援助。1942年,罗斯福总统批准纳尔逊·洛克菲勒的建议,成立了“美洲事务研究所”,实施援助拉丁美洲国家的发展计划。其中效果较为明显的援助项目是“合作服务”,即由美国政府与拉丁美洲国家政府共同提供资金和人员,执行特定的项目,这些项目主要集中在公共健康、教育和农业领域。援助人员通常由美国技术专家组成,他们一方面要在上述领域直接发挥自己的作用,为当地人民提供切实的帮助;另一方面,他们要负责为当地培养技术人员,一旦当地技术人员能够承担起美国专家的工作,这一项目即告完成。美国在拉丁美洲实施的这些项目被称为“领航项目”[1](p357)。到1948年,美国为拉丁美洲培训了一万多名技术人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开始了大规模的对外援助。但1......
南非种族政策取向的重大调整——评沃斯特政府的统治及其政策调整
作者：潘兴明
20世纪60年代后期,南非白人种族主义的高压统治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维沃尔德(HerdrikVerwoerd,1958～1966年任总理)政府对南非境内的不同种族实行严格的种族隔离,白人垄断一切政治经济权力,控制社会文化生活,黑人和其他有色种族被剥夺政治权利,受到沉重的剥削和压迫,黑人反抗运动的领导人或被杀,或被监禁,或流亡国外。同时,南非内部的各种矛盾出现激化,加上其在国际上受到孤立,对南非的经济发展和国家稳定造成直接的或潜在的威胁。而1966年的一个突发事件将司法部长沃斯特推上了政府总理的宝座,得以在政坛上一展身手,对种族政策取向做出重大调整。本文拟着重探讨沃斯特政府统治的主要举措、种族政策的调整,分析其原因、历史背景和产生的影响,进而对南非的现代化进程,尤其是其民主改革进程有更深刻的认识和了解。一沃斯特(BalthazarJ.Vorster,1966～1978年任总理)1915年出生于南非詹姆斯敦一个阿非里卡人(荷裔南非人)牧场主的家庭,曾在学校学习法律,后成为律师。二战期间,他参加亲纳粹组织,反对南非随英国参战,在1942～1944年间被监禁。出......
近年来西方汉学清史研究若干范式
作者：何平
清代历史由于其与现代的直接传承关系,也由于可以找到大量的原始文献资料,因而成为近半个世纪以来西方汉学研究的重要领域。西方汉学家对清代历史研究题材多样,视角和解释框架复杂,很难用若干简单的范式对汗牛充栋的研究文献进行高度概括的分类。美国汉学家柯文在他那本《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书中,尝试区分了近年来美国研究晚清历史的四种范式。这四种范式实际上可以归纳为两种:现代化理论视野下的晚清历史和站在中国内部来撰写的晚清历史。柯文的书写于20世纪80年代初,他对18世纪以前的清代历史研究基本未涉及。在以从晚明到清中叶(18世纪)这段时期为研究时段的众多的西方论著中,可以归纳出大约五种重要的分析和编纂历史的框架。它们是对非精英阶层的研究、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研究、结构主义史学、中国与世界的相互影响的研究、资本主义发展问题研究等。本文拟在下面对这些历史编撰和解释的范式做一总的归纳分类和评述,以期提供一个把握近年来西方汉学界清史研究的粗略框架。一现代化理论视野下的晚清历史:发展趋势柯文所总结的三种范式,“冲击———反应”,“传统与近代”以及“帝国主义对中国......
评梅棹忠夫“文明的生态史观”
作者：杨宁一,郑丽平
梅棹忠夫是日本享有盛誉的民族学和文化人类学学者,1957年发表《文明的生态史观序说》一文,首次提出“文明的生态史观”(以下简称生态史观)而名声大噪。1964年《中央公论》将该论文列为“创造战后日本的代表性论文”重新予以刊登。[1](p208)《文明的生态史观》作为单行本也多次再版,影响巨大。日本学术界对该观点评价甚高,称其为“独特发想基础上的世界史观”,是“给予迄今为止的世界史理论以冲击的崭新的世界史理论”,是“战后提出的关于世界史理论的最重要的模式之一”。[2]日本思想史学者鹫田小弥太在《昭和思想全史》一书中,专门为梅棹忠夫设立了一节,认为生态史观是“对战后诸历史观的总批判”,是“画时期的历史观”。[3](p328)近年来,生态史观也引起了我国学术界的关注,2001年出版的《世界文明论研究》将该观点作为世界著名的文明论之一收入,从哲学的角度进行了一定的述评。[4]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是,在日本,对被称为“世界史理论创新”的生态史观进行评论的主要是思想文化界,而史学界很少参与。谷泰批评这种情况为“热心于介绍和依据欧美学者历史理论,但无视本国学者挑战性理论的日...
一个了不起的铺路架桥者——杨生茂教授与中国美国史学科建设
作者：任东来
杨生茂,字畅如,1917年生于河北省涿鹿县。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曾肄业于燕京大学(1938～1941),毕业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1944),1946年于斯坦福大学获硕士学位。1947年9月至南开大学历史系任教,1995年退休。曾任南开大学美国史研究室主任、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副理事长和顾问、国务院学位评议委员会历史组成员、《美国历史杂志》国际特约编辑等。[1](封二)杨生茂是中国世界近代史和美国史这两个学科教学与研究的奠基者之一。他本人不止一次地告诉他的学生和同事,他所做的工作实际上是为后来的学人打个基础、铺个路。“假如美国史研究需要几代人努力方能攀上高峰的话,我辈人恐怕正是人梯的最底层。若能发挥一点这样的作用,亦于愿足矣。”[2](p280)[3](p350)为此,他把自己个人研究历史的论文集命名为《探径集》,再一次表达了他作为美国史研究领域中一个铺路者的心声。在杨生茂这一代学者之前,中国也出现了像周谷城、齐思和、雷海宗这样中外兼通的世界史大家,但就专业训练和学术旨趣而言,他们对中国史的兴趣远比对外国史浓厚,其学术成就也主要体现在中国......
张守常与太平天国北伐研究
作者：张一文
张守常教授是我国著名历史教育家,今年已82岁高龄。然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教书育人,笔耕不辍。他早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史学系,毕业后一直从事历史教学和研究工作;主要讲授中国近代史,又以搜集、整理和考订史料见长,编辑有各类史料集多种,著有《中国近代史纲要》等书,并发表论文、文章百数十篇。而在这些编著中,又以研究太平军北伐最为史学界注目,先后已出版《太平军北伐资料选编》(1984年)、《太平军北伐丛稿》(1999年)和《太平天国北伐史》(1997年)等三本书。张先生自己说:“我对这一课题是遵循这样的研究步骤进行的:第一步,搜集材料;第二步,进行专题研究,分别写成论文;第三步,写成全史。这样进行历史研究(或者不只是历史研究)的步骤的意义似是比所研究的这个课题更大。”[1](P237)我以为,这是张先生半个多世纪来治学治史的经验之谈。这样的研究次序,完全符合认识论的原理,因而也是每个严肃的史学工作者治史时大体所必须遵循的道路。下面,我将就张先生所述的三个步骤,结合他的史学活动和业迹,并根据我的认识和体会,逐一作些评介。一历史资料是治史的客观物质基础,治史应从搜集、积累和......
中俄两国早期工业化道路比较
作者：赵士国,刘自强
工业化是指机器大工业在国民经济中发展并取得优势地位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不断脱离农业占主导地位的经济结构的转变过程,即农业在国民收入和就业中的份额下降,制造业和服务业份额上升”的过程。[1](p9～10)工业化的结果是:“工业在国民生产中处于一种支配的地位,它不仅包括工业的机械化和现代化,而且也包括农业的机械化和现代化。”[2](p101)工业化是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对中、俄两国的现代化或工业化问题,我国学者已有很多重要研究成果。①这些论著、论文主要从中国或者俄国的角度对该国的现代化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而对中俄两国早期现代化道路进行专门的比较研究却不多见。中国和俄国同处欧亚大陆,互相接壤,且同为地广人众之大国,在工业化开始前均属经济文化都很落后的国家。19世纪50～60年代,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尚未占优势的情况下,俄、中两国先后启动了工业化。半个世纪过去后,俄国工业化成就斐然,已跻身于世界五大工业强国之列。至1913年,俄国在石油开采方面居世界第二位,在棉花消费方面居第三位,在机器生产和钢产量方面居第四位,在煤产量方面居第五位。曾任俄国财政大臣的维特伯爵于1......
元代两淮地区屯田考
作者：吴文武
淮河流域自曹魏以来,一直是封建政府重要的屯田区域。元代屯田规模之大、组织之严密,超过以前任何一个时期,而两淮屯田地位尤为突出。元朝人曾称,“国家经费,粮储为急,今屯田之利,无过江淮”(《元史·兵志三》,中华书局1976年版)。两淮屯田不仅在整个元代屯田中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也推动了淮河流域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一两淮屯田的建立元代在两淮地区屯田,始于窝阔台统治后期。金元之际,淮北地区经过长期战争,人口流移,“土旷民贫”(《元史·刘敏传》),蒙古驻军粮饷全靠河北淇州(今河南淇县)、卫州(今河南卫辉)、汴梁等地转输。顺天(今河北保定)万户张柔总兵河南,“分遣部下将千人屯田于襄城”,以解决粮饷问题。(《元史·张柔传》)其后宗王忽必烈主持漠南军事,“布屯田以实边戍”(《元史·姚枢传》),置河南屯田经略司于开封,以赵璧、史天泽、杨惟中等为经略使,“俾屯田唐、邓、申、裕、嵩、汝、蔡、息、亳、颍诸州”(《元史·杨惟中传》),并在邓州(今属河南)建置屯田万户府,专管各处屯田。河南屯田经略司的存在虽不过四年,然“积谷七十余万”(姚燧:《牧庵集》卷一八《邓州长官赵公神道碑》,四部......
王守仁从祀孔庙之争
作者：刘融,朱加林
一理学之衰落与王学之新兴在朱明王朝建立的过程中,宋元余韵造就的理学代表人物宋濂、刘基、王祎等人适应形势要求,以自己的学识为新王朝的建立作出了较大的贡献。正是在这一群儒生士大夫的影响下,朱元璋的思想不断变化。他听从刘基的建议,抛弃了被他奉为主上的韩林儿,由一个农民起义的领导人转变为封建帝王。宋濂则极力向明太祖推荐宋儒真德秀的《大学衍义》,认为此乃帝王学之首要。而王祎则临危不苟,慷慨就义,实现了自己毕生追求的儒家道德和政治理想。然而,在明朝建立后,明廷却采取了许多严密的措施,加强对政治与学术思想的控制,以八股和《四书五经性理大全》压制思想学术的发展,使宋以来一度活跃的儒学停滞不前。宣德以降,明朝政治中衰,吏治、士风渐颓,士大夫迂腐庸俗,因循而无所作为。思想界更是陈陈相因,犹如一潭死水,作为官方正统地位的程朱理学日益衰落。于是王守仁等士大夫转而进行新的探索,迄明代中期,终于出现了王守仁创立的阳明学派。该派“别立宗旨,显与朱学背驰”,一时间,天下士夫翕然宗之,“门徒遍天下,流传逾百年”。嘉靖、隆庆而后,“笃信程朱不迁异说者,无复几人矣”。王学虽广泛流布,但经过七八......
试析南北战争时期联邦政府革命外交取得成功的原因
作者：郑雪飞
内乱招致外患,这是国际关系史上的一种规律性现象。外交在内战期间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如何妥善处理“外患”,以期顺利平定内乱、维护国家统一,140年前美国内战时期的外交给了我们很好的启示。美国内战是奴隶制度与自由劳动制度的生死决战。战争历时四年(1861年4月～1865年4月)。内战期间,三个外交在进行交锋:(1)南方的“棉花王”外交。南部邦联在外交活动中以供应棉花为争取欧洲干涉内战、承认南方独立的酬答。(2)联邦政府的革命外交。联邦政府一方面用海上封锁切断南方的对外联系,另一方面用对欧洲供应小麦来冲击“棉花王”外交。(3)英、法等国的干涉外交,法国与西班牙乘机入侵美洲。(李庆余:《美国外交———从孤立主义到全球主义》,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7页)在三个外交的交锋中,美国联邦政府取得了最终胜利,成功地维护了国家统一。究其原因如下:第一,联邦政府正义的立场是革命外交胜利的根本原因。北方是为了防止国家分裂、维护国家统一而战。正义的立场使得北方得到了欧洲无产阶级的同情和声援,欧洲各国无产阶级坚定地站在以联邦政府为代表的美国北部一边,为反对南方奴隶主,以......
由张謇佚札看其对《学衡》及新文化运动的态度
作者：李健
近日,笔者在友人收藏品中发现了一封我国近代著名实业家、教育家张謇的一封亲笔信,信中谈到他对中国新文学运动上颇有影响的《学衡》杂志等问题的看法。众所周知,张謇在政治、实业、教育等方面立论颇多、可谓自成体系,但他对新文化运动“评头论足”、对白话文“说三道四”还少有所闻,因此颇感新鲜好奇。后翻阅杨立强、沈谓滨等于1987编撰的《张謇稿存》,发现并未收录此信,估计这是张謇的一封佚札。现将全信内容抄录如下,以飧读者:翼谋学兄惠鉴:前承惠《学衡》,未暇观览寻绎也。顷于日间人事纷扰之后,独处濠阳(即现南通,笔者注)灯下,觅友取而读之。其论新教育、论白话诗,乃无一非吾意所欲言。不意近日白门(即现南京,笔者注)乃有此胜流,群□之乐也。望更寄全分三部,欲分与中学、师范诸校,为流行病之药。吾恶知恶风之不已侵吾域耶?得此庶以为自证,以同自卫。□值随示即可寄还。敬颂著安张謇顿十月廿五日九月六日翼谋乃我国现代著名图书馆学家柳诒徵的字号,显然该信是张謇写给柳的,张原信上未写明年份,经笔者查证应为1922年。而那年恰是《学衡》杂志在南京创刊的年份。1922年1月,《学衡》杂志创刊,该杂志......
邓子恢与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评述
作者：王连生
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于1953年2月组建,到1962年10月撤销,前后共十年时间。这期间,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在邓子恢的主持下,深入广大农村,开展调查研究,不惟书,不惟上,只惟实,为中央决策农业、农民、农村工作提供了大量的政策依据和切实可行的意见和建议,对农业、农民、农村工作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一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组建的历史背景1951年12月,中共中央颁布《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决议》既将农业生产互助组织作为中国农村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形式,又提出要注意保护农民从事家庭生产经营的积极性。这说明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形式和步骤有了比较明确的统一认识。随着国民经济恢复任务的基本完成,有计划大规模经济建设的条件已经具备,中央开始考虑从1953年起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同时进行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鉴于情况复杂、任务繁重,1952年8月4日,毛泽东批示同意刘少奇的建议,增设机构,充实领导。(《邓子恢传》,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50页)为了加强党对农业、农民、农村工作的领导,特别是加强对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领导,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