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峻杰，历中学博士，太原师范学院历史系讲师，四川大学中国史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山西，晋中，030619。
【摘要】在清末新政上谕“采西法”的语境下，清廷不少官员提出了诸如设立外交官专途、出使改为实缺、外交官选任和培养等改革洋务性外交体制的奏议。虽然这些看法略有些旧调重弹，但通过地方督抚、驻外公使、翰林、御史等人的分奏和袁世凯、张之洞、刘坤一的联衔会奏，再经光绪帝的朱批认可和外务部的议复变通，已大致形成了一种深具权热的共识，实现了改革议论由“野”到“朝”的重大转变。虽说在改革共识之下，他们各有各的诉求，其建议也未达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此后中国外交体制的近代转型基本是按此次达成的共识而展开。因而从改革共识的形成到最后的落实，要有“同而能异”的胸襟和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