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蒋吕一，上海中医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摘要】19世纪30年代初霍乱席卷欧洲，斯德哥尔摩市政当局颁布了一系列应对举措，试图阻挡霍乱疫情危及城市。但1834年霍乱暴发后斯德哥尔摩所受的重创，昭示其先期措施彻底失败。这既是细节把控上的疏漏，更是防治重心上的避重就轻。这种整体防治态势上的力不从心一直持续下去，并导致整个19世纪50年代斯德哥尔摩始终处于霍乱反复侵袭的阴霾之下。但与此同时，疾病归因的科学化认知以及部分有识之士的不懈倡导，为防治政策的战略调整指明了方向。最终，市政当局确立了以提供洁净用水为主的防治策略并持续推进城市供水设施的兴建，从而逐步消除了困扰斯德哥尔摩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霍乱威胁。
【关键词】霍乱；斯德哥尔摩；城市供水设施
天花、霍乱与结核通常被认为是瑞典传染病防治史研究的三大主要领域，分别代表着18、19与20世纪瑞典传染病防治政策发展的不同阶段。而在与瑞典工业化进程紧密重合的霍乱时期，该国不仅构建起了现代化城市水务系统的雏形，其应对霍乱的一系列举措更是国家传染病防治体系深度革命的一道缩影，因而受到了诸多公共卫生史学者的关注。既有研究侧重于将霍乱和供水设施建设视作较为独立的专题，在有关霍乱疫情究竟如何推动瑞典城市供水设施建设这一问题上，尚有研究空间。文章梳理了斯德哥尔摩霍乱防治政策的具体演变过程，深入探究重大疫情应对与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建设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
一 1834年首次霍乱疫情
19世纪30年代，霍乱首次袭击欧洲，造成数万人死亡。当霍乱疫情在俄国境内萌芽时，瑞典政府就已开始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并做出霍乱迟早也会蔓延至瑞典的判断并出台《检疫条例》，内容包括船只隔离观察与检查；在所有城镇和教区都成立临时性卫生委员会；在感染到达某个区域时，采取类似沙俄政府的早期举措，由军队迅速接管，建立封锁区域；出台细致入微的消毒操作规定。1831年，斯德哥尔摩迅速组建了市临时卫生委员会。召开会议，其议程主要是为霍乱暴发时所需建设的临时医院提前选址，包括通过改造军事或民用设施，建设斯德哥尔摩首批流行病医院。这些准备在将近三年的时间中也确实将疫情风险拒之门外。但哥德堡市的部分人员突染霍乱，市政当局并未当机立断采取防控措施，致使霍乱疫情以闪电般速度蔓延。至1834年11月底的短短四个月内，瑞典共出现24978个霍乱病例，病死率高达惊人的50％，是继天花之后，对瑞典人口造成灾难性影响的又一烈性传染病。
二 霍乱的持续流行
斯德哥尔摩之所以会沦为1834年霍乱疫情的重灾区，既受内部因素与外部环境交织的影响，也暴露出相关防治措施上的疏忽与不足，从而揭示了城市公共卫生的深层次隐忧。第一，瑞典看似严格的检疫和预防措施，只在面对尚未扩散的零星病例时能彰显作用。当1834年霍乱暴发已不可阻挡时，由军队迅速接管感染地区的既往防控举措尽显无力，在实践中被证明对限制霍乱传播作用甚微。第二，临时组建的各地卫生委员会，将疾病错误归因使得多数治疗方法都略显荒唐、收效甚微。第三，实际举措流于形式。第四，市政当局的应对乏力以及一些欠妥做法，导致消极情绪在斯德哥尔摩的广大市民中蔓延。信息公开的滞后性以及不透明，加之穷人所受霍乱侵害更为严重的现实，使得斯德哥尔摩市内谣言四起。不过，最为根本性、决定性的因素，也是在短期内无法通过简单调整所能解决的，是斯德哥尔摩严峻的水质安全问题。因为一旦无法有效地控制初期的零星霍乱病例，斯德哥尔摩恶劣的城市公共卫生环境，就会成为霍乱肆意滋生、加速传播的温床。正是总体应对上的手足无措加之根本性隐患的持续存在，导致斯德哥尔摩乃至整个瑞典无法消除霍乱持续侵袭的威胁。
三 防治策略调整
19世纪中期以前被瑞典医学界所广泛认同的瘴气理论，越来越受到怀疑。部分瑞典医生也开始认同霍乱并非由空气传播，而是由恶劣的公共卫生条件所致—病菌存活于霍乱病患的排泄物中，被释放至城市水域中。而这些未加处理、受污染的水源，再经过消化道被人饮用后导致传染。那些肮脏水域继而被认为是传播霍乱的罪魁祸首，这也深刻诠释了为何瑞典霍乱疫情中，沿海大城市遭受打击最为严重，内河水道沿岸的小城镇和渔村次之，内陆地区城镇的状况相对较好。而为城市提供干净清洁的水源就顺理成章成为霍乱防治手段中优先级最高的选择。
最初城市供水系统初步建成后，用水量激增，但彼时自来水供应范围有限，只能满足一部分居民日常所需。民众对供水管道只惠及部分人的做法颇为不满，要求加快管道铺设进度的呼声此起彼伏。此时期瑞典公共卫生管理制度的改革也为斯德哥尔摩城市卫生部门干预供水设施扩建扫除了部分现实掣肘。城市供水设施初期投入的显性和隐性收益也都迅速显现。一方面，供水收入的稳定性使得有关供水设施的财政支出不再捉襟见肘。另一方面，城市供水设施对遏制斯德哥尔摩霍乱疫情收效显著。最终，城市供水系统的整体扩建与完善在19世纪晚期有条不紊地持续进行下去。而随着供水改革的持续深入，霍乱威胁亦逐步淡出斯德哥尔摩的历史舞台。当1873年瑞典历史上最后一次霍乱疫情出现时，整座城市竟没有出现任何霍乱病例。至90年代中期，市政当局正式宣布该市已消除霍乱。
综上，搁置对疫情影响较小的非决定性因素，筛查出能从源头上解决霍乱威胁的关键性因素，并在有限科学依据的佐证下采取试点性措施，是斯德哥尔摩扭转霍乱疫情不利局面的有效途径。最终，水质安全问题“脱颖而出”，对该问题的关注取代了过往对霍乱临床治疗的重视，成为市政当局防治霍乱的新的主要着力点。值得注意的是，即便约翰·斯诺有关“霍乱是水源传播疾病”的发现成为彼时瑞典医学界的认知主流，但有关霍乱致病原因的争论始终存在。直至1883年罗伯特·科赫发现霍乱弧菌后，有关霍乱的真实致病因素才最终有了定论。这意味着斯德哥尔摩市政当局关于城市供水设施兴建的决定，是冒着较大风险的超前决策，是在医学结论尚不明确时做出的大胆预判。其所获成功表明，在应对那些不确定性极大的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时，若政府部门执意等待医学判断彻底明晰之后再做理想型决策，不仅不切实际，且会贻误战机；多数情况是，政府部门需要在医学认知较为有限的前提下，当机立断做出不那么完美但相对令人满意的决策。在关乎人民生命安全的传染病防治领域，及时止损优先于刨根问底，大胆尝试总好过无所作为。
文章摘自《世界历史评论》2025年第３期，原文约15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