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谢信业，中山大学历史学系。
【摘要】18世纪晚期西山朝的兴起及其统一越南的历史进程，虽然长期以来受到学界的关注，但相关研究鲜少从政治地理角度来阐析西山兴亡及其政治遗产。本文以都城选建议题为切入点，探讨了西山朝统一越南后对国家空间的重构。光中初年，在地势、风水、正统论诸因素的影响下，西山国内形成富春南京与凤凰中京并立局面，原本作为地域性正统象征的中都升龙则降格为北城。南北政治地位的升降标志着10世纪以来的“升龙中心、北河本位”政治模式与空间观念走向衰弱，代表“南河本位”的越南中部跃升为新的政治中心。然因地域政策失衡以及新国家缺乏有效整合，西山的地缘困境也日渐凸显。及至景盛末年，西山被迫移都北城，虽将升龙升格为北京，但北河本位的复兴仅是昙花一现。不过，西山朝对于国家空间的重构尝试，无疑深刻影响了日后越南的政治地理格局。
【关键词】西山朝；都城；正统观；风水；东南亚史
西山时期（1778—1802）是越南历史上一个具有革命性意义的阶段，这个革命性不仅仅体现在现代史学所关注的传统话题，还在于对古代越南的政治空间进行前所未有的再整合，为现代越南国家空间格局的形成奠定基础。而这场由西山朝带来的政治空间结构“革命”，实则滥觞于都城选址与营造议题。西山朝先后建立了“三京”，即南京富春城（今顺化）、中京凤凰城（今乂安）与北京升龙城（今河内），并以此为中心对全国政治地理结构进行重整。该文对西山朝“三京”的建设过程进行系统性考察，揭示地理形势、风水学说与正统之争等多重因素如何深度影响西山朝的都城营建与政治地理重构，以及西山朝如何通过都城营建来推动国家整合和在此过程中面临的阻碍。
一 取中卜宅：1787—1789年西山国都的选址问题
1786—1789年，阮惠三次率军远征红河三角洲，史称“三驾北河”。在初驾北河期间，西山军一举推翻了长达两个世纪的“黎皇郑主”统治体制。1787年初阮惠进封“平王”后，成为顺广地区的实际统治者，并将富春城升格成“富春京”，作为其独立王国的都城。富春京的都邑功能虽属完备，但因其地囿于“形格势禁”，并非理想的行政中心。伴随着之后西山统一国家的形成，为了能够有效地统治北方广袤的新征服疆土，阮惠萌生了将朝廷从富春京向北迁移至乂安的想法。因为，乂安的地理位置符合“天下之中”理念，兼有较为突出的自然与人文优势，风水堪舆与王朝建都祖贯、帝乡的传统盛行。
综合考量地理与人文诸要素的优劣后，阮惠敲定了迁都乂安的基本国策。新都号为“中京凤凰城”或者“凤凰中都”，后又改称“永京”。从1789年七月开始，西山朝调集大量的人力营造凤凰城。“凤凰中京”遗址的调查结果表明，城址规模较小，鸟瞰近似梯形，只有南、东、北三座城门。太庙、社稷、先农坛、圜丘郊坛、市场、官府等似乎尚未开始修筑，西山朝就匆忙停止了建都工程。1792年阮惠去世后，西山朝廷因内外多事，无暇继续凤凰城的营造，只是将其作为乂安镇官朝堂拜望之所。随着阮惠人亡政息，逐渐废弃的永京也成为了西山由盛转衰的标志。由于宫殿建筑年久失修，作为永京核心的三层龙楼在1801年六月倒塌。
二 西山正统观与“旧朝”官员的迁都提议
自10世纪以降，红河平原由中原王朝的边缘地带一跃成为“大越”国家的政治中心。伴随着上述进程，一个以红河平原为中心的“天南”世界开始形成。基于“天南”世界的空间想象，越人进一步将“大越”国家按照“五服制”原则进行排列，以中都升龙城作为这个特定世界的中心。然而，西山朝对于北河的征服，不仅是本地儒学门阀与军事贵族群体面临的一场政治灾难，也是对长久以来的升龙中心、北河本位政治模式与空间观念的颠覆。许多北河名士隐居山野，不愿意出仕。
其次，西山朝的崛起本身是对地域性正统话语的一种否定。西山朝的正统性构建更加侧重于道德层面，顺应了王朝更迭的时间规律，而非既往基于地域空间的正统判定。因此，阮惠将都城选定在乂安而非传统的政治中心升龙，挑战了北方儒家与门阀所捍卫的北河本位。以南河为根本的西山朝依靠来自顺广地区的勋臣和军队统治全国，并不愿意与北河地方势力分享权力。归附西山的“旧朝”文武官员虽然受到新朝倚重，却始终无法融入权力核心。为了改变这一现状，“旧朝”文武官员抛出了迁都升龙城的提议，试图重新树立北河的政治中心地位。出于风水、地理、政治等因素，已然决定建都乂安的阮惠始终未被“旧朝”官员打动。1788年十一月阮惠称帝后，“以富春为南京，乂安为中京，北城为北京”，初步确立了三京并立格局。并最终形成了一个以永京为中心，北城、清华卫其北，南京、归仁拱其南，新的政治地理“矩层”结构。
三 西山末期“三京”政治格局的形成及影响
定都之争既是南北政治权力矛盾的体现，也表明了西山朝对于新国家内部的南北割裂状态缺乏有效的整合。阮惠致力于营造凤凰中京，实为挑战升龙与富春两大传统权力中心、弥合南北和重构越南政治空间的一次重要尝试，然而结果并不理想。随着定都富春后南河本位日渐稳固，以及地域政策的偏移，尤其是对于北河缺乏有效的整合，西山朝所面临的地缘困境也愈加凸显。
随着南北双方攻守易势，西山国家政治空间布局的劣势渐显，富春京更是直接暴露在敌锋之下。不久，旧阮联合万象军队越过长山山脉偷袭乂安。自此，北城成为西山唯一的退路。1802年，阮福映在富春建立阮朝，夺取升龙城。阮光缵兄弟在逃往京北的途中被当地豪强擒获，西山朝覆灭。在国家政治空间的构建上，为了突出富春京城作为“帝王上都”的独一性，阮朝采用不同于以往王朝的单都制。1808年正月，阮朝将嘉定镇升格为嘉定城，下辖五镇，分置府县。由此正式确立了嘉定城与北城并立，南北拱卫富春京城的政治地理格局。
随着“大越”国家的再度统一，越南地理重心发生了偏移，西山朝并未将南方政治中心富春视作长久都城，亦未效仿前朝定都于升龙，而是计划以位于中部滨海地带的乂安作为新国家的政治中心。居于“天下之中”的乂安除了在地理距离、地形地势和人口资源等方面上具有相对优势，还是西山皇室的祖贯与帝乡所在，由此成为基于南河本位的西山政权理想中的都城。然而在阮惠去世后，凤凰中京的营造工程由于种种原因陷入停滞，所以西山朝仍旧以富春南京为实际都城。当然，无论定都乂安，还是富春，无疑是对数个世纪以来的升龙中心、北河本位地域性正统论的否定。升龙降格为“北城”，标志着基于升龙中心、北河本位的传统政治地理格局彻底衰落。这也促使处于政治边缘的北方“旧朝”文武官员多次呼吁定都升龙，欲藉此回归权力中枢。西山朝的政治精英则抛出时间性正统论，并借助风水、地势的优劣予以回应。
文章摘自《世界历史评论》2025年第３期，原文约19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