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柳德军，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摘要】20世纪三四十年代甘肃省岷县和会川县之县界纠纷，既源于县界划拨时的界限不清，亦源于乡镇保长的不法行径，更深藏于战争年代甘肃乡村社会的极端贫穷和各种赋役摊派的异常繁重。在县界纠纷的处理过程中，各级地方政府基于不同的利益考虑，都力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乡镇保长则成为各方利益兑现的主事人。在这一过程中，身负征兵纳粮任务的乡镇保长不仅受到政府的催逼，亦受到普通民众的极力抵制，身处夹缝中的乡镇保长在上级任务与权力寻租之间机关算尽，最终成为政府征兵纳粮的“勤务兵”和推卸责任的牺牲品。
【关键词】国民政府；甘肃；保甲制度；县界纠纷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乡村社会为什么会频繁发生县界纠纷？是历史的遗留，还是新设县域的划定？是两县之间的意气之争，还是双方之间的利益博弈？是涉事村庄民众故步自封的保守属性，还是为了生存的努力抗争？在县界纠纷的处理过程中，各级地方政府对该类纠纷案件的应对态度和处理机制又是什么？笔者以甘肃省岷县与会川县之县界纠纷案为例，从微观视角透析20世纪40年代中国乡村社会县界纠纷频仍发生的内质性原因及其国民政府治下各级政府在处理该类纠纷案例中的应对策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20世纪40年代中国乡村诉讼社会形成的特殊性和时代性。
一 县界纠纷缘何而生？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传统乡村社会正在悄然地发生着变化，皇权时代乡土社会自为自治的状态随着保甲制度的普遍推行而逐渐解体，乡镇保甲不仅成为国家行政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开始担负起乡村社会治理的历史使命。然而，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乡村社会正经历着战争的苦难和贫穷的折磨，日益沉重的田赋兵役不仅侵蚀着普通民众的生存空间，而且加剧着各种潜在矛盾的激化，和息无讼的传统相较于民众的生存显得异常渺小，于是各类讼诉案件迭出不穷，其间既有官与民之间的呈讼，亦有官与官之间诟病，而县界纠纷及其引发的相关呈讼更是成为这一时期各类诉讼案例中的一类典型。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全国各地出现了形色各异的县界纠纷，表面上起因于县界之间部分村落的“飞插交错”，实则诟病于不合理的“苛杂摊派”，以及原乡镇保甲对被接管村庄居民的“歧视或刁难”，无论这种“歧视或刁难”的程度如何，但它的存在无疑给被接管村庄居民敏感的心灵留下了难以抹去的伤痕，也成为被接管村庄居民为争取平等待遇而不断抗争的动因。
岷县与会川两县之县界纠纷，缘起于甘肃省会川县新县治的设立。1944年甘肃省政府决定“划甘肃省临洮县、渭源县、康乐县、陇西县、潭县、岷县六县边界”组建会川县，这就意味着会川县“新设县治，寸壤尺土，皆自他县受划而来”。因此，会川县自设治之日起，因其县界未清，与邻县之村庄插花交错，不仅保甲推行甚是困难，而且因田赋兵役之派征亦有不公，致使会川县从设治之日起，即与相邻各县都存在着严重的县界纠纷。
尽管甘肃省、署、县政府为了消弭这一潜在的纠纷，从县界划拨之日起就进行了多方努力，但因岷、会两县之县界，村庄插花，地形犬牙交错，村庄居民的生活习惯、田赋征缴、宗教信仰各有殊异，这一切都将预示着会川县治的设立，必将面对难以避免的县界纷争，只不过这些纷争可能会以形色不同的样态发生罢了！
二 县界纠纷发生的矛盾引子
会川县治的设立及岷、会县界的划拨并未给两县带来长期睦邻友好的关系，相反随着两县划界的落幕，与之相关的呈讼则接踵而来。事实上，岷、会两县之所以会发生县界纠纷，究其原因，不惟有二：第一，岷县与会川两县之县界划拨之后，川都乡第三保嘴底下、瞎那山两庄的归属权没有得到明确标注，嘴底下依据传统习惯，仍向岷县交纳田赋公款，而会川县则根据保甲编组，亦向嘴底下催征钱粮，以致嘴底下庄民不得不同时承担岷县和会川两县的田款负担。第二，会川县中寨乡碌竹纳保长张发荣对嘴底下庄居民的武力强征，不仅引发了岷县与会川之间潜在的县界纠纷，而且伤害了已被划拨于会川县之嘴底下庄民敏感的神经，最终演化成被接管村庄（嘴底下、瞎那山）庄民为了争取平等对待而不断抗争的动因。
岷县与会川两县之县界，早于1944年５月在甘肃省第一公署、岷县、会川县政府的共同勘查下予以划拨，并得到甘肃省政府的承认和备案，然今日又发生纠纷，探寻根由，表面上是因两县县界划拨之时，对于沿线村庄未能明确标注，导致县界不清，插花村庄归属不明，实质上则归咎于田赋兵役的苛征及会川县中寨乡碌竹纳保长的不法行径。原属岷县管辖之嘴底下、瞎那山两庄，猝然间被划拨于新设的会川县，无论在田赋征缴及民众情感上，都须有一个短暂的适应期，对于会川县派征的田款，亦须有一个缓冲和过渡。然会川县中寨乡碌竹纳保长的武力强征，无疑给被划拨的嘴底下等地庄民敏感的心灵留下难以抹去的伤痕，也成为嘴底下庄民“誓不归会川”的心理支撑。
嘴底下庄民之所以坚决要求回归岷县，除了会川县碌竹纳保长的欺压强征外，更重要的还是利益方面的争执。嘴底下民众在岷县与会川县界划拨之时，户籍册虽交归会川县，但田赋册仍留存于岷县，即嘴底下民众交粮纳赋仍由岷县负责，但会川县因嘴底下保甲已归其编组，在摊派丁役粮赋时也时常光顾，以致嘴底下居民不得不同时承担岷、会两县之负担，这也是嘴底下庄民反复呈诉的一个根本原因。相反，岷县与会川两县之所以争执不休，除了维系各自政府的“面子”外，它们也希望纠纷之地的田赋归其所有。即在各保摊派总数不变的情况下，一个插花村庄的丢失必将加重其余各村庄的负担，这也是岷县与会川两县对于纠纷之地互不相让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 县界纠纷案之审判
对于岷县与会川之县界纠纷，甘肃省政府的态度是：岷县与会川两县之县界“应严格遵照1944年岷、会两县划界原案办理”。然如果按照1944年岷县与会川之县界划拨，“应拨会川管辖者为原川都乡‘七、八、九、二、四’五保”，而嘴底下属于川都乡四保，应归会川县管辖。但鉴于会川县中寨乡碌竹纳保长的恶劣行径已在嘴底下造成极大的民愤，甚而有该地民众“誓不归会川”之誓言，因此，甘肃省政府不得不审慎对待。为了缓解民众怨愤，查明事实真相，甘肃省政府令第一区专署和第九区专署偕同前往纠纷之地，再次会勘岷、会两县交界之嘴底下等地情形，以求彻底解决而消弭纠纷。
对于岷、会之县界纠纷，各方意见汇为两派：即第一区专署和岷县政府要求重新划拨；第九区专署与会川县政府力求保持现状。面对岷、会两县的据理力争和第一、第九两区专署的不同意见，1946年４月甘肃省民政厅在斟酌各方意见的基础上，对此次县界纠纷案作出如下判定：“严令岷县将嘴儿底下地区仍遵前核定，令由会川县管辖，将该地区田赋册移送会川县府接管，并令会川县府转饬乡镇保甲人员，对嘴儿底下人民一秉大公，不得借故挟嫌欺压，以息纠纷”。
至此，延续两年之久的岷、会县界纠纷在甘肃省政府的行政干预下得以缓解，但两县对于纠纷之地的矛盾仍未得到根本解决。此次县界纠纷在省政府的出面调停下，看似告一段落，但两县官民都不甘心放弃，两县民众不仅各自组织保境委员会，赴省方活动，向各方呼吁，且“对搜罗证物，更不遗余力，故是时表面上虽呈休止状态，然两县士绅固无时不在厉兵秣马中”。由此可见，对于岷、会县界的连年呈讼，甘肃省政府虽派员屡次勘定，但至今仍未有精确的勘定地图，致使该两县县界纠纷久久未能消停。
纵观岷、会县界纠纷案发生发展的全过程，无论是第一区专署、第九区专署，还是岷、会两县政府，以及各县所属之乡镇保甲，它们基于不同的利益考虑，都力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即使面对省政府的训令，它们也会想法设法从自身的利益出发而力求推翻原案，并尽可能达到自己的目标。在这一过程中，乡镇保长无疑成为各方利益兑现的主事人，在连年战争和极度贫穷的甘肃乡村社会，身兼征兵纳赋任务的乡镇保长之处境不言而喻：一方是政府钱款的征收和地方军队的临时摊派，一方是挣扎于生存边缘的普通民众，尽管乡镇保长在夹缝中心机费尽，但最终仍落得声名狼藉。
文章摘自《甘肃社会科学》2025年第5期，原文约148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