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桂强，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摘要】全面抗战爆发后，日伪政权成立了专门的机构来收购袁浦盐场产盐，米价的上涨，致使米价与食盐收价的比率持续扩大，进而影响盐民生计，使得盐民主要采取走私方式来反抗日伪政权的盐统制。盐民的“日常反抗”再加上其他因素，使得日伪政权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未能在上海地区建立起有效的食盐运销体系，致使日伪“官收官运官销”的盐业制度陷入崩溃。虽然盐民在日常生活中的反抗基本上是自发的、分散的，但是我们不能忽视或低估这种作用。抗日战争是一场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全民族战争，我们需要关注到这些被迫留在沦陷区生活的民众，他们对日伪政权的“日常反抗”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全面抗战；“日常反抗”；盐民；盐业制度；上海地区
抗日战争是一场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全民族战争。目前，国内学术界有关沦陷区民众反抗日伪政治统治的成果可谓硕果累累，但主要集中于探讨沦陷区民众的武装反抗，对“日常反抗”的研究，较少涉及。大多数学者虽然都认为“日常反抗”破坏了日伪政权的统治，但是未能深入探究如何破坏了日伪政权的统治。另外，还有学者认为民众在日常生活中的反抗基本上是自发的、分散的，既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他们受压迫、被宰割的悲惨处境，也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有鉴于此，该文以沦陷时期上海地区为中心，来探讨盐民对日伪政府的“日常反抗”及其意义。
一 全面抗战前食盐生产、流通与盐民的日常生计
全面抗战前，上海范围内所设的袁浦盐场对盐民生产严格控制，食盐运销主要采取专商引岸制。此外，被严格控制的盐民生活十分贫苦，再加上食盐收价与售价之间的巨大差异，致使盐民常常采取走私的方式来反抗政府的统治，尤其在米价上涨时，反抗行为则更为明显。不过总体来看反抗行为仍属可控，所以专商引岸制度仍得以维持。全面抗战前，上海范围内的袁浦盐场对盐民生产活动严格管控。食盐的运销主要采取专商引岸制度。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各界强烈要求废除专商引岸制。1931年，南京国民政府颁布《新盐法》，规定废除引岸，食盐就场征税，任由人民自由买卖，任何人不得垄断。但由于各种原因所限，《新盐法》在抗战前未能实行。政府严格控制下的盐民主要以制盐为生，并且生活十分穷苦。因为袁浦盐场地处东海之滨，不适宜种植谷物，所以附近的民众除了极少数做工或捕鱼外，大多都是引水制盐，以为生计。另外，由于食盐的收价，政府控制得过低，再加上其他各种剥削，所以盐民生活十分悲惨。面对收价过低导致的生活困苦，盐民也常常提出酌加盐价，不过常为政府所拒绝。另外，官盐的售价，不像收价一样，而是处于相对较高的价格，致使收价和售价之间，存在较大的价差。另外，由于食米是盐民生活成本的最重要部分，所以每当米价上涨时，就会导致食盐收价相对较低，致使制盐成本上升，每当此种情况发生时，盐民的“日常反抗”则更加激烈。从而致使日伪盐业制度陷入崩溃也就顺理成章。
二 全面抗战时期盐的收购与“日常反抗”的兴起
全面抗战时期日伪政权成立了专门的机构来收购袁浦盐场产盐，先是奉贤盐业合作社，后被裕华盐业公司所接收。战时盐民的“日常反抗”同样主要表现为食盐的走私，在后期还表现为盐民消极生产。另外，“日常反抗”也表现出阶段性特征：1943年前，由于收价过低，再加上日伪政府对盐场控制较为薄弱，使得盐民的“日常反抗”持续存在；1943年，汪伪政权通过一系列措施，使得走私暂时处于低潮；自1944年年中开始，由于沦陷区经济的崩溃，通货膨胀越发严重，盐民的“日常反抗”再度高涨。战争使得袁浦盐场在全面抗战初期陷入混乱。这一时期国民党游击队长期活跃在奉贤等地。盐场控制权在国民党和日军之间交替。因为频繁地交战，这一时期袁浦盐场完全崩溃。等社会秩序初步稳定后，日伪地方政府为加强对袁浦盐场的控制，成立奉贤盐业合作社，之后该社由裕华盐业公司所接收。全面抗战时期，盐的收价与战前一样由盐场定价，并且随着通货膨胀的不断发展，盐场持续提高食盐收价，不过增速远低于米价上涨速度。
盐民的生计受到影响，而走私可以获得较高收益，也使得盐民主要采取走私方式来反抗日伪政权的统制。走私能获得较高收益，也使得抗战时期每年因为走私而发生的缉私案件频繁出现。因为私盐充斥，必然导致收盐数量的大量减少，这也反映出战时盐民走私规模之大。收盐数量过少，甚至引发了日本政府的不满，这也是奉贤盐业合作社创办之初由日人岩本和中国人张斌负责，后被粟津和王森替代的重要原因，“日常反抗”也表现出阶段性特征。
三 日伪“官收官运官销”制度的建立与崩溃
因为袁浦盐场是上海食盐的重要来源，所以袁浦盐场盐民“日常反抗”的阶段性特征也对应起上海地区日伪食盐运销体系演变的整个过程。全面抗战爆发初期到1942年，民众的“日常反抗”再加上其他因素使得日伪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未能建立起有效的食盐运销制度，1943年汪伪政府通过一系列措施，加强了对于食盐运销的控制，从而使得“官收官运官销”制度正式建立，但从1944年下半年开始，随着抗战即将取得胜利以及日伪统制下沦陷区经济的崩溃，“日常反抗”再度活跃，最终致使“官收官运官销”制度陷入崩溃。由于对华侵略陷入长期战争，日本认识到，单凭自身国力难以维系。到1943年，日本发动数年的全面侵华战争使得国内国际形势对其都极为不利。因此日本政府为了解决“中国事变”，开始重新考虑对华政策，采取“以华制华”的新方针，试图通过加强汪伪政府的能力，从中国战场抽出兵力。同时，汪伪政府也希望借助日本对华新政策之机会，巩固其政治地位。在此背景之下，1943年２月，汪伪政府通过《战时经济政策纲领》，开始实行战时经济统制，其主要内容是“调剂物价”“增加生产”“改造经济机构”“节约消费”“稳定币值及调剂金融”以及实施经济统制。这些都表明了在一段时间内，日伪建立的盐政制度还是颇有效果。但是，这一情况到抗战后期又发生了改变，盐民“常反抗”的再度高涨，致使食盐运销体系再次出现问题，从而迫使日伪政府不得不改变“官收官运官销”制度。因为供盐过少，裕华盐业公司名存实亡。当然，这一时期盐业制度的崩溃还和整个沦陷区经济的崩溃有着直接关系。由于物价增长过快，使得日伪政府也无力通过快速、大幅度提高食盐收价的方式来抑制盐民的“常反抗”。在当时因为通货膨胀的发生，甚至出现了现金缺乏的现象。我们不能忽略或低估“日常反抗”的作用及意义。盐民的“日常反抗”及其阶段性特征对应了上海地区日伪食盐运销体系演变的整个过程，在上海盐业制度的演变中扮演重要角色。总而言之，抗日战争是一场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全民族战争，我们需要关注到这些被迫生活在沦陷区的民众，其对日伪政府的“日常反抗”也发挥着重要意义。
文章摘自《史学月刊》2025年第11期，原文约25915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