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晓辉，湘潭大学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
【摘要】19世纪70年代起，以英国为首的西方殖民者诬称中国人“天性残忍”,将虐待动物罪移植至上海公共租界，并在工部局、会审公廨和上海防止虐待动物协会的协同参与下，对被指控虐待动物的中国人加以惩处。尤其自19世纪末上海防止虐待动物协会成立后，国人被判虐待动物的人数长期维持高位，所受处罚也较为严厉。对于西人此种做法，国人经历了以赞成为主、异议渐起并最终走向反抗的过程。在善待动物问题上，中西之间并非没有共识。然而，随着西方侵略扩张的加剧和对被控虐待动物的中国人简单粗暴的处罚，虐待动物罪逐渐演化为中西矛盾冲突的典型象征和复合体。由此，中西双方在此问题上也就彻底失去了缓冲的空间与调和的可能。及至收回会审公廨，施行半个多世纪的虐待动物罪最终退出中国近代历史舞台。
【关键词】晚清民初；上海公共租界；虐待动物
虐待动物罪发源于19世纪初的英国动物保护运动，在中国，随着西方殖民扩张的加剧被引入上海公共租界。1873年，开始有中国人因病马驾车、倒提鸡鸭等被控虐待动物而遭会审公廨罚款或监禁，甚至笞杖。近年来，学界在近代中国动物保护的研究问题上取得了不少成果，但对上海公共租界“虐待动物”行为惩处的发展演变则讨论较少。
一 上海公共租界惩处虐待动物行为源起
19世纪后，以“反残忍”为主要特征的动物保护运动开始在英国兴起。1822年，英国通过《马丁法案》，明确将虐待动物视为一种犯罪行为。1824年，英国防止虐待动物协会成立。此后，英国又陆续颁布一系列以“反残忍”为中心的法律法规。英国社会及法律界自19世纪中期起逐渐形成这样一种观念，凡给动物带来“不必要的痛苦”即属残忍和虐待。
19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大量西人尤其是英国侨民的迁入，上海租界人口不断膨胀，由华洋分居而变为华洋杂处，双方在不少问题上开始面临直接的冲突。有西人认为许多中国人对待马匹非常残忍，当时中国人的一些习惯性行为，如倒提鸡鸭等，也被西人重点关注。
除对具体的虐待动物行为的判定，这一时期，西人对中国人与动物关系和动物保护文化的总体认知也有变化。19世纪70年代前，西人的看法尚褒贬不一，其中不乏对其自身相关行为的自省以及对中国善待动物思想的褒扬。然而，从19世纪70年代中期起，随着英美殖民者在上海租界权势的不断扩张以及其本土动物保护运动基础的巩固，他们认为需要对中国人施以文明规训的声音越来越响。在这样一种情势下，以英国为首的西人开始将虐待动物罪引入上海公共租界，并对虐待动物者严加处置。
二 虐待动物罪在上海公共租界的施行
在上海公共租界，英美人士根据公共租界实际，主要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依托工部局、会审公廨和上海防止虐待动物协会对被认定虐待动物的中国人进行处置。工部局乃公共租界的运转中枢。工部局从19世纪60年代起专门安排巡捕房和菜场稽查员对华人马厩中马匹的健康状况进行检查。1909年专门发布通告，鼓励西人对所见华人倒提鸡鸭的行为加以举报。此后，工部局又进一步明确将“非必要痛苦”视为判断是否虐待动物的标准。会审公廨作为租界内的司法机关，主要职责是审理租界内以华人为被告的案件。1873年，开始有华人因明确的“虐待动物罪”被会审公廨处罚。此后数年间，均有华人因明确的虐待动物行为而在会审公廨受审、被罚。1898年，上海防止虐待动物协会成立，并得到工部局和西方各国领事馆的大力支持。其长期以惩戒为主、教育为辅。除大力动员其西方会员检举租界内的中国人外，还设有专职检察员，专门负责在租界内巡查，以随时对相关中国人施加干预并发起诉讼。在成员的积极活动下，会审公廨审理的华人虐待动物案达百余起，会审公廨对相关人员的惩罚也明显加重。
三 中西间围绕虐待动物行为的争议
对于公共租界西人对华人虐待动物行为的认定和处置，华人尤其是中上层人士和知识分子大致经历了赞成为主——异议渐起——走向反抗的发展脉络。中上层人士对善待动物的理念并不陌生，因此他们在初始阶段对西人的一些做法确实有所认同，这一点在19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较为明显。然而，从19世纪80年代末起，上海防止虐待动物协会成立后，租界内开始有越来越多的华人因虐待动物而受罚，于是开始有声音认为一些人的行事方式和做法有违中国传统文化中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的爱有差等的理念。这种不解和争议也体现在会审公廨中方谳员对虐待动物案件的审判中。中方谳员开始持不同见解，顶住西人压力，据理力争。辛亥革命后，西人利用政局动荡之机，进一步扩大对会审公廨的控制。被控虐待动物的华人数量相比之前更为增加，西人对于“虐待动物”的界定也有泛化的趋向。至1918年，《时报》的一篇报道对西人随意扩大虐待动物范畴的做法提出质疑，进一步揭露了西人对租界内被控虐待动物的华人严加惩处，并非表面所宣扬的完全基于仁善之心那么简单，而是夹杂着贪婪和算计。
四 近代上海公共租界虐待动物罪的废除
随着西人仁民与爱物倒挂的愈演愈烈，尤其五四运动后中国民族意识的不断增强，虐待动物罪逐渐演化为中西矛盾冲突的典型象征和复合体。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深刻认识到西人相关行为背后嵌套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侵略内涵，遂开始予以强烈抵制。
五卅惨案不仅成为中国加快收回会审公廨的导火索和重要转折点，也为租界内虐待动物罪的废除提供了条件。1927年公共租界会审公廨收回并改设为临时法院，首次开庭审理的案件中就有一起虐待动物案，法官以中国法律中没有相关罪名，遂将起诉驳回。之后在西人干涉下，仍陆续有中国人因虐待动物而受到上海公共租界临时法院的处罚。1930年上海公共租界特区特区法院的设立收回了很大部分的法权，西人无法再直接以“虐待动物”罪名起诉华人，而是被罗织以其他罪名。尽管如此，会审公廨的收回仍具有标志性意义，仍可将1927年１月１日会审公廨在名义上的交还视作英国虐待动物罪在近代上海公共租界废止的时间节点。
综上所述，对“虐待动物”者予以惩罚源于英国。19世纪70年代，英国人将其移植到上海公共租界，并成立防止虐待动物协会，联合工部局责令租界内华人善待动物，检举租界内华人“虐待动物”的行为，提起诉讼。于是，自1873年起，上海公共租界内开始有中国人因“虐待动物”而受到会审公廨的惩处。至中国收回会审公廨，在上海公共租界施行半个多世纪的英国虐待动物罪逐渐淹没于近代中国的历史长河中。
文章摘自《史学月刊》2025年第12期，原文约224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