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屈涛，武汉大学历史学院。
【摘要】通过将史学研究相对忽视的碑文书写模式置于墓祭中观察，从先秦两汉历史中探究这类书写的形成与意义，可对东汉墓碑的使用缘由及影响提出新认识。墓碑以仿雅颂的韵文，铭与姓氏来源相结合的书写模式，将逝者及其先人与在世家人塑造为功德承继的世族。这种使用方式的出现，既源于官吏、士人对名位稳定感的共同追求，也与经典所载周代贵族礼制的传播，东汉朝廷礼仪复古倾向的示范，以及墓祭、余庆观念的流行息息相关。由此，墓碑消除了逝者生前在官场、士林中承受的不稳定，并超越汉代等级秩序，使逝者在世的家人获得贴近高等级世袭群体的优越感。魏晋门阀士族出现之前，官吏、士人对名望与地位的世代承继较早在祭祀场合实现，揭示了先秦至汉魏历史间延续与变化并存的辩证关系。
【关键词】东汉墓碑；祭祀；书写模式；功德；世族名望
汉碑是中国碑刻文化的源头，自宋代金石学兴起后便受到历代学者关注。墓碑在东汉广泛出现，是汉碑中留存数量最多、分布最广的一种类型，这说明它已得到时人的普遍认可与接受，因而其功用就颇值得思考。目前研究，相对缺乏对墓地这一特定场合的观察；对碑文书写模式关注有所不足；忽视人群、制度、观念之间的互动。该文分析了墓碑在祭祀场合的内涵，考察承载此类观念、表达的碑文书写的特点、来源及其功用，对东汉墓碑使用缘由，及对魏晋门阀士族产生的影响提出了一些新认识。
一 墓祭场合中“碑铭”的书写特点
汉代墓祭逐渐流行，东汉时已成为上至皇室下至平民共同践行的理念。这种祭祀活动的盛行与对生死关系的认知密切相关。汉代人相信人死后有知，会像尘世般生活，产生事死如生的观念。墓碑树立于祭祀核心区域，应同样有沟通生死的作用。不过，墓碑在祭祀场合的使用对象有其独特性，并非人人皆有。可以说墓碑主要是官吏、士人用以沟通生死的媒介。墓碑在书写上还具有一定之规，呈现模式化特点。碑文按后世习用表述可分为序与铭两部分，一般格式为前序后铭。与后世统称为“碑铭”不同，墓碑对以韵文称述逝者的书写模式有自身称谓，常见者有“辞”“颂”“词”“诔”。官方以及贵族、吏民的日常祭祀与祈祷亦普遍使用“辞”。“词”本义是包含语义的语音，碑中泛指祭祀时所说文辞。“诔”“颂”同样是祭祀中常用的文辞，不过有专门的使用场合与规制。“诔”是通过累列生平行迹，评述逝者功德的文辞，汉代多用于皇室葬礼。“颂”在周代是用于天子祭祀之乐的歌辞，重在颂扬美德与告功，并定型为“诗”中一类格式、内容固定的文辞。同时，墓碑中表达诵说含义的文辞，在书写形式与内容上是高度统一的。内容上主要是赞誉逝者功德，表达哀悼之情。碑铭与礼器之铭具有相通的理念，这个理念的生成过程与两汉实践的祭礼及典籍所载先秦青铜礼器联系密切。
二 死后世界与现实间的张力
比照碑主生前经历，可以发现碑文以模式化的书写方式称颂、存续功德，与碑主在现实名利场中的经历与感受形成鲜明反差。大部分碑主位于各自所在朝廷、郡国等级金字塔的中上层，是官场中的相对成功者。不过，纵然是他们中身份最为荣宠者，也难以获得地位的持久保障。究其原因，秦汉官制较之先秦贵族制，最根本的差异之一就是世卿世禄的废除，绝大多数官吏的地位处于流动的不稳定状态。以东汉官场中的“不倒翁”胡广为例，他曾“在公台三十余年，历事六帝”，史家称“汉兴以来，人臣之盛，未尝有也”。然而，看似连续的光鲜履历背后，实则存在断裂。荣宠不衰只是史论、葬礼营造出的形象。官位变化造成的落差是极为显著的，公开场合与可视化的礼仪实践，会让官员深切体会到地位起伏波动带来的不稳定感。宦者同样如此。桓灵时期部分宦者虽然权势熏天，但只有极少数人能获得封侯殊荣。且较之外朝官吏，宦者的升迁、罢黜更加取决于君宠，而君宠的基本特点就是不易持久与强烈的竞争性。除任官外，碑主还常号为名士。虽然士人之“名”相当程度上形成于士林，不过士“名”与官位有相通的面向，都不稳定。士人之名源自他人评价，由于察举与士人对名的推崇，围绕名望的争夺在东汉时期进一步加剧。作为立碑对象的官吏、士人乃至宦者，生前处境虽异，但均身处地位、名望的不稳定中。与之相较，墓碑以仿雅颂的韵文与“铭”的书写形式称颂、存续逝者功德，为他们搭建了别于尘世的避风港，使之获得生前难以享有的稳定。这种因稳定感的缺失与渴求而形成的张力，是推动墓碑使用及书写特点出现的重要动力。
三 功德承继与名望塑造
墓碑提供的稳定感虽源自官场、士林刺激，却非现实秩序的反映。它之所以能满足不同人的共同需求，恰是让逝者及其在世家人获得了超越官场、士林的名望与地位。这与仿雅颂的韵文与铭原本具有的身份象征意义密切关联。以近似雅颂的文辞称颂皇帝祖先的仪式是在百官中频繁上演的，让亲历者尤其是有儒学修养的官吏，能通过参与仪式观摩并聆听歌辞、诔文，了解到这类称述、存续功德的文辞是皇室彰显世袭身份的重要手段。伴随这些官吏迁转、返乡，会让此类称颂形式在更多人中传播，为日后的攀附奠定契机。不仅京师有此类礼仪，位于鲁国的孔庙是仿雅颂文辞实践的另一个中心。孔子成为皇室之外，较早享受仿雅颂歌、辞祭祀的对象，孔氏后人亦获得功德承继带来的荣宠地位与名望。这类仪式及理念通过官方召集的大会，为鲁国及周边官吏、士人熟知。目前所见墓碑出现较早且集中的地域，正是京畿周边与鲁国及其临近地区。这种地域上的重叠并非巧合。
墓碑将逝者塑造为功德人物，对其在世家人而言，不仅是彰显世族名望，亦在宣扬祖上有德，是积善之家，命中注定有优于常人的地位。这在日益看重出身的东汉，对抬高身价是有所助益的。墓碑能够利用时人熟习的姓氏理念，通过碑文中姓氏与谱系的书写，显示碑主之家确为累世功德的世族，乃积善之家，使他们将仿雅颂的文辞与铭挪为己用的行为变得顺理成章，隐去了墓碑中人为塑造名望的色彩。同时，也契合了经典及朝廷祭祀中宣扬的功德由祖上承袭而来，有功德祖先能荫庇后人的观念。由此，也可解释为何墓祭较为普及，而墓碑却主要行用于官吏、士人中。可以说墓碑是东汉后期祭祀官场、士林中有声望、地位者常用的媒介。
综上，对名位稳定感的追求与重视出身的时代氛围，让官场、士林中不同身份、背景者拥有了渴望功德世代承继的相近需求。官吏士人具备挪用仿雅颂文辞、铭，以及追溯姓氏来源的能力及优势。由此，墓碑的使用兼具信仰、礼仪与等级色彩。秦汉以来皇帝、官僚制度的建立，东汉朝廷礼仪实践，汉人关于周代礼制及世卿世禄的憧憬与想象，为官吏、士人追求世代承袭的名望与地位提供了动力与借鉴。由此带来的汉魏之际历史变化，可看作是先秦秦汉以来原本为皇室、贵族独占的礼制资源，在更广泛、多元人群中的实践与下移。推动此进程的并非某一特定群体，不同知识、背景的官吏、士人乃至宦者共同参与其间，体现出他们在名位追求上的内在共性。
文章摘自《文史哲》2025年第５期，原文约30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