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振刚，内蒙古大学蒙古历史学系。
【摘要】清中期到民国，山西榆次县大伽南村民住房来源有分家、自建、买房、典房及借住等形式。嘉庆前后大量建房与晚清民国时期出现卖房高潮，与山西中部商业发展、鸦片危害中国的进程同步，也是榆次乃至山西乡村社会变迁的写真。多数人务农，限制了本村住房水平。住房反映出山西村落整体经济水平，并潜在地受职业取向与文化水平的影响。住房也反映了祖先经济能力与分家举措，是乡土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清中期至民国山西中部农村住房水平整体偏低，有必要置于当时农村社会普遍贫困的事实中进行探讨。
【关键词】山西中部；农村住房；经济水平；职业取向；乡土记忆
村落住房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建筑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大伽南村在清代属于山西省太原府榆次县，民国时期为榆次县三区第二十八编。其特点为：大伽南村晚清民国有500来人，人口与经济在当时的榆次村落中处于上中等水平；大伽南是丘陵村落，兼具平川与山区村落的住房类型。本村有乾隆进士，经商、做工匠、放羊等职业俱全，以农业为主要生计模式，具备山西中部村落的普遍性特点；本村刘鑫有藏有一批道光年间到1950年代的分家文书、买房契约、卖地契约、典地契约、房产土地证等，有资料基础。该文以这个村庄的住房为切入点，对清中期至民国山西中部村民的生存变迁问题进行考察。
一 清中期到民国大伽南村民的住房来源
清中期到民国大伽南村民的住房来源，大体有以下几种形式。其一，分家所得。分家得房的过程，是父母将房产传递给下一代最重要的步骤。其二，买房和典房。大伽南刘氏，清中期以来分为三支。第一支，住南圪浪东边；第二支，住南圪浪西边和大场；第三支，原来全住在西头，即刘瑞所住的西门街北院及南边两个院。其三，建房。
清中期至民国年间，大伽南村民建房活动大体经历了两个高潮。第一个高潮出现在嘉庆朝前后，第二个是光绪末到抗战之前。其四，借住房和得别人遗产房。借住房大体有两种模式：一为资产重组型，以庞炼为代表。他出售南院９间房产后，经历王富蛮院（非亲属借住）、堂侄庞东西房（宗族内部调剂）的过渡，显示宗族网络在居住保障中的作用。二为移民安置型，河南木匠常春1940年代迁入后，借住山东移民刘根顺院落，反映跨地域移民安置的特点。其五，其他来源。本村地处黄土高坡，沟壑纵横，村边土崖壁立，适宜掏挖窑洞。本村不同时期均有一定数量的无房户。无房原因多样，其中最常见的是因抽大烟致贫。此外，初来乍到的外来移民也通常无房。住房解决方式各异：王万忠家购得房屋后，两户儿子共享一屋，其中一户仍需借住邻居家。多数无房户最终会设法置办房产。部分家庭的住房来源较为复杂，呈混合状态。
二 大伽南村民的住房水平及变化
大伽南村住房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裱砖墙瓦房（俗称“大梯房”）或沙灰砌筑的平房。这类房屋墙体内设有支撑大梁和檩条的顶柱。第二类，仅裱最上层砖墙的瓦房或沙灰砌筑的平房。其墙体内设有支撑大梁的顶柱，但檩条直接架设在土坯墙（墼墙）上。第三类，土墙、土顶的简易平房。此类房屋没有顶柱；或是利用土坯（墼）砌筑的窑洞。居住在沟壑土窑中的情况较为少见，通常是临时过渡性的选择。一般而言，商人建房或买房，通常属于第一类。农户建房或买房，则多数属于第二、三类，仅有少数属于第一类。第三类房屋普遍较为低矮狭小，反映了当时村中多数家庭的居住状况。
清中期到民国，大伽南家庭住房的变化，主要反映在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大伽南家庭住房数量的变化上，存在不变、减少与增加三种情况。住房数量不变的情况，主要发生在独子家庭或无子但过继了嗣子的家庭中，由于不分家，其住房数量基本保持不变。大伽南家庭住房减少的原因，大致有三种情况。其一，分家。其二，人口增加。其三，经济紧张。该村住房数量增加或质量提高的原因，大致有三种情况。其一，做官。其二，经商致富。其三，种地有了积蓄。住房数量的增长，根本上源于经济能力能满足改善性需求。新建房屋不仅增加了家庭的住房数量，商人建房注重装饰与美观，农户新建的房屋在舒适度和质量上也显著优于旧房。从长时段观察，村落住房条件的波动，与大伽南人的商业繁荣与否联系紧密。大烟吸食是其住房条件下滑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 大伽南住房水平整体不高的原因
清中期至民国，大伽南的人居环境主要面临两类问题：一是住房拥挤，一个院落往往居住多户人家，厨房、厕所等生活配套设施严重不足；二是住房普遍老化，危房数量众多。大伽南整体住房水平不高，究其根源，在于当地职业结构单一，多数居民固守土地谋生，导致经济发展水平低下。农业方面的收益微薄，规模有限，难以积累大量财富，自然也就无力进行大兴土木之类的建设。大伽南物产少，外出谋生最主要的是靠经商。村经商和读书的少，大部分人把自己锁在村里。为何山西中部平川大村大户的住房条件，普遍显著优于丘陵山区的大户？究其根本，经济因素应是关键所在。彼时山西中部平川地区的主要职业除农业外，商业亦占据重要地位。
除了经济实力雄厚，文化层次与对外联系也是一个重要原因。经商是农家子弟接受再教育的一个重要机会。在商业活动中，了解各地风土人情，思想开放，接受新事物快，对当地住房的高雅设计造成影响。富裕了的商人，也在住房上炫富，他们又互相攀比。大伽南人的商业背景很小，多数人窝在村里，乡土社会的特征明显。他们读书很少，被消减了选择职业及发挥其才能的机会。大伽南千篇一律种地的职业倾向，民间经济的活力没有得到释放。因此，村中既无成片气派的四合院，也缺乏宏伟的公共建筑，这两类建筑通常是富商聚居村落的重要标志。村落庙宇房屋与村民整体住房水平是有关联的。
综上，山西村落住宅是社会变迁的晴雨表。清中期到民国，大伽南村民的住房出现一个建设高潮，一个买卖高潮，主要影响因素是商业与抽大烟。村民住房的来源，很大程度上受经济条件与分家所得影响。祖先的本事大，或一个分家举动，导致几代人居住条件的稳定或差异。这一切归根到底是经济发展水平。大伽南以农为主的职业结构和经济模式，影响了收入水平。商业规模小，商户对土地依赖性强，限制了商业发展。多数村民是土里刨食的思维，文化水平低，限制了发展的空间。这一切都导致村落整体贫困，很难在住房上大量投资。
文章摘自《安徽史学》2025年第５期，原文约15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