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秦方，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摘要】“年龄”并非一个时间性的自然存在，而是一个在具体情境中被建构起来的历史范畴，服务于不同的时代议题。本文以清末民初“寿命”话语之流变为研究对象，将“寿命”置于宗教、文明、国族、科学等时代框架中，勾勒其多样性之形成，指出近代寿命被工具性地纳入以进化论为核心的现代思维体系中加以重新阐释，长寿因之成为现代性之象征，不寿则不现代。而作为享有长寿主体的人，已不再是传统的“天人合一”之人，而是一个被新的话语权威重新界定和限定的现代之“人”。
【关键词】年龄；寿命；养生；进化论；现代性
该文试图以年龄的一种——寿命——为研究对象，聚焦清末民初这一转折时期，探讨宗教、文明、国族和科学等话语如何借助中西权力之磋商，对“年龄”这一范畴进行重新分类、界定和衡量，建构起一种新的关于身体和自然的复杂关系，从而区别于传统的生命观和养生观，形成一套高度混杂的现代认知。在此一认知体系中，寿命开始脱离传统养生观念和实践中自我修行、天人合一之框架，转而更为依附一具物质的身体，并被工具性地纳入以进化论为核心的现代思维体系中得以重新定位。在一个更大的层面上，该文试图通过对清末民初关于年龄和寿命话语形成的梳理，揭示“人”是如何成为一个具有悖论性的现代主体。
一 “上帝定命”之兴起
中国传统对于寿命的认知，与生死观、天命观有着密切的联系。简而言之，与该文相关者，大约有两条脉络。一是自先秦以来形成的命定论，与之形成对应的另一脉络便是强调个体对天命之能动。人们相信经过个人的积极努力可以延长寿命、去除老态。甚至推至极致，自战国时期开始形成的神仙家追求长生不死，更是以突破自然生命之终极限定为目标。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不同背景、知识体系、宗教派别和社会地位的人开始尝试用各种方式来达到延年益寿之目的。自宋代起，不仅养生实践日渐丰富，而且践行群体亦开始扩大。至明清时期，随着印刷技术的发展和商品经济的发达，养生文化更是臻于成熟，在此前文人化的基础上，又出现物质化、商品化与通俗化等特点。综观养生历史，至晚自宋代以降，养生逐渐呈现出一种基于日常生活的持续性特点。在养生叙事中，这种养生的主动性总是会导向一种奖励性的长寿结果。不过，正如养生直接起源于生命观的转变一样，养生的终极意义也并不是狭隘地局限在延年益寿，而是指向一种天人合一的宇宙观。时至近代，首先对传统寿命／生命观形成挑战的是自19世纪初期以来西方传教士所传播的“上帝定命”论。这种生命本源之观念，虽然借用了一些中国传统天人合一的语汇，但其重点已由“天”转移至上帝。但是，随着中西权力发生变化，尤其是自19世纪中期基督教借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得以在中国内地合法、自由传播之后，后来者之论述开始不惮将上帝置于明面，“上帝定命”也越来越清晰。
二 文明话语下之卫生增寿
唐才常曾言：今夫西国学术，有大派二：一天演家，一生理家。事实上，天演和生理也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阐述年龄和寿命的主要知识体系。进化论是一套复杂的理论体系，尽管应用范围广泛，适用对象不一，但近代国人对于进化论的理解似乎有一个核心：某种范畴（如物种、人类、社会、国家等）按照线性上升的原则向前进步。寿命此时亦被纳入进化论的范畴。在受自然神学之影响的信教者看来，进化论作为自然世界和人类社会的原则，恰恰是上帝意志的完美体现。这种“寿增论”早在２０世纪初便见诸中文杂志。基于平均寿命这个概念的有效性，此时各类报刊还登出其他多种依据不同分类方式计算出的寿命长短。不管是以世纪、国家为单位，还是以性别、职业、地域、气候、生活习惯为分类标准来计算，平均寿命对于当代人而言，已是再熟悉不过的知识。但其实整体单位的人口统计、平均寿命这些计算方式，都是欧洲直到现代才兴起的一种政治运算（political arithmetic）方法。中国自秦朝以来便有政府对人口进行登记和统计之惯例，年龄这一类别亦包括在内。尽管有基于年龄的人口统计，但并未形成平均意义上的年龄计算。而至１９世纪末，当中国与西方相遇时，这些诞生于欧洲的错综复杂的政治运算方式才得以进入中国，形成了对于包括年龄在内的人口演算的新方式。平均寿命之增长，成为以“文明”为核心的国际政治秩序的衡量标准之一。
三 人（动）物同种之长寿论证
如果说在文明话语中的科学增寿是将“人”置于这个现代世界的中心位置，以此衍生秩序和意义，那么，生物学则是反向将“人”去中心化，即只把人是视为动物“界”之一“种”，近代生物学深受进化论影响，其所塑造的身体，是一具在历史中不断进化、一直发生改变的身体。在这样一种进化生物学的框架下，时人开始尝试重新认识“人”这一物种。到20世纪初，将人归类为动物这一观念开始超越传教士群体，在中国知识界中传播开来。同时，关于人类寿长的生物学理论开始出现在医学和大众杂志上。此时人类不再是站在动物界之顶端，而只是作为哺乳动物一种，与其他物种进行比较。在这一套纷繁的论述中，最具代表性的综合性文章应是1912年丁福保发表在《时报》上的《近世长寿法》。他试图打通现代“人”之生理维度与动物维度，使现代“人”以一种整全的姿态呈现出来，其寿命既是文明应有之义，亦是物种自然之果。在所有令人眼花缭乱，甚至有时相互矛盾的生物学理论中，有一个关于人类寿命的理论最为突出，受到诸多讨论，这便是“人寿二百年”说。有意思的是，尽管有些零星质疑，但是，至20世纪初期，时人不管是基于科学推演，还是寻求实证，大多认为寿至二百是完全有可能的、是真实的。这些现代的话语和知识体系在某种程度上不仅赋予了年龄新的内涵，而且还重塑了“人”的概念及其内在特质。在这一过程中，有两个趋势清晰可见。其一，“人”的主体性经历了转变，其所对应的权威力量也发生了变化。其二，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是宗教、文明、国族、还是科学，经由年龄／寿命切入，近代中国之“人”逐渐被纳入一个普世性的全球框架之中，成为一种“平均人”。这个“人”是受基督教文化影响的、趋向文明的、有益于国家的、讲究卫生的、适用于科学原理的。而这种普世性全球标准的形成，又依托于近代西方殖民主义的全球扩张，其中的权力关系是毋庸置疑的。在这个过程中，年龄／寿命成为一个切入点，让我们得以观察近代中国如何被这样一种新的全球秩序和规范所渗透。自然，中国传统的养生观念和实践并未消失，恰恰相反，它在近代仍然是很多国人的选择。在某种程度上，它也能够被政治化或者已经被政治化，成为对抗这种全球趋势的在地化实践。
文章摘自《史林》2025年第５期，原文约26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