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利民，龚宁，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摘要】近代开埠通商后，口岸城市的商品流通被迫卷入国际市场，但其传统经营方式并未完全失去作用。商品集散中心的功能不仅没有弱化，反而依靠对外贸易发展和交通运输条件改善得到强化，进而促进了区域内经济联系和经济发展。根据天津海关和常关的贸易数据，本文分析了20世纪后天津与腹地之间的商品流通路径，估算了其规模，论证了进出口贸易仅是商品流通的一部分，工业原料、机制品以及城市生活必需品交易是区域内商品流通的主流，而随着城镇发展、近代工业兴起和农副产品商品化程度提高，其规模持续扩大。各地商品根据国内外市场需求和自身的条件，以及交易成本的差异，选择了不同的流通路径，形成了多元的商品流通方式，构建了更富有层次的市场结构。区域经济的发展和口岸城市腹地范围的扩展，既有来自国际市场的推力，也有传统市场经济面对国内外市场变化的消化、调适和重构。
【关键词】海关与常关；商品流通路径与规模；区域经济；口岸与腹地
通过商品流通路径和规模探索港口与腹地经济联系，关注区域内经济互动和腹地演变，是研究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和区域发展不均衡性的关键取径。以往研究近代区域经济的商品流通多基于海关数据，海关数据翔实记录了以进出口为主的商品贸易，但对工业原料与制成品，以及生活必需品的贸易，没有路径的区分和完整系统的统计，因此难以了解区域内商品流通规模的全貌。1902年至1928年的天津常关贸易报告，为研究区域经济联系提供了新的数据，对了解北方商品流通模式和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价值。
一 20世纪后天津常关的制度变化与税收
津海关开设之前，天津设有户部关（钞关）和工部关（工关），对过往商品征税，一般将统称为常关。此外还有对从东北由海入河货物征收税费的海关（旧海关）。1901年签订的《辛丑条约》规定，距各通商口岸50里以内的常关改由海关兼管，其征收税款作为抵还赔款的税源之一。1900年后天津常关税收不断增加，究其原因，是津海关兼管后的调查与整顿。第一，明确常关的职责：管理天津地区与内地之间的包括陆路和内河船运的商品流通，以及沿袭旧习，管理出入大沽和北塘地区海上帆船的贸易。第二，建立常关的规章制度。停办工关税和原由常关征收的海口税，剔除一些烦琐苛刻的附加税，税率按海关进出口税则５％的一半征收，建立了相应的会计和统计制度。第三，强化了组织机构。海关一方面派海关洋员到常关加强管理，另一方面缩减洋关的旧管理人员。同时制定了惩治纪律，设立新局和税卡。此后，税收总额迅速增加。1902年增至134.03万两，1923年突破200万两，此后基本维持在150万—220万两。常关代津海关征收的由内地运入天津供出口的土货的税款占有一定的比重，20世纪初占比约15％；1905年后天津与外国的直接贸易额迅速增加，由内地运到天津出口的土货种类也逐渐增多，常关代海关征收的子口税款也随之增加，占常关税收总额的比重由20.5％上升到30％左右。常关贸易报告及其对商品流通路径和规模的估算，为研究区域经济提供了另一个重要视角。
二 天津与内地的商品流通路径分析与规模估算
天津运往内地的商品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洋货，包括：津海关进口的领子口税单的洋货，该项货值从1901年的325.9万两，增至1905年的3294.5万两，此后，此项货值不断增加，但其占比却不断下降，由1914年的41.36％，降至1925年的23.27％。津海关进口的未领子口税单的洋货，1920年此项货值估价为1650万两，1930年减少至111万两；从国内其他口岸输入的各类工业品，1919年此项货值仅606万余两，1925年达到3876余万两，成为运往内地商品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二部分是土货，指在常关领有运单的天津各工厂、手工业作坊等生产的产品，1919年此项货值为7750万两，1928年达到13200万两，远超过以上各项洋货货值。综合天津海关、常关贸易报告中各项记录和估算，天津运往内地的商品总值，1912年不过6209万两，1928年超过21000万两。从商品构成看，20世纪２０年代后，土货贸易额迅速增加，平均每年在1.1亿两以上，所占比例在2/3左右，远超进口洋货的贸易额。由内地运到天津的商品津海关皆称之为“土货”，可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通过三联单报关交税后出口国际市场和国内其他口岸的工业原料、土特产品等，由常关代津海关征收子口税。该类出口土货货值逐年增加，由1902年的832.5万两增至1922年的2904.5万两，1925年后货值骤降，1929年和1930年均不足400万两。第二部分是在天津常关交税的供应天津的工业生产原料和生活资料，以及由天津再转运城乡的商品，该类商品货值逐年增加。1928年未领三联单的土货货值达到9366.4万两，是领有三联单土货货值的40倍有余。20世纪以后天津与内地商品流通规模迅速扩大。天津与内地商品流通的增加和进出口贸易的发展同步。
三 区域经济联系的增强与天津腹地的变化
从商品流通路径和总体规模的角度，重新审视区域内的经济联系，并总结区域经济的发展模式，可以发现以下四方面特征。第一，多层次的市场结构。随着各级市场的发展、完善和专业化水平的提高以及现代交通运输方式的介入，一些商品往往经过多层级市场的集散、加工后再转运到天津。第二，腹地对港口的再选择。随着北方港口的陆续开放，天津港的重要性有所降低。到20世纪30年代，大连和青岛港口的崛起，导致其周边地区与天津的经济联系有所减弱，北方地区初步形成以天津、大连、青岛为中心的商品流通网络。第三，华北地区与天津的依赖关系不断增强。天津最主要的腹地是华北的河北、山西、山东。以京津为起点的铁路在华北地区形成横纵向的现代运输网，而内河航运在天津与河北、山东、河南等地区的商品流通中仍然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强化了经济联系。第四，各地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制约了区域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华北地区以内陆型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主，农作物种植单一，农副产品商品化程度较低。天津受商品生产水平限制，农产品商品化发展仍然较为缓慢，不同地区的城镇化、工商业和市场化水平参差不齐。再者，持续战乱和不靖政局也使商品流通和市场化缺乏长期稳定的环境，区域经济的发展仍然较为缓慢，且缺乏均衡发展。
综上所述，天津与腹地商品流通既包括进出口的洋货、土货，也包括工业原料、工业制成品和生活必需品。由此阐述了区域内商品流通的规模与重要性，以及对经济腹地的扩展和区域经济发展等问题。进而探讨了两个问题。其一，传统经济与开埠后近代经济发展的连续性。其二，港口城市被卷入国际市场后，港口与腹地的经济发展不是单向的被冲击和作出反应，而是港口与腹地之间的双向互动。
文章摘自《中国经济史研究》2025年第５期，原文约166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