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子齐，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
【摘要】靖难之变后,方孝孺殉节的历史记忆在地方的一次次纪念中实现延续和重构。《逊志斋集》的编刊和祠堂、墓地等场所的纪念活动,不断地形塑着后人对方孝孺殉节事件的记忆和理解。成化年间,宁海县重刊《逊志斋集》并建祠祭祀方孝孺,使方孝孺从“奸臣”转变为“乡贤”。万历十七年,南京礼部借助雨花台墓祠纪念景观的营建,重新解读了方孝孺殉节的内涵。万历三十七年,松江方氏后裔实现复姓归宗,相关叙事融入了地方的历史记忆。
【关键词】方孝孺；逊志斋集；纪念；历史记忆
作为明代臣子忠君死节的典范，方孝孺的殉节在明代引起士林的反复讨论，反映着社会心态的变化和士人群体的“自我言说”。作为历史记忆的载体，《逊志斋集》的编刊和祠堂、墓地等纪念场所，也不断地形塑着后人对方孝孺殉节事件的认知和理解。
一 《逊志斋集》之重刊与宁海的方孝孺祠祀
方孝孺的文集在其生前就曾结集刊刻，名为《逊志斋集》。永乐文禁以后，方孝孺文集首次比较完整地重刊是在成化年间。成化十八年（1482），由谢铎、黄孔昭重新整理的《逊志斋集》四十卷在浙江宁海付梓，即邑本。谢铎认为，重刊《逊志斋集》并非仅仅着眼于若干篇文字的流传，更重要的是，世人可读孝孺文章而仰见其学术道德。其实，文集的重刊本就是政治风气趋向宽松的体现。《逊志斋集》的整理和重刊也发生在天顺、成化甚至更早的时期，是政治禁忌趋向缓和后时人保存文献、延续历史记忆的一种努力。
随着成化十八年《逊志斋集》的重刊，方孝孺纪念开始受到宁海地方人士的关注。是年春，宁海知县郭绅走访孝孺故居，“求所谓祠堂者而新之”。重建后的方氏祠每年由宁海县主持春秋两祭，已经事实上成为地方上的官办祠堂。成化二十年（1484），宁海知县张弘宜修葺方孝孺祠，并在祭文中表达了对方孝孺殉节的景仰。张弘宜的继任者戴显有一首《吊正学先生》诗，表达的是对前辈忠魂的追思，后来的宁海知县唐愈贤、曹学程、张绍谦都留下了纪念诗文，说明方氏祠的纪念活动在宁海已经成为一种常态。
嘉靖九年（1530）国家更定祀典，并整顿乡贤祠，宁海地方不仅没有裁革未经朝廷正式允许的方氏祠，反而增建了方孝孺的专祠，说明朝廷对建文诸臣的禁抑实际上已不存在。万历三年（1575），宁海又在县城治所的西侧另建方正学先生祠。作为纪念场所的宁海方孝孺祠由边缘向中心的迁移反映的是方孝孺殉节的历史记忆由隐没到彰显的过程。
二 南京雨花台墓祠与方孝孺殉节的再解读
南京是方孝孺的殉节之地，也曾经见证建文、永乐之间的历史剧变，但在长期的政治禁忌之下，南京并没有建立起对建文诸臣和方孝孺的纪念。万历三年（1575）落成的表忠祠是南京最早的纪念靖难历史的场所，方孝孺即在祭祀之列。方孝孺墓的营建则在更晚的万历十七年（1589）。对于营建墓祠的南京礼部官员来说，墓地是否为实际的埋葬处其实并不重要，作为方孝孺殉节的纪念之地，首先要考虑的因素是墓祠的位置及其周围的景观。方孝孺祠面朝孝陵是南京礼部官员有意设计的。在明代的私修史书和历史记忆中，方孝孺是明太祖为建文帝储养的辅弼之臣，人们也将他的悲壮殉节解释为对太祖和王朝的忠贞，祠堂面朝孝陵就是为了表达这种象征意义。
雨花台墓祠的修建也参与了历史叙事的重构。这种叙事不仅在于充分肯定方孝孺的死节，也在于消弭了方孝孺与明成祖之间的矛盾。在早期的叙事中，明成祖召方孝孺草拟即位诏，孝孺不从，成祖以势逼之，终至将其凌迟处死。在王弘诲的《方正学先生祠堂碑记》中，两者之间的对立便在“文皇帝之度，谓自先生启之”的解读下涣然冰释。朱国祯《方祠义举碑记》则说得更明白些，方孝孺等为建文死节的臣子，便也成为成祖的功臣；成祖在位时取得的功业，竟也有方孝孺等人“愤激之力”的功劳。祠堂是公共的纪念场所，雨花台墓祠更是南京礼部参与修建，代表着官方士大夫的立场。因此，方孝孺含血犯御座、被夷十族的记忆，在公开的纪念中被选择性地遗忘了。但是，这种遗忘并没有降低对方孝孺殉节之忠的肯定，正如王弘诲、朱国祯所解释的那样，方孝孺不仅是太祖、建文的忠臣，也是成祖的忠臣。方孝孺的殉节以这样的方式被重新解读，注入了新的记忆内涵。
三 松江方氏后裔的历史记忆
在嘉靖、隆庆之际，传闻松江有方孝孺后裔，改余姓。台州人叶琰访得方氏后裔在松江，隆庆元年（1567）他以贡生的身份赴北京，将此事告知王氏兄弟，并请为《正学先生后嗣记》作序。万历三十七年（1609），南直隶提学御史杨廷筠等寻访松江的方孝孺遗胤，为其恢复方姓。并将华亭县鹤城书院旧址改建为求忠书院，院后为方孝孺祠，由复姓的子孙负责祠堂祭祀。根据《松江府儒学申文》的记载，方孝孺幸存的幼子德宗后来生三子，为友直、友谅、友竹。万历年间，三子后人繁衍至二百余丁。按照安排，松江后裔被分置松江、南京、宁海三地，奉祀方孝孺祠。奉祀松江的是友直的后人方显节，南京雨花台墓祠由余友谅的后人方道行奉祀，宁海方孝孺祠则由友竹的后人方忠奕奉祀。
但是，这支松江方氏后裔的真伪问题却在随后的十数年间陷入争议。靖难之变后夷方氏一族时，孝孺堂兄弟孝复因入军籍幸免于难，孝复之子琬在仁宗赦免后归籍宁而方氏后裔中并无孝孺的直系血亲；松江方氏后裔的故事则是叶琰、俞斌先后编造出来的，特别是俞斌原隶灶籍，想借助忠臣后裔的身份得到恤录以脱其籍，然而，在松江后裔恢复方姓并至宁海奉祀方孝孺祠之后，松江、宁海两地便发生了争执。这件事发生在天启四年（1624），朱国祯当时任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自称亲历此事。清初潘柽章撰《国史考异》也认为方氏幼子的故事是叶琰、俞斌所伪造。松江后裔是真是伪其实并不重要，恤录后裔以表彰忠义才是目的。朝廷对忠臣后裔的恤录，是为了表彰忠义道德，在这种前提下，对松江后裔真伪的那些质疑自然无法进入官方的历史叙述当中。松江后裔的复姓也成功融入了地方记忆。
综上所述，明代方孝孺殉节历史记忆的演变，并非只是存在于纸面的历史书写，而是与地方纪念活动存在密切的联系。明代的方孝孺纪念主要在宁海、南京、松江三地进行，是维系和建构方孝孺殉节叙事的记忆之场。三地纪念方孝孺的历程，反映了相关历史在政治禁忌下由暗化明的转变。
文章摘自《历史教学问题》2025年第５期，原文约15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