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羿龙，清华大学人文学院。
【摘要】丧乱之际，为人臣子的生死、出处等抉择常成为世所瞩目的焦点。此时，臣子殉节往往被视为对君臣准则的履践。这一点在道德严格主义风向下的晚明尤其明显。然而，在夷夏视域下，当政权带有“中国”的意味时，明遗民既仍然肯认“死”在某些情境下的正当，那么如何在尚死风气之中为“不死”存留余地，亦成为了保存文明火种必须面对的问题。对此，明遗民在诠释“管仲不死纠难”的命题时，藉助为前贤所忽视的“九合诸侯”之功，重构君臣与夷夏、功与义间的关系，既为管仲不死的正当性赋予强烈的夷夏色彩，也为自身抉择作出说明。同时，基于明遗民对“夷夏”内涵的不同阐释，以“立节”与“徙义”为中心，如何从君臣走向夷夏，分化成了两条不同的路径。他们对管仲不死是否全然正当固有歧异，但作为评判选择的基点，“夷夏”确已成为明遗民认可生死两种抉择共同的正当性缘由。
【关键词】夷夏观；君臣之义；明遗民；管仲
自宋以降，出处乃至生死逐渐成为士大夫于鼎革之际不得不争的命题。实际上，在一般朝代更迭之时，这一伦理困境尚未尤其凸显，不论是死而殉国还是生而不仕，都作为“守忠”之下的正当选择而为士子所取。其于明季则不然。一方面，由于王学的影响与东林士人的崛起，其时道德严格主义士风盛行。另一方面，布衣死节是否正当这一命题在明季得到普遍争论，也昭示着殉节已然成为一时的文化现象。在不违背道义的前提下，如何保全文明的火种、如何为天理在现实的显现提供可能，确是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对此，明遗民高张夷夏大防的旗帜，以对“管仲不死纠难”一事的诠释为核心，在肯认守忠而死的同时，通过对夷夏与君臣间关系的辨正，在夷夏视野下重新为“生”提供一种正当性说明；也因夷夏观的民族主义面向而拒绝承认清廷的合法性，进而否认以传道、救世为变节的口实。
一 生之为正当的可能性
当以死为经成为普遍认知，甚至殉节者身份逐渐普遍化以后，生死不仅成为一个社会性的话题，对死的正当性讨论也促发了一系列影响。明季殉节士人数量冠绝历代，其争议于，在殉节者的职、责并不对等之时，这种殉节是否具有正当性。在“以一死塞责”的指责下，如何评价殉节者的生平，甚至如何定义死亡这一行为，都成为了应当重建的标准。时人意识到，贤与不肖虽同归于一死，但死亡作为一种行为结果，并不带有显然的是非指向或道德色彩。在当时以死为仁甚至以速死为仁的背景下，这一反省对士人重新考量自身的生死或出处抉择无疑具有重要意义。尚死当然不意味着否定生的正当性，但有时确可能导致倡死以塞责。通过对死亡与殉节的审视，将死的正当性重新纳入到对生的评价之中。另一方面，作为一种情感，因师友相继殉节而产生的歉疚成为道理在人心的显现，从而具有某种正当性；这也致使遗民不得不对自己为什么不死作出声明，因而自正面为某些情景下的“生可以为正当”作出帮助或辩护。在尚死这一场域之内，通过重新定义“殉节”来指出某些情况下士人之死非正当，显然绝非直接通过非议“死”而直接以一切情况下的救国逃亡皆为正当。
二 夷夏视域下的生死问题
遗民通过生死一贯的角度，在消解生与死的形下意义、从对“所以死”的关注为生保留余地的同时，亦往往通过夷夏大防为不死这一抉择作出注释。对明代士子而言，谋国谋家既已失去其现实可能，则拒绝出仕新朝至少意味着政治上的自我流亡。在不断强化自我认同（self－identity）与异族意识（the sense of otherness）的过程中，边缘化的遗民作为一个社群开始形成。此时，某种图功的正当性不仅可以抵定其在“可以死”中的“可以无死”，在清廷这一具有“新朝”与“异族”双重性质政权的压迫下，以行教乡野与著书立说为中心的图功也成为遗民拒斥当朝的重要途径。值得注意的是，清廷以异族入主中国触发了强烈的民族区别意识。以明王朝的崩溃为起始，遗民既已脱离原有的政治秩序，进入一个新的话语体系之中，同时，以族群意识为核心的自我认同促使明遗民关注的重心已由君臣之义转向夷夏之义—这也意味着其所在文化场域的转移。
三 夷夏视域下的君臣之义
顾亭林一方面反对王子雍，引狐毛、狐偃之仕晋文以证“子纠于齐未成君，于仲与忽则成为君臣”，同时也认为“又谓桓兄纠弟，此亦强为之说”。但何以为“强为之说”却并未言明。王船山则续之，兼从文献学与《春秋》之义的角度加以考证，认为实际情况确非程朱所言。如以程朱论，管仲与纠未成君臣，则管仲不死固有应然；明遗民既认为二者的君臣之义至少得到部分肯认，则在“主辱臣死”的论说下，管仲可以不死的正当性必出乎君臣之义之外。此时，夷夏成为了他们论述这一问题的核心。值得注意的是，明遗民的夷夏观往往带有极其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明遗民不断强调以“族群”为主体的“用夏变夷”，“夏”与“夷”皆被定义为种族，而不止于文化。因此，当论证夷夏与君臣是基于正当性之间的比较时，不但通过夷夏之义可以为生的正当性撑开空间，同时也杜绝了其时以传道或救世为口实的从夷。作为族群的夷夏是支撑以君臣之义为代表的五伦是否能够实现的关键，则当蛮夷猾夏之际，对“夷夏之义”的肯认常成为明季士人凸显五伦的重要方式。
四 立节与徙义：从君臣到夷夏的两种路径
顾亭林、吕晚村对管仲的称许虽建立在夷夏大防之上，但人伦仍作为“人”这一概念所存在的最终意义而被肯认。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何以由君臣至于夷夏，王船山提出了一条与之不同的路径。相较立足于节的大小而有所取舍，船山更重视作为“制事以裁理”的义在君臣、夷夏间的转换。他将夷夏、君臣归于同一维度，通过对“徙义”（《论语·顔渊》）的申说，从而为管仲不死赋予了由“可以”推扩至“不得不”的理路。相较顾、吕二公以相对独立的“节”为核心，船山似乎更注重“义”的流动性。与之相关的另一问题，是明遗民对元遗民及殉元者的评价。此时，历史作为当代史的意义愈加显豁，而君臣之义作为一种历史评判下的表征，仅得以在相对与比较之中成立，恐尚未被视为士人抉择与评价的真正标准。
自晚清以来，随着社会面的衰退，清廷对中国的控制逐年减弱，以民族主义为核心的夷夏观重新回到士人的视野中。道、咸年间明季殉节者及遗民的诗文集被大量刊刻固是激于忠义度越于千古之外，然而以此为根基，支撑其人所以生死的夷夏之辨不掩于雕版漫漶、字句涂抹之间，足开一时风气。嗣后如钱宾四评价元遗，可视为对船山、晚村的继承；民初孙逸仙、章太炎、胡汉民、陶成章等人的民族主义思想也都受到晚明遗民的影响。因此，遗民之学虽经清廷删改以适其用，但经三百年悬隔以后，仍然为辛亥革命的发生提供了思想基础。这正是其精神学问所以亘古而不死者。
文章摘自《文史》2025年第２辑，原文约31116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