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江沛，南方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摘要】在抗日战争中，出于政略及军略需要，中日双方均有目的地展开宣传攻势，以颂扬本方正义、指责对方、彰扬民气为宗旨。抗战期间，先后发生过1933年长城抗战、1938年花园口决堤两个重大事件，在战时特定环境下政府与军方主导的宣传战中，长城抗战宣传中既有真实战斗详报也有诸多夸大，花园口决堤则以诿过于敌的手法激发舆论和民众的义愤。多种宣传策略的运用，目的在于树立中国抗战的不屈形象及能战而胜之的信念，激发民众仇视日军残暴侵略的政治目的，以坚定民众团结凝聚、抵御到底的信心。这些军事宣传在战时获得了巨大的宣传效果，起到了动员民众的巨大作用，启发我们重新认知战时宣传的独特价值和战争的复杂结构及运行特征。回到历史场景下的思考才有价值，不应简单地理解战时宣传的真伪。
【关键词】战时军事宣传策略；长城抗战；花园口决堤；抗战民众动员
毋庸讳言，任何国家与民族间的战争爆发后，基于正当性及自我正义形象塑造的需求，各方均会以宣传战配合军事攻势，鼓舞民心并寻求多方支持，力求造成一种压倒性的战争态势，以击溃敌方赢得胜利。这些宣传策略，是各方总体策略中的重要一环，是政治与军事战略的重要构成部分。抗战中，在国民政府和国军的政治与军事策略方面，时常出现类似的宣传策略。
一 迎合民意：长城抗战中的“俘获坦克”事件
在1933年３月开始的长城抗战中，宋哲元部第29军因缺少枪支而配发的大刀，在喜峰口战斗中曾经使用，虽然损失惨重却向国人展示了以冷兵器退敌的大无畏精神。由此，中国军人挥动大刀杀敌的形象，成为抗战精神的典型代表。然而，战报的信息也令人疑惑。３月12日晚，第29军部署赵登禹旅在喜峰口夜袭日军营地，500人组成大刀队杀入日营。日军急派部队增援。第29军参战者邓竞武等回忆，赵登禹旅撤退前，随行记者拍摄了缴获的20余门山炮和20余辆坦克及各种战利品等，在报上大登特登。时任商震部第３２军军部副官处长的唐永良，对于第29军俘获日军坦克事件进行了大胆更正。他承认自己参与伪造了第29军俘获日军坦克照片的事情。
或许受这些照片引发的社会反响和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的影响，宋部此后在给政府和报刊提供的战报中，不时提及缴获、击毁日军坦克。这些战报显然都是来自前线，从官方渠道证实了缴获坦克的战绩，但或许只是为自圆其说而发布的。《大公报》画报负责人杨敬慈不时与唐永良联系，要求再提供新的战场照片，社会各界更是由此提升了对第29军战绩的期望值，纷纷送慰问金及各种劳军礼品。日军在战报中称：“宋哲元散布喜峰口大捷的弥天谣言”，绝对是“夸大其辞”，目的是想“欺瞒不了解东方情形的外国人”。姜克实的最新研究也证实了此点。对喜峰口战斗中第一次夜袭白台子的故事性描述，并非战史纪录，而是出自《长城血战记》。
不管如何，长城抗战结束后，民族主义精神的渴求得到了极大满足。在全国舆论的热情欢呼和抵抗日军侵略的宣传热浪中，第29军大刀队的片片寒光被想象成了无所不能的利器。舆论压倒性的报道，让大刀生成了无坚不摧的威力，成就了大刀队俘获坦克的壮举！
著名时政漫画家梁中铭创作的一幅插图，标题为：只有血与肉做成的万里长城才能使敌人不能摧毁。图中一个手持钢枪的战士，披着冲天神光，跨过物质的长城冲向远方，象征中华民族不屈抵抗的精神。与此同时报刊也发表了大量类似题材的漫画、插图等，第29军官兵训练、作战的照片也不时登上报刊，集中讴歌了长城抗战的英勇事迹。
二 诿过于敌：花园口事件的宣传策略
1937年１２月，第１战区新编第８师即已奉命在准备炸毁黄河铁桥的爆破事宜，以阻止企图沿平汉铁路南下河南的日军。1938年２月17－19日，蒋在珍部新８师连续进行了三天爆破，才将黄河铁桥炸断。此时，以黄河天堑为阻敌进攻的战略显然已经成形。1938年５月下旬，徐州会战结束。国民党军第５战区节节抵抗向西撤退，日军则沿平汉线、陇海线两向持续进攻，意图夺取郑州并多路夹攻武汉，以尽快结束中国战事。此时，国民党军内部已有军委会代部长姚琮、罗仁卿、刘仲元、黄新吾等提出多个以水代兵方案，均声称可使日军行动困难。６月４日上午，蒋介石命令第１战区副司令长官程潜破坏黄河大堤以阻滞日军，同时指令第53军在中牟县赵口掘堤。初选决堤处为赵口，但第39军和第53军各一团连续工作，均未能完成。此后蒋在珍部新编第８师二个团和一个工兵连选择在花园口对黄河大堤实施了挖掘和爆破。
花园口决堤，对于西攻追击中国军队的日军第14师团、第16师团主力的作战造成了极大困难，直至７月初才脱离浸水地带，日军被迫改变了主力沿淮河进攻大别山北侧，协同长江沿岸进攻武汉的作战计划，中国军队于６月18、26日先后收复中牟、尉氏，中日军队沿黄泛区形成对峙态势。然而，黄河决堤也导致豫东、皖北、苏北交界处多县1.3－1.5万平方公里土地被淹，淹没耕地1993.4万亩，财产损失10.9亿法币，约1250万人受灾，309万人外逃，影响所及达３万平方公里，形成了面积广大的黄泛区，政治、经济及生态的损失惨重。
黄河决堤后，蒋介石立即电令程潜向河南民众宣传大堤系由日军飞机炸毁，展开舆论攻势将决堤责任推给日军。６月12日，《大公报》《申报》《时报》《新华日报》等重要报纸统一报道，黄河决口系出于日军机轰炸所致。以此为由头的新一波抗战宣传迅速展开。６月13日，军委会政务次长陈诚在汉口记者招待会，公开谴责日军暴行，称其“惨无人道的行为，实足为全世界人类之公敌而有余了”。他公开否认黄河由中国军队炸毁的言论，指出这是日本惯用的欺骗伎俩。当时即有报刊对此提出了不同看法。如《申报》（香港版）报道了日军发言人谈话要点，还转载法国《共和报》对黄河决堤的评论，认为类似之前法国入侵荷兰时，荷兰决河自卫的事例，暗示花园口决堤可能是国民政府自为。但这些报道发表于香港，难以流行内地，国民党中宣部也刻意阻止此类消息传播，加上战时情感上的认可，多数民众不知内情，认为系日军所为更为合理。
在特定的战争条件下，这一宣传声势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舆论操作。国民政府将黄河决堤的责任推诿在日军头上，对于妖魔化日军、激励战时的民族主义情感和对日军的仇视心理，具有重要的心理战意义。
综上所述，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一场强弱分明的民族战争，中国始终处于弱势，胜果不多，士气低落。为了鼓动士气、民气并顽强抵抗下去，在战时对一些战役、重要事件进行广泛宣传甚至反向宣传十分必要，也是战时宣传的普遍做法。上述两个案例即是典型例证。无论中外，战时宣传都有一个发挥舆论作用以配合军事作战的重要功能。一般参战双方都要实现夸大战绩、缩小战败结果以达到抹黑敌人、树立自己形象，同时提升舆论及民众信心的重要作用。在战时真相难辨的场景下，二者的结合推动了一些战时宣传利用报刊、无线电广播产生巨大的影响力，这是现代战争进程中的必要构成，是另一场没有硝烟的作战。耐人寻味的是，这些并不真实的战绩或负面问题的表述，却在战时达到了罕见的宣传效果，甚至升腾到了民族精神象征的地位。
文章摘自《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25年第３期，原文约13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