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文瑞钦，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摘要】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八小时工作制”的逐步确立，原本被生产过程完全占用的刚性时间结构开始产生可供支配的弹性冗余，这为“业余时间”的增加及有效利用提供了可能。对工人而言，一个正常的劳动日呈现为一种“三元的时间结构”,该结构由“生产时间”“业余时间”和“私人时间”三部分组成。因此，“业余时间”是介于工人“生产时间”和“私人时间”之间的一种“过渡时段”。一般来说，“业余时间”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学习时间”“开会时间”和“文体活动时间”。然而，“业余时间”的内部和外部都存在冲突，在政治追求、经济发展与工人诉求之间，中共需要寻求一种平衡。社会主义时间政治的治理逻辑，体现于时间结构所具有的这种弹性与平衡之中。
【关键词】“业余时间”；时间政治；时间结构；工人生活；石景山钢铁厂
历史蕴藏于时间，但时间亦有自身之历史。在以“时间劳动”为特征的工业社会中，“工作”与“生活”之间的界限变得清晰起来，时间渐渐具有了结构化的特征。时间的结构化，引导出结构中不同时间成分之间的潜在冲突，把时间“分成各自独立的、准确的细微过程”并加以干预和调控，这反映了“权力被明确地直接用于时间”。由此，时间结构的议题便转化成了时间政治的问题。不同的时间结构会带来不同的时间政治问题，具体到工人这一主体，“生产时间”与“自由时间”在时间结构中的对立，反映了资本家同工人在时间政治上的斗争关系，工人运动的历史甚至可以化约为“生产时间”与“自由时间”此消彼长的历程。
一 “业余时间”的产生
新中国成立前，工厂中工人的时间呈现为一种“二元结构”：“生产时间”和“私人时间”的对立。后者因为是“业余”发生的，所以也可称之为“业余时间”，这类时间通常由工人自己支配。新中国成立后，在以石景山钢铁厂为代表的国营厂矿中，“生产时间”无疑仍是工人日常生活的“主题”。根据政府对公私企业“生产时间”的规定，一般应实行“八小时至十小时的工作制”。这一弹性规定继承自中共在战时条件下对“八小时工作制”的探索与调整。随着生产秩序的恢复与新政权的巩固，“八小时工作制”逐渐确立下来。总体上看，新中国成立初期，国营企业职工劳动时间要少于私营企业职工劳动时间，“八小时工作制”在国营大中型企业中的实施情况要优于私营中小型企业，但加班加点的情况在任何类型的企业中都没能根绝。正是随着“生产时间”的压缩与固定，原本被生产过程完全占用的刚性时间结构开始产生可供支配的弹性冗余，这为“业余时间”的增加及有效利用提供了可能。
二 “业余时间”的构成
“学习时间”由“学文化”“学政治”和“学技术”三种类别构成。但从广义上言，政治理论学习与技术学习也属于“学文化”的范畴。“学习时间”在初期往往侧重于“学文化”，这主要是指以识字为重点的扫盲运动。此外，“学文化”也是进一步“学政治”和“学技术”的基础。总体来看，“学习时间”承载着提高工人的文化、政治与技术水平的三重职能。“开会时间”一方面是“业余时间”中政治属性充分彰显的一环，其成为工人进行直接政治参与的时间，是工人对“学习时间”习得的政治话语进行应用的阶段；另一方面，“开会时间”也成为“生产时间”的延续，这是在作为经济生产单位的工厂中的典型特征。“文体活动时间”同样属于“业余时间”的一部分，由工人“文艺活动”和“体育活动”两部分组成。在社会主义工厂的时间治理体系中，“文体活动时间”遵循“自愿”却不“自流”的原则。在中共的理论中，工人“文体活动时间”的组织化不仅有着服务政治和生产的双重目的，将碎片化的消遣转化为集体性的娱乐，这或许也是试图超越近代以来工人“业余时间”不被组织的一种尝试。
三 “业余时间”的冲突
在现代社会中，时间越来越被视为一种稀缺资源，“时间稀缺性”也因此成为相当显著的文化现象。时间资源的稀缺性，势必会引起时间结构的紧张感。以生产建设为中心的观点具体化到时间安排上，便呈现为工人“生产时间”的绝对优先地位。但在特殊情形下，“业余时间”也会有“僭越”行为。不过，无论“学文化”还是“学技术”，其实最终都能落脚于国家的生产建设目标。因此，“业余时间”对“生产时间”的挤占，主要以“学习时间”的形式呈现。但随着计划经济的逐步推行，“生产时间”甚至还要反过来倾轧和挤占“业余时间”。当然，“生产时间”扩张影响的不只是“业余时间”，“私人时间”同样受到波及。“业余时间”由“学习时间”“开会时间”和“文体活动时间”构成，三者在时间结构中也存在明显的竞争关系。这种时间资源配置的结构性张力，实质上折射出中共理想政治追求与现实经济发展需求之间的辩证关系——既要在革命理想主义维度追求人的全面发展，又需要在治国理政层面完成解放生产力的时代命题。时间结构中的一切问题，均是其他现实议题在时间层面的显露。简言之，时间本身虽非关键，但关键借由时间显现。
四 “业余时间”的调整
马克思在《工资、价格和利润》一文中提到：“时间是人类发展的空间”。因此，“怎么看待时间”“如何安排时间”，成为中共在发展进程中必须处理的核心议题之一，社会主义时间政治的问题也由此产生。“业余时间”正是在这种强烈的时代紧迫感与使命感的驱动下，不断被调整和充分利用的。从经济维度来看，时间资源的有限特性，难以满足赶超式发展的迫切需求，这就使得“生产时间”常常与“业余时间”产生冲突。而从政治维度来看，即便“业余时间”极为精细地规划，其实也难以抵御接踵而至的“中心工作”对既定时间结构的打乱。在“抓革命”与“促生产”之间，中共需要在动态中寻求两者的平衡，但现实条件的限制与工作重心的转移，不可避免地促使“业余时间”在不同阶段有所侧重，故“业余时间”的调整始终都呈现为一个进行时态。
走出历史的深处，审视当下，会发现“业余时间”似乎已经顺理成章地成了休闲的“私人时间”的代名词。这种语义变迁，深刻折射出高度组织化的计划经济时代与市场经济时代的显著差别。在市场化浪潮下，“公”与“私”界限分明，俨然两立。如今，这种“时间”随着单位制的衰落而没有了生存的“空间”，但是这依然促使我们思考：工人群体乃至普通民众获得政治参与能力和政治训练的“时间成本”要如何去寻找？市场化浪潮下人们往往“各自为营”，社会成员的“原子化”动向凸显。中国社会的发展趋向，当然不能演化成仅靠经济因素黏合的“利益共同体”。那么，如果要在单位制衰落的背景下实现更大的社会共同体目标，中国社会的发展，则不仅需要探索新的公共空间如何确立，也应该去思索新的公共时间何以可能。
文章摘自《史学月刊》2025年第10期，原文约29025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