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鹤年，西北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
【摘要】首席医师是奥斯曼帝国医疗体系与官僚机构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在奥斯曼帝国医学史上发挥了显著作用。首席医师一职的设置沿袭了伊斯兰帝国传统，首席医师在原则上统领帝国的行医队伍，既在医师队伍中居于最高位，又在官僚体系中稳坐前列。作为医生，首席医师是服务于素丹的宫廷御医，为帝国精英阶层诊疗；作为官员，首席医师相当于今日的“卫生部长”,负责监督和管理宫廷及地方的医疗行业；作为知识精英，首席医师代表着帝国医学科学的最高权威，是崇尚内科治疗的传统伊斯兰医学流派的代表。首席医师经历了制度化规范与身份重塑的过程，其最终遭到废黜是奥斯曼帝国后期世俗化、西方化和现代化发展潮流的必然结果，是国家治理模式转型过程中医疗行业专业化、职业化和标准化的具体体现。
【关键词】首席医师；奥斯曼帝国；奥斯曼医学；医疗管理
奥斯曼帝国的首席医师就是医学史研究中极具代表性的群体，他们既是帝国医学界的专业精英，也是传统官僚体系中必不可少的一员，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引领了奥斯曼帝国的医学发展走向和医疗行业管理。从首席医师的职业发展与身份演变中，可以窥探奥斯曼帝国的社会等级秩序、宫廷政治运作、医学教育体制和医疗市场管理等多个方面，对观察奥斯曼帝国的历史与社会沿革独具价值。现有研究多集中在首席医师的个人经历和影响方面，较少综合考查首席医师的身份嬗变及奥斯曼帝国医疗行业的变迁。该文从历史长时段展现奥斯曼帝国首席医师制度的兴衰，分析奥斯曼帝国医疗社会环境的发展轨迹，挖掘帝国医学行业专业化、职业化和标准化的过程及成效，以此折射奥斯曼帝国现代化进程的一个具体面向。
一 奥斯曼帝国首席医师的渊源、选拔与培养
早在古埃及和亚述帝国时期，就已存在专门服务统治者的宫廷医师和医师总管，他们为统治者的健康负责，并在一定程度上维护着医师之间的等级秩序。由高级医师来承担医疗市场监管责任的做法，在伊斯兰世界也有着宗教和行政层面的渊源。奥斯曼帝国沿袭伊斯兰传统，并正式确立了首席医师制度。奥斯曼帝国培养首席医师的两个主要渠道为官办医学教育和师承教育。在素丹工作和居住的托普卡帕宫内设有宫廷学校，培养了多位首席医师，以及众多外科医师和眼科医师，并将其输送至宫廷和军队中。苏莱曼大帝于1556年建立了独立的医学院，即苏莱曼尼耶医学院，这被认为是奥斯曼帝国的首个正规医学院，其在本质上仍是宗教学校，在这里担任高级教职成为晋升首席医师的重要跳板。首席医师这一职位的竞争非常激烈，他们的职业生涯往往与其所依附之人的兴衰相关联，其选拔或多或少受到16世纪中叶以后奥斯曼帝国乌里玛官僚集团腐败的影响。首席医师的任命流程通常为：谢赫推荐、大维齐尔评估、素丹审批，最后由卡迪任命，大维齐尔在这个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
二 奥斯曼帝国首席医师的多重身份与职能
在奥斯曼帝国的大部分时期，首席医师的地位显赫且责任重大、任务繁杂，集知识精英、宫廷医官与地方医官等角色于一身。一方面，首席医师被视为帝国最优秀的医师和拥有“百科全书式知识”的学者，代表着帝国医学的最高水平。另一方面，首席医师属于宫廷高级官僚，是内宫最高部门枢密室的成员。在确保宫内王室贵族健康的同时，还管控着宫廷之外的医疗资源。首席医师大部分时间待在宫中，其在宫内的职能主要围绕皇室展开，保持素丹的身体健康是首席医师的第一要务。首席医师除负责监督药剂制作、调理皇室成员身体并为皇家重要场合制备贡品外，还参与素丹饮食计划的制定。在宫内的行政事务方面，首席医师掌管宫廷药房和医院等医疗分支机构的人事权，不仅管理着御医团队，而且能够任命、罢免和调动各类宫廷及军队医务人员。此外，首席医师奉素丹之命编撰医学文献，是近代早期奥斯曼帝国跨文化交流的典型例证。
在宫廷之外时，首席医师要考查和整顿帝国医疗市场的秩序；监督和指导社会上的官办医院。奥斯曼帝国的诊疗场所包括宫廷医院、官办医院、私人诊所、药房乃至市场摊位等，门类庞杂且规模不一。首席医师在宫外的监管对象主要是伊斯坦布尔的官办医院；管理官方机构的医学教育，监督文凭的发放与毕业生分配；处理医疗事故案件和医疗行业的司法申诉；协助建立现代医学院、医疗机构并推广西式医学理念。首席医师的宫外职能也会受到一定限制，在某些情况下，行会、市场监督员和宗教社团在医疗管理方面的实际作用大于首席医师。
三 奥斯曼帝国首席医师的没落与现代医疗行业的隆兴
在奥斯曼帝国的大部分时期，宫廷实际上是帝国卫生管理体系的中心，宫外医疗机构仅是宫廷的延伸。这个体系看似等级森严，但整体较为散乱。奥斯曼帝国晚期，伴随西方医学传播的速度加快，以及现代化改革的推进，首席医师的实际功能弱化，逐渐被剥离其延续几百年的职能范围。塞利姆三世颁布“新秩序”计划，出台了一系列旨在促进各类机构现代化的改革举措，帝国的“医学西化运动”随之正式拉开帷幕。至“坦齐马特”时代则实现了医疗体系机构化与法制化的“秩序重整”，以健全地方行政机制为主要手段来强化地方管理。随着医疗体系的权责分工日益清晰，首席医师办公室失去其管理帝国医疗事务机构的职能，首席医师的职责范围已接近于御医。
首席医师时代的落幕承接了奥斯曼帝国医疗行业的现代转型，医疗行业在整体上呈现鲜明的专业化、职业化和标准化趋势。首先，帝国政府对医药行业开展严格管理与审查，成为行业正规化的标志性举措。其次，医学教育的专业化与大众化递次推进，带动了医疗部门权力架构的转型。再次，医疗市场的标准化改革带来了医疗行业的精细化与重新分工，规范了原先混乱的医疗市场。最后，世俗法律和制度的健全进一步规范了医学专业与医疗市场，为帝国医生提供了从事现代医学的合法性。现代医生的地位逐步得到认可，国家的力量得到强化。首席医师曾经“一家独大”的角色在新的医疗环境和行政体制中必然退场。
总之，首席医师制度具有鲜明的时代烙印，其出现与没落是奥斯曼帝国医疗社会环境迭代的缩影。首席医师是医者和官吏的结合，兼具技术性、行政性与宗教价值，他们在医疗行业的垄断性权威体现了奥斯曼帝国独有的政治体制和伊斯兰文化中对医学的尊崇。奥斯曼帝国医学专业教育崛起、医疗行政体制逐渐健全、医疗技术改进和医疗资源增加等因素带来医疗行业的整体性重塑，成为首席医师这一角色走向没落的直接原因。相较于政治、司法、经济和思想等层面保守势力与新兴力量博弈的胶着状态，医疗领域的改革在奥斯曼帝国受到的阻力相对较小。民众健康水平与国家政治军事力量、外交形象和经济发展水平紧密挂钩，医疗行业的现代转型因迎合了政治权力的需要而变得相对顺畅。尽管受到奥斯曼帝国资源短缺与内忧外患的牵制，医疗行业转型带来的社会效果较为有限，但在这一过程中奥斯曼帝国改革的多维面向得以呈现。
文章摘自《史学集刊》2025年第５期，原文约18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