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田牛，湖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摘要】咸丰时期通货膨胀具有较为明显的财政特征。太平天国运动期间，清廷战时治理集中于为战争服务，货币政策的从属地位较为突出，对货币制度、物价体系乃至社会秩序造成较大冲击。湘军攻克天京(今南京)后，全国性战乱基本结束，清政府统治危机暂时得以缓和，遂着手整顿货币体系。由于局限于传统思维，清政府治理措施集中于规复旧制度，传统币制弊端进一步彰显，币材匮乏和银价下降客观上加剧了财政压力。与此同时，已经下移的货币发行权成为国地双方博弈焦点。整顿措施守旧与经济近代化产生内在矛盾，引起通货紧缩等诸多弊端。在近代货币思想的诱发下，初步具备辅币特征的铜元逐渐占据主导地位。铜元的出现是清政府货币思想、体制滞后的反映。受此局限，铜元逐渐蜕变为实物货币，最终形成新一轮通货膨胀。
【关键词】旧制度；货币市场；铜元
咸丰时期通货膨胀具有较为明显的财政特征。清廷战时治理同样具有为战争服务的目标，货币政策从属性较为突出，对货币制度、物价体系，以至于社会秩序造成较大冲击。湘军攻克天京后，全国性战乱基本结束。清政府统治危机暂时得以缓和，清政府决定整顿货币体系。局限于传统思维，清政府治理措施集中于规复旧制度。传统币制弊端进一步彰显，币材匮乏和银价下降客观加剧财政压力。与此同时，已经下移的货币发行权成为国地双方博弈焦点。整顿措施传统特点与经济近代化产生内在矛盾，引起通货紧缩等诸多弊端。在近代货币思想诱发下，初步具备辅币特征的铜元逐渐占据主导地位。铜元出现既是清政府货币思想、体制滞后的反映，亦受其影响，蜕变为实物货币，最终形成新一轮通货膨胀。
整顿货币市场，垄断铸币收益 严禁伪造货币属政府职能，清廷一再颁布严刑峻法予以打压，始终具有客观积极意义。然则，清政府缉私动机局限于保障经济利益，对货币体系完善乏善可陈。争夺铸造余利的动机以及强制性法律手段、行政手段折射了传统财政、货币思想的局限。清廷调控手段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经济规律，限制了打击私铸和推行效果。伴随战局好转，清政府逐渐终止劣质货币，试图恢复制钱、银两为核心的既有币制。
取缔劣币合法地位，恢复制钱本位制度 在经济规律作用下，经过短期格雷欣法则作用，劣币逐步占据主导地位。劣质货币虽然暂时缓解了财政压力，却造成币制紊乱、社会波动等消极作用。因此，清政府在初步获得战局主动权后，逐步取消劣币合法地位，通过政策导向逐渐减少流通范围，最终达到取缔目标。劣质货币发行后造成币制混乱，铜制钱陆续消失。同治朝，清廷逐步占据战场优势后，开始恢复传统币制。
取消劣质货币流通地位客观上有利于货币市场的稳定和恢复。不合理因素的中止，并非货币体系紊乱的最终解决。历史的转折时期，货币制度呼唤着新的变革，信用货币潮流席卷全球主要经济体时，清政府却选择规复制钱，成效乏善可陈。
币材制约：金属货币天然脆弱性近代折射 传统制钱制度在经济近代化背景下，贱金属货币弊端尽显。长期战乱造成基础设施损毁，国家铸币核心机构之一宝泉局，虽然全力筹措币材，甚至采用就地征铜等方式，却始终未能摆脱供求失衡状态。为减少滇铜依赖，清廷甚至放弃矿禁政策，明令开放各省铜矿。但是，贱金属货币弱点再次体现。四川省运输制钱到北京，运费甚至高于货币本身价值。云南铜矿不振，引起各省缺乏币材和制钱规复困难。国地双方决定进口洋铜，以弥补币材缺口。由于滇铜不足，洋铜进口依靠海运，引起沿海省份与内地各省矛盾。由于地方财政权力扩大，部分省份为缓解铸币压力，甚至直接截留京饷。随着金本位在世界范围内的确立和白银生产增加，国际银价逐渐下滑，造成中国白银购买力下降。由于银价下降，依靠进口铜为原料的制钱业铸造成本提高，部订规则却僵化教条，不仅与实际情况脱节，而且变相加重地方财政负担。币材价格骤涨和原料短缺直接影响了清廷恢复制钱制度。国际金属价格变化、铜矿匮乏引起币材不足，客观造成制钱规复难度增加。
铜元兴起对旧式币制取代与自身局限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长江流域制钱缺乏已经冲击正常商业活动。20世纪初，全国大部分省份出现铜制币种紧缩，寻找可靠的替代品成为货币市场当务之急。主要国家采用金本位、金汇兑本位制后，国际银价持续下降造成采用进口铜为主要原料的制钱铸造成本陡增。清政府举措虽然有利于缓解货币不足造成的铜制货币通货紧缩，但以省为单位发行和通用无异于承认地方造币合法性和加速区域性货币市场形成。虽然此举是对半个世纪以来发行权分散的无奈承认，却与新政自强的目标背道而驰。
铜元铸造本意在于挽救钱荒，初期的溢价流通说明铜元对货币市场的弥补性作用。然则，各省觊觎铜元铸造收入，不顾货币客观情况一味“贪多加铸”。受清政府控制力较强的铜圆发行速度已大于经济增速和银制货币贬值速度，铜圆成为购买力下降较快的币种。
太平天国运动进入低谷之后，清政府尝试平抑物价、整理币制，维持货币制度稳定。受限于传统思维，制度调整过程中的“惯性依赖”，清廷整顿措施局限于传统货币体制恢复，试图重建白银、制钱为核心的传统货币体系。清廷采用行政手段取消劣质货币合法地位，先后中止铁钱、铅钱、铜大钱流通地位，停止纸币流通。通过行政、法律手段将劣质货币驱逐出流通领域，虽有利于物价稳定，但是，贱金属货币、纸币较长时段流通事实将铜大钱等良币逐出货币市场。短时期内强行恢复不仅造成市场波动，而且诱发经济失调。效果不彰后，使用法律手段严厉打击私铸、私销，但在经济利益诱发下屡禁不止。从货币体制新陈代谢角度分析，打击货币投机行为，本质属于传统币制内部调整，对货币体制演化作用偏弱。
由于币材外来性和信用货币崛起，金属货币体制天然弱点进一步彰显。金属币制稳定依赖于材料供应。太平天国时期云南铜矿遭到破坏，产能长期难以恢复。国内铜生产锐减，国际市场因中国币制落后形成新的制约。清前期，国际白银价格波动引起乾隆朝通货膨胀和嘉道时期银贵钱贱。同光年间，世界主要国家采用金本位后，世界银价逐渐下滑，引起白银购买力全球范围内下降。进口铜价格水涨船高，造成制钱铸造成本居高不下，实际处于亏空制造状态。币制落后反作用于制钱规复，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传统货币制度的滞后。
传统货币制度恢复缓慢和铜制钱制造亏本引起通货紧缩，迫使清政府寻找替代品。铸造成本较低，币面价值较大的铜元成为新的选择。丰厚的铸造余利、铜制货币通货紧缩引起的市场缺口为铜元创造了较大容积率。然则，各省贪图余利，引起铜元滥铸，最终铜元丧失辅币职能，比值降低，造成新一轮通货膨胀，清政府利用铜元划一币制计划落空。全国局势相对稳定后，诸多整顿货币市场的措施不仅局限于旧制度重构，而且致力于获得财政收益，具体措施反映了诸多隐含于历史史实之后思想、理念等方面的滞后。其一，国地分治，货币发行权下移。以往学界关注于财权下移，货币发行权呈现类似趋势。财政赤字货币化之时，发行权出现下移。为扩大劣质货币流通市场，获得更高铸币收益，清政府要求地方仿效户部政策，尽快实现新式货币在全国的流通，客观造成地方铸币合法化、自主化。地方发行货币自主权扩大引起恢复旧式体系和新式币制建构制度性困难。其二，货币思想依然局限于传统范围。清政府恢复货币制度虽然手段繁多复杂，也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整体而言，出发点却集中为构建白银、铜制钱为核心的传统币制以及对铸造收入高度重视。由于铜制钱铸造亏本，尽管清政府三令五申要求解交制钱，地方政府态度始终消极，最终不了了之。铜元的出现不仅证明了传统币制在经济近代化下的脱节，而且铜元本身演化为盈利工具，诱发金融危机持续发生，造成辅币职能丧失和新一轮通货膨胀。
摘自《江海学刊》2025年第６期，原文约18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