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易锐，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摘要】同治朝秘绘新图之举，是中国近代首次全国性的地图测绘活动。此番舆图勘绘的主要缘由在于咸同之交中俄界务交涉中，清朝地图绘制粗疏，内容陈旧，造成官方地理信息认知困难和过度依赖俄方地图。不过，1864年总理衙门奏请秘绘新图，并未将眼光仅仅局限于陆疆一隅，而是延伸到沿海沿江，乃至清朝全域。总署奏准之方案，虽以“新图”为追求，但此中之“新”,主要表现为立足于实测的地理信息之更新和精细，而非制图技术的革新与西化。最终，各地绘制出一批较为精详的新图，但离总署的最初设想尚有不小差距。这些舆图成果，在地方治理和后续地图绘制中发挥了积极作用。然而，它远未改变清朝在界务交涉中亟缺陆疆精准舆图的局面。至光绪初年，此前存在的舆图困境非但未见缓解，反因边疆危机加剧而更显深重。
【关键词】地图测绘；同治朝；边疆危机；界务交涉
同治初年，为改变中国在边防与界务交涉中的舆图困境，在总理衙门奏请下，清廷曾秘密发起一场全国性的舆图勘绘。
同治朝秘绘新图之举，是中国近代首次全国性的地图测绘活动。这一事件表明：晚清官方并非如过去许多学者所认为的，到19世纪80年代末才开启全国规模的地图测绘，而是在20余年前已进行类似的实践；同时，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国并未因自身地图陈旧落后就在界务交涉中被动依赖西方地图，而是较早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并采取积极的补救措施。此次舆图勘绘的主要缘由在于，咸同之交中俄界务交涉中，清朝地图绘制粗疏与内容陈旧，造成官方地理信息认知困难和过度依赖俄方地图。1864年总理衙门奏请秘绘新图，首要目的即是试图改变中国在陆地边防和界务交涉中缺乏精准可靠地图的困境。不过，总署并未将眼光仅仅局限于陆疆一隅，而是延伸到沿海和沿江，乃至清朝全域。
为确保新绘舆图的准确性，总理衙门强调各地必须进行详细履勘，并以计里画方之法绘制地图。总署虽以“新图”为追求，但此中之“新”，主要表现为立足于实测的地理信息之更新和精细，而非制图技术的革新与西化。其时，为避免民间和外国的猜疑，总署还极为重视绘图的秘密性，屡陈“秘绘”舆图之必要。从落实情况来看，地方基本按照总署奏准的方案，由高级官员主持和督促，中下级官员负责直接测绘工作。期间，大多地区派员进行了实地履勘，后参考相关图志进行考订，并以计里画方之法完成绘图。一些地方官还发挥自身主动性，在测量、仪器、算法、体例等方面予以改进和变通，并有参用西方测绘技术的情况。最终，各地绘制出一批较为精详的新图，尤其是江苏、安徽等南方省区的地图完成得相当出色。不过，同治朝新绘舆图的成效，离总署的最初设想尚有不小差距。除了较为普遍的延期之外，一些地区所绘之图不仅较为粗略，而且不乏无果而终者。
即使是完成质量较高的省区，所绘舆图也在实测和精度等方面存在不足。清廷的筹划与部署也有失误和欠妥之处，这包括没有深刻反思中国舆图在测绘理论和技术层面与西方的差距、缺少对专业测绘人才的选拔和训练、未能专门考虑测绘经费开支的问题，限期半年完成，时间有些过短，等等。进一步言，上述各问题，又牵涉中外格局、政治理念、知识体系、教育制度等深层因素的制约。而这些盘根错节的制约，非清朝短期之内可以突破。总体看来，同治朝新绘舆图的成果，主要是在地方治理和后续舆图绘制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它未能实现清廷绘图之初衷，特别是未能改变陆地边疆缺乏精细舆图的局面。至光绪初年，此前存在的舆图困境非但未见缓解，反因清朝边疆危机进一步高涨和中外界务交涉日益频繁而更显深重。为应对这一迫切难题，19世纪末期，越来越多的官员和地理学者开始捜购和译绘西方地图。与此同时，清廷以续修光绪会典为契机，在全国展开了一场规模更大、要求更高、为期更长的地图测绘活动。
摘自《史学月刊》2026年第１期，原文约25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