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薛勤，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摘要】在晚清改革背景下，中央教育官员的官制设置与群体构成既与传统学官迥异，也与其他官员群体有所区别。传统中央教育行政管理职能由国子监和礼部官员共同承担。咸同捐纳大开后，异途出身的官员逐渐增多，但国子监和礼部官员因涉科举和教育仍维持以科举正途为主的出身结构。甲午战后，在革命排满与人才匮乏双重影响下，清廷注重平满汉畛域，京师各衙门官员旗民比例发生改变，其中礼部的旗人官员不断增加，但国子监官员受影响较小。1905年学部成立，中国近代新式教育官员由此产生，其群体结构呈现趋新特征，选官不分满汉，且倾向于选用具有新式教育背景和教育管理经验的官员。清末中央教育官员群体构成的变迁，反映了中国教育近代化由“旧”入“新”的承续与转变。
【关键词】教育官员；教育行政制度；缙绅录数据库
“人事相宜”：国子监官员的群体规模及其构成 清代官学教育的基本职能在于教化百姓以维系皇朝礼制，兼以少量人才选拔。清初，国子监经历了数次调整，有时由礼部管理，有时是独立存在。雍正三年（1725年）国子监独立，并专设管理监事大臣，直接对皇帝负责，此后遂为定制。国子监和礼部机构归属的数次调整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二者职能的重叠与交叉，也是清代设官分职讲究分权制衡、小大相制的缩影。
清中后期，随着科举和捐监制度发展，官学完全沦为科举附庸。国子监虽为中央官学，却没有统管全国教育的行政职能。作为教育机构，国子监设官分职与京师其他衙门稍有不同，按照职能大体可分为两类：行政管理官员和教官。各类官员职能分工各异，选任亦有不同。
主要的行政管理官员有管理监事大臣及下设的祭酒和司业。管理监事大臣通常于大学士、尚书、侍郎各官中特旨简用，以彰显朝廷对国子监的重视，其选任不论满汉，多由上述各官兼任，负责重大事务的决策及对皇帝的汇报与沟通。祭酒和司业的官缺制度具有较强的民族属性。清中后期，国子监职能愈发清简，其官员人数较其他衙门也更少。朝廷对国子监堂官的出身要求也相对严格。国子监管理监事大臣多由内阁大学士和各部尚书兼任。国子监管理监事大臣虽为兼职，但其对皇帝直接负责，且对国子监内重大事务具有决策权。这就要求国子监管理监事大臣不仅文行优长，还需具有丰富的行政管理经验和重大事务决策能力，是故，该职务大多由高官要员担任。
祭酒掌管国子监日常事务，司业为其副职，典制对二者出身要求虽然相同，但从实际选任情况看，祭酒的出身标准较司业更为严格。此外，国子监下设四厅、六堂、八旗官学、算学等机构，承担尊孔、科举、礼仪、养士等诸多职能。国子监监丞、博士、助教、学正、学录皆由科举正途出身，这在一定程度上使汉人（包括汉军旗人）在国子监职官选任中更有优势。国子监六堂学官选拔对于个人才能和学识的要求较高，并没有突破出身限制的情况。
此外，清代为保持“满洲根本”，使满蒙子弟勿被汉化，特设八旗专门学校。八旗官学事务由国子监管理。与京师其他衙门相比，国子监官员总数相对较少，与额定官缺相差不大。因此，国子监官员群体的规模和出身呈现与其他京官群体不同的特征。究其原因：一方面，晚清仕途壅滞、候补官员群体膨胀。而国子监官员尤其是候补官员群体数量较少。另一方面，晚清分发到中央、地方的候补文官中科举正途者少，多为捐纳和保举而得，总体的知识储备十分有限，但国子监候补官员的出身要求相对严格，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异途出身者在国子监任职。
事实上，清中后期国子监六堂、八旗官学和宗学等教学多流于形式，每月仅按时呈交月课即可，学生多不入学。鸦片战争后，清廷深感人才匮乏，认为国子监以词章考核士子无法造就所需人才，故于1862年谕令国子监，堂官应留心时务，同知古今，以为学子之示范。朝廷虽下旨要求国子监官员提高时务能力和政治素养，以作表率，但似乎也并未将教育改革的希望放在这些官员身上。时人不乏参奏国子监各学教习乃至地方官学疏于训课，而朝廷无非以只言片语应付了事。
作为“冷官”，国子监官员仕途也相对暗淡。国子监教官比行政官员的任职时间长。相对而言，教官在国子监任职的稳定性较高。就国子监官员而言，除祭酒、司业等高品级行政官员外，大多数国子监官员仕途发展并不顺利。
甲午战后政治风谲云诡，教育成为朝野上下舆论焦点。国子监作为全国教育的表率，在时人抨击旧学时成为众矢之的。但国子监官员似乎并未进入教育改革的核心，教育新政多由政务处与礼部及后来的学部会同督办。
1897年，国子监试图通过增设算学助教员缺、整顿南学，附和当时各省已先行开始变通书院、设立学堂的教育改革。为说明该措施之可行，国子监特意强调，增设算学、整顿南学等措施皆为该监则例稍事变通之举，相较外省学堂更易施行。朝廷改革需款甚巨，国子监虽为清水衙门，但因纳监之监生还需向国子监交钱领取“监照”，国子监岁入照费银约14万两。该笔收入可不上缴国库，旧例由国子监官吏皂役按份均摊，于是成为众人觊觎之款。1905年，政务处便讨论将国子监并入学部，国子监已处于裁改危机之中。清廷本拟将国子监照费六成拨入京师大学堂使用，却被国子监以本监拟开办满蒙学堂为由推诿。此后，国子监陆续添设艺科、体操等科目，以迎合朝廷的教育改革。但此种改革究竟是故作姿态，迎合上意，还是为争取私利，防止肥水外流，值得思考。
1906年４月４日，传学部拟定了一份国子监归并后的安置方案，计划裁撤国子监祭酒、司业满汉堂官，在学部内部添设典仪丞一缺，品级视府丞，专管国子监事宜，各项司员等缺拟请一并裁撤。所有裁缺堂官请旨另候简用，其余各司官则请以对品外官铨选并分发各省。５月13日，又传学部拟将国子监诸官及各省教职改为文庙奉祀官。最终在学部上奏的官制方案中才确定归并国子监后之职官设置及缺额。至此，国子监已完全失去中央官学的职能，成为一种文化符号。国子监官员亦被排除在教育官员群体之外。随着科举停废，礼部官员与国子监官员有着相似的命运。
“积滞难返”：礼部官员的群体构成及其变化 传统皇朝体制下教化与治化归于一统，清承明制，于中央设立礼部，科举和学校成为礼部的重要职能之一，礼部官员必须选用科举出身之官员。此外，礼部官缺实行满汉复职制，其总缺额和各民族缺额之分配随着不同时期各司职能繁简调整。传统政体下，礼部集学校、科举、外交、礼仪等多元职能为一体，以维系天朝至高无上的权威。晚清以降，为应对内政外交的诸多挑战，清廷开始逐步建立专门机构，客观上使礼部职能由繁化简。
首当其冲是对外交涉。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成立后，外交职能逐步从礼部剥离。值得注意的是，清代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外交事务主要是处理清朝与朝鲜、暹罗等外藩的往来事宜，由主客清吏司和会同四译馆负责。因外交事务相对少，与仪制司和祠祭司相比，主客司官缺较少，且专设蒙古缺和宗室缺。而会同四译馆官缺设置较前代更精简。主客司的职能与会同四译馆稍有重叠。在具体政务处理时，主客司惯将诸事推诿至四译馆，以致四译馆监督以京堂自处，使主客司成为赘疣。1895年甲午战后，传统宗藩体系彻底瓦解，会同四译馆专门接待朝贡使臣的馆舍建制也趋于衰落，遂于1903年裁撤。
洋务运动开启后，出于发展洋务的需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开始兴办各类专门学堂，虽没有专设管理学堂的职官，但在某种程度上对礼部教育和学校职权形成了冲击。1898年，为兴办学堂，清廷命孙家鼐为管学大臣管理大学堂事务，此为近代统管全国新式教育的专门行政机构成立的前奏。但维新运动的失败致使管学大臣形同虚设，其权限一度由礼部及政务处代行；1902年１月10日，经历庚子之变的清廷恢复管学大臣设置，并于1903年２月８日增派荣庆会同张百熙管理大学堂事宜。自此，管学大臣虽为临时差遣，却已初具京师各部官一满一汉之规制。1904年１月14日，清廷改管学大臣为学务大臣并设学务处，近代独立、专门的中央教育行政机构雏形开始出现。可见，科举停废前，近代教育经历了“学堂科举、新旧并行”的阶段，礼部名义上仍是中央教育行政部门。1905年12月６日，学部正式成立，礼部的教育职能被彻底剥离。至此，礼部仅掌管各类礼仪事务，在清末官制改革中亦陷入裁改的争论。
典制规定的京师礼部职官定额缺数为99人，额外司员无定员。此外，京师礼部还有陵寝官员，为旗人专缺。各季缙绅录中礼部官员的实际数量远超于会典所定缺额。1884年夏季后礼部官员人数升至196人，所增多为旗人。此时，恰逢清廷外涉朝鲜事务，内有中枢换血，政局颇为动荡。礼部旗人官员的增加，从侧面展示了这一时期政局变动对于满汉人事安排的整体影响。
自1907年春季始，礼部人数增至276人，至1911年礼部裁改前人数已达401人，职官数量不减反增。这一变化大体与晚清官员群体数量膨胀关系紧密。到丙午官制改革后，由于新旧官制交错并行，京官人数不降反升。然而，京官人数的增多并未提高行政效率，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官制的弊端。京官群体在官员总数中所占比例过高，与幅员辽阔的疆域相比，地方官员人数较少，京官与外官官制在编制设计与行政分工之间的严重失衡，为清季外官官制改革带来了诸多麻烦。
在官员仕途壅滞、补缺困难的情况下，礼部相对严格的科举出身标准对群体规模的扩张本应有一定限制作用。然而，新政以来因职能渐少及其体制与宪政不符等原因频频陷入裁改争论的礼部，人数增加的幅度却更超过从前。同时，京官数量整体亦在增加。晚清屡被提及的裁冗官似乎沦为一种“口号”，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清廷在官制改革过程中新旧衙门并立，新官员任用及旧官员安置中的左支右绌，冗官带来的财政困难与人事危机也阻碍了清末新政的推行。此外，消融满汉畛域也是这一时期清廷纾困解难、缓和矛盾的重要措施。礼部旗民比例的发展趋势提供了观察清末满汉畛域的特殊视角。
虽然礼部官员的选任对于出身要求较高，但礼部旗人与民人的出身分布又呈现不同特征。礼部衙门的大量职位为出身不高的下层旗人官员所占有，而上层旗人官员还可通过翻译考试获得职位，而民人官员则必须拥有较高科举功名才有机会进入礼部。
清末新设外务部、商部、巡警部等，用人不分满汉，此后学部亦遵循该例。1906年官制改革后，新成立各部官缺分满汉之制彻底废除。因此，纵观清末十年，除理藩院外，京师各部院旗人比例皆有下降。然而相较之下，至1907年新官制实行后，礼部旗人官员比例却为各部之最，其他各部院官员中民人逐渐多于旗人。细究可知，清末官制改革后，礼部以太常寺、光禄寺和鸿胪寺并入，仅司典礼之事。这导致京师礼部旗人数量不减反增。显然，清廷宣称推行宪政的背后，仍难舍维系皇族及八旗子弟特殊待遇的真实目的。
礼部官员的数据变化充分展示了改革过程中统治者在维系礼制与改革官制中的左右摇摆与艰难平衡。即使在统治者做出大刀阔斧改革中央官制的姿态后，仍然不能完全摒弃在官员选任上满汉身份差别与权力的不均。礼部直到清王朝覆灭之前才被裁撤，也象征着专制腐朽的清朝统治走向灭亡。新设立的学部官员则呈现与礼部迥然不同的群体面貌。
“唯才是用”：学部官员的群体形成及其构成 1905年11月学部开始筹办，总体上仿照日本文部省的成规，设置教育行政管理体系。12月６日，学部正式成立，并将国子监归并学部。1906年６月11日，学部酌定本部官制及缺额，并提出国子监归并方案。此后，在出台的“学部官制草案”中，对各司设置及缺额稍有调整。调整后，学部定额官缺仍为45名。
学部自成立以来官员人数大体呈上升趋势。随着学部的成立和官员群体的逐步完善，中国近代第一批专门的中央教育官员群体正式形成。学部官员不仅要着手本机构人事安排、建立与中央教育行政机构相对应的地方教育行政体系等开创立制的复杂问题，还需要处理科举时代遗留下来的包括传统教育官员的安置与礼部职权划分等事务，日常政务越来越繁杂，这也是学部书记官及额外司员群体不断增多的原因之一。此外，学部官制仿照新设之外务部、商部、警部，任官不分满汉，凭才干任用。这改变了旧式中央教育机构以旗人为主的官员民族构成。大体看，学部民人多于旗人，旗人官员人数浮动总体较小。旗人官员在清末学部的占比不断变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平满汉畛域后，民人官员在任官中更具优势。
学部官员出身特征与旧科举时代大有不同，启用了较多有新式教育背景的官员。这些具有新式教育背景的官员通过清末学堂奖励出身和奖励游学毕业生制度，获得了举人或进士出身。作为新设部门，学部地位显要，在中央各衙门中位列户部之后。从1906年后中央各衙门尤其是新式衙门官员的教育背景看，除邮传部外，学部新式教育背景官员的人数与其他衙门比也相对较多。这些新式官员中法政科举人和文科举人占比较高，官员学科背景的构成与清末国内高等教育及海外留学教育的发展密切相关。这些具有新式教育背景的官员对清末教育改革的开展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整体看，学部在1907年秋季后的每季度几乎都有新任官员进入，这体现了学部在用人中破除了传统文官选任中相对保守的态度，大胆起用具有新式教育背景的官场新人，同时也不乏具有政治经验和接纳西学思想的戊戌贬官。学部还十分注重从各地方奏调各类学务人才。从学部用人情况看，这一时期学部官员大体符合久任之标准，但教育官员应有的专升之途并没有真正施行。这也是近代教育官员人事任用与现代教育官员群体的一大区别。
学部在官员选任上以地方热心学务之干才及国内外学堂之毕业生为优选，提高了行政效率；同时破除了传统内官选任以科举出身为主的用人要求，使一大批在学务乃至政务中具有革新精神的能人干将服务于清末教育改革，有助于新式教育的发展。清末学部的成立虽然是中国历史上正式、独立和专门的中央教育行政管理的开端，该部任用大量具有新式教育背景的人才对于推动中国近代教育行政体系具有积极的作用。但通过进一步观察学部新式教育出身官员的学科背景，多数新式教育官员毕业于法政科专业，甚至还有商科和工科毕业生，他们对于西方教育行政的了解究竟如何，尚未可知。
在学部成立以前，国子监官员和礼部官员共同承担着全国的学校和科举事务。科举时代中央教育官员选任的共同特征是强调科举正途出身。不同的是，因国子监职能相对单一，其群体规模较小，受晚清官员群体膨胀的影响较少，一定程度上算是人事相宜；礼部因地位特殊且职能庞杂，官员人数在晚清逐渐增多，其变化与科举仕途的发展和政局的变动紧密相关。此外，礼部官员群体规模与民族构成在清末十年的变化充分展示了清廷在宪政改革中维系皇朝权威的真实意图。学部的成立及其职官群体的逐步完善，集中体现了新政以来清廷通过改变选官用人标准逐步更新官员群体的构成，任官不分满汉，较多任用具有新式教育背景或具有一定学务管理经验的官员，官场新人也不少。与其他外交官和司法官群体相比，学部官员选任趋新的特征更为明显。可以看出，脱离了清廷任官偏重满族官员的传统之后，汉族官员群体在教育上的优势更为凸显，此为清末官员群体近代化转型的鲜明体现。
一般而言，教育行政官员需要具备近代西方教育管理知识和丰富的教育管理经验，但从学部官员的出身仍然可看出，清末新式中央教育官员多来源于法政科和文科等其他专业，并无相关经验及专业知识。显然，清末学部官员自身早已意识到近代教育管理知识的缺乏不利于推进教育行政改革，因此十分注重师范学堂的建设以及教育讲习所的设置，以期能加速培养具有专门教育理论知识的行政官员。
教育改革是政治变革的组成部分。教育官制改革中缠绕着清代制度改革与权力此消彼长乃至民族关系等复杂线索，而教育官员群体构成的变迁展现了其中细节。改革虽然需要稳定的社会政治和社会环境，清政府在内忧外患下启动的教育行政改革纵然并不完备，但该时期任职的这批新式中央教育官员初步建立了近代学校体系、近代教育财政体系、近代教育知识体系等，推动了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发展。不分满汉的任官政策在这一时期也给予了学部较大的官员任免权，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清廷为缓解尖锐的满汉矛盾所做的努力，但清廷中枢官员重用满人成为改革无法逾越的巨大障碍。因此，皇族内阁的推出成为压倒清朝统治的最后一根稻草，革命洪流蓄势待发。
摘自《近代史研究》2026年第１期，原文约30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