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乐鑫，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
【摘要】清末科举新章将“中国政治史事论”置于首场，史学一跃成为举业首重之学。这一变革不仅缘于史学能彰显尊王大义、维系名教纲常，更因在经世致用思潮下，“时务”已被视为“史学之一种”。科举新章将中西大政置于历史框架下进行考察，淡化了“西学”的异质性，巧妙地将其转化为可在科场中讨论的“经济时务”。当传统学术体系面临“所学非所用”的深刻质疑时，科举改制以史学为枢纽应对大变局，这不仅是清末政学两界应对世变思维的体现，也是中国传统史学知识体系在面对“古今中西之争”时的一次积极调适。
【关键词】科举改制；中国政治史事论；史学转型；经世致用；时务
在明清科举体系中，史学虽始终占有一席之地，但一般位居末场考核，且并不决定考生的去取。1901年，清政府推行科举改制，宣布废除八股、停止诗赋、裁撤誊录，并出台新章规定头场考“中国政治史事论”，第二场考“各国政治艺学策”，第三场考“四书五经义”。清代科举素重头场，新章一经颁布，史学一时间成为影响考生去取的举业首重之学。深重的时局危机与“所学非所用”的质疑，不断要求清末科举制度新学进行吸收与接纳。1898年张之洞起草新章之初，也曾拟将西学列为首场考试内容，第二场考中国史学、国朝政治。那么，为何在1901年正式改制时却将史学移作首场考试内容呢？
1901年的科举新章仅实施两科，便随科举制度一同停废，但其影响却十分深远。不仅策论文体被后续的优拔贡、新式学堂、大学和民国文官等考试制度不同程度地承袭，而且广大读书人出于应试目的，在科举新章指挥棒下开始广泛涉猎中西史籍与各类新学，其阅读边界与思想视域均大大扩展。
移作首场：“中国政治史事论”方案确定 1901年出台的科举新章，实为清廷在时局艰危之际，为急求通达济变之才而推出的救时之法。清代历次科举改制的经验和晚清朝野议改科举的方案，为清末科举改制提供了重要参考。嘉道以降，知识界有关科举改制的设想层出不穷，废除八股、调整场次、改策为论等改革设想逐渐走向成熟。戊戌变法前后，变革科举是维新人士变法主张的重要环节，以“论”形式考察史学和提前史学场次的倡议越来越多，方案也愈加具体可行。
1898年，光绪皇帝颁布上谕，准备废除八股，改试策论。关于如何分场、据何命题，各方展开了激烈讨论，争论的焦点主要在科举的考试内容和场次安排上。恽毓鼎在日记中记载了当日部臣奉上谕详议章程的情况。其实早在1896年，梁启超就于《时务报》率先陈述科举变革三策。其中“下策”最为稳健。康有为则提出将乡试、会试分为两场，时务试于首场，史学与四书、五经一同置于第二场。不过，这些议案并未得到光绪皇帝的明确表态。
相比之下，礼部遵旨详拟的章程更值得注意。礼部遵循康熙年间旧例，拟改为两场考试。在礼部方案中，史论虽被拟纳入科举常科的首场考试，但仍位于“四子书论”和“经论”之后，并非首场考试唯一内容。然而，戊戌时期得到光绪帝最终认可的方案却并非礼部此稿，而是张之洞与陈宝箴联衔上奏的《妥议科举新章折》。在该折中，他们明确提出“三场顺序互易”与“随场去取”两项关键主张，并获得光绪皇帝谕旨批准。
对比张之洞、陈宝箴方案与礼部初案，二者不谋而合之处是均将“史论”提于首场，不同之处在于对“史学”的场次安排与名称上。值得注意的是，张之洞最初的改革设想并非如此。这从他给陈宝箴的信中可知。史学移作首场，源于陈宝箴回信所提出的史学“著尊王之义”的重要作用。礼部据此拟定详细的乡试、会试章程。此时，戊戌时期科举新章的基本框架已初步形成。虽然戊戌年科举改制随着政变失败无疾而终，但其改试策论已在一些省份的岁科试中得以短暂实践，且大大影响了读书风气。庚子事变后，朝野上下已形成共识：科举改制势在必行，必须废除空洞的八股，转而讲求时务，并在保留经义内核的同时，确立史学作为经世实学的重要地位。1901年新政再启，张之洞与刘坤一会奏改革科举，基本沿用了戊戌年张之洞“所奏已奉旨允准办法”。至此，史学位列首场的清末科举新章正式出台。尽管科举新章在制度设计上标榜三场并重，然而受偏重首场的传统积习牵制，在实际录取考生时，“中国政治史事论”一场的成绩往往具有决定性影响。
会通中西：以史学调节士习与时务的冲突 科举内容与场次的争议，其实反映了传统士人对西学冲击下正统政治文化秩序失序的普遍焦虑。新章既要考察时务，又要维护人心风俗，史学放在首场考察，目的之一就是缓解新旧、中西之间的对立和紧张，调节变法的不稳定因素。虽然辛丑年的科举新章基本沿用了戊戌变法期间的科举方案，但是确定首场考察史学后，考试的名称却出现了细微变化。在各方商讨的过程中，“中国”二字已经逐渐凸显，“国朝”二字则开始悄然隐去。史学场曾拟称作“史论”“中国史事国朝政治论”“中国史事本朝政治”等，最终正式名称被确定为“中国政治史事论”，并在此后各种官方文本中被沿用。名称的更改实际上代表了政治话语的实践转向，折射了在面对世界秩序格局剧变时，清政府内部政学系统的冲突与革新。除名称上避讳康梁一党外，“中国政治史事论”之名的确定还有另外两重因素的影响：一是首场考试的“中国政治史事”是在与第二场考试的“各国政治艺学”相对照中出现的；二是“国朝”字眼的消失映射了清廷统治力量的衰微。
新章以时务为重，却又要防止青年学子离经叛道、惑于报论“邪说”。在这种新旧中西之间形成的对立、紧张中，被移至末场考试的四书五经已有“不废而废”的意味。要继续维系“尊王之义”，稳定统治秩序，被列为首场考试的“中国政治史事论”必须发挥关键作用。它既要能对时务大事进行回应，又要确保考生的传统根柢，从而实现“镕经铸史”与“切于时用”的结合，缓解谈论时务与维护正统之间的冲突。这一改革取向，在各省乡试的命题、答卷和批语中有明确体现：首先，就考试命题而言，考官多选取影射时务的史事，不仅要求考生追溯其源流，更在于以中国史事为基点，引导出中西政制的比较视野；其次，从考生答卷上看，考生既要明西学，又不能“主张过甚”，尺度不易把握；最后，就房官评卷而论，考官评语体现了由注重辞藻华丽向讲求经世致用的显著转向。
通览新章乡会试首场试题，可以看出将史学放置于首场显然具有深意：意在借史学贯通中西、融汇新旧，不仅提供接纳新学的知识框架，更肩负整顿人心、匡正秩序的使命。从清廷的考量出发，史学不仅能接引西学、讨论时务，更在于“史即经”，可“著尊王大义”。通过科举考试的实践，“通史致用”实际承担了传统“通经致用”的功能，使史学不仅可以与经学一体，还能进一步衔接时务与西学。将史学置于首场，实则是将敏感的“西政、西学”议题纳入传统史学框架，淡化其异质性，转化为可被接纳和讨论的“经济时务”，从而在传统思想资源中寻找近代化的合理方向。
贯通古今：出题意图在于时务而非史学 在晚清世变日亟的背景下，知识界逐渐形成了一种以史学统摄时务的学术认知与实践路径。以史学统摄时务的理路，在清末科举改制与知识重构中得到具体展开。
在这一脉络下，“中国政治史事论”正是将“政治”与“历史”加以贯通的具体实践，所考内容既有过去的史论，也有当下的政论。新章主要设计者张之洞的史学观也非常有代表性，他在《劝学篇》中主张，今日史学切用有两端：“一事实，一典制”。这一古为今用的史学观可对应到他所设计的科举新章中，直接指导了科举新章以史经世的实践路径。“通经史”的最终目的是“达时务”。其实，阮元早有“稽古之学”与“政事之学”不可两分的论断。政治须从历史中推源求据，昔日之政成今日之史，今日之政亦为未来之史。这种“以史为鉴”的认知方式，要求考生论述时务时在历史纵深中获取合理依据。可见，科举新章以历史眼光审度现实问题的思维，及其以史学统摄庞杂新知识的方法，非凭空而来，实有其深厚的历史脉络与学理依据。
“中国政治史事论”虽脱胎于清代科举三场策问中的史学题目，但不论是文体还是内容上的改变，皆旨在更直接地服务于时务讨论。其题目出处通常不会晦涩偏僻，基本可以从《御批通鉴辑览》《御批通鉴纲目》等书中找到。当基本史实不难厘清时，考生胜出的关键在于立意的高远与阐释的精妙。“中国政治史事论”以求富强为主基调，内容涉及中国古代儒学、礼法、法律、君德、名臣、官制、科举、学校、币制、税则、赋税、农政、改革、兵政、中兴、外交、商政等方面史事，其框架内涵颇近晚清流行的《经世文编》类书。《金陵卖书记》记载，科举改制后购书者所求最多之书除《御批通鉴辑览》外就是《经世文编》。但是，与《经世文编》通过增设“洋务”门类或将其融入传统目录以接纳新知不同，“中国政治史事论”采用了以史学包容古今中西的办法整合新知。新事务已非旧有分类所能涵盖，面对知识膨胀与分类争议，“中国政治史事论”暂将西学、时务等学问纳入史学的经世框架，以此应对全新的国际国内形势。此法暂时跳出了繁琐的门类之争，成为急于选拔“通才”最为稳妥的方案。
科举新章中考察史学的目的并非追求纯粹的学术考辨，而是旨在回应紧迫的时代命题。时人对“不读史书”的忧虑，其深层所指其实是若不通晓历史“掌故”，便难以真正洞察当下“时务”。这直接促使读书人积极拓宽阅读视野，关心天下时务大事，从而在制度层面引导了开耳目、启民智的社会风气。
世变下的中学与西学、史学与时务 1902年是正式实行科举新章乡试的第一年。该年，皮锡瑞在日记中对科举、学堂、中学、西学、史学与时务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辩析，认为“策论列经义之前”的原因是策论可以博通古今中外，是应对世变的有用之学。
科举新章所谓“古今中外之学”，史学为“古”，时务为“今”，中学为“中”，西学为“外”。在“前古所未有世变”的限定条件下，古今中外学问中最应讲求的学问是以“译学”“算学”为代表的“西学”，“史学”和“时务”也提至同等重要的地位。清末科举制度改革中，史学虽还有经学附庸之意，但其趋向明显是逐渐转而与时务古今贯通、与西学中西会通。科举远非单纯的选官程序，实为国家进行社会整合、贯彻统治意志的关键机制。相应地，科举考试中史学与经学、西学、时务等领域的关系格局变动，不仅关乎学术知识体系的内部调整，亦是统治策略变化和对外部政治环境的直接回应。
皮锡瑞这一论述的重要性还在于：他驳斥了当时社会上的一种错误观念，即将八股文等同于经学，经学即为旧学，旧学则完全归属于科举制度；而新学完全等同于西学，学堂只重西学。此种观点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当时社会的普遍认知，而且对后人审视这段历史产生了误导，从而产生了新旧两分、科举与学堂对立等判断，最后这个过程被简单地总结为“废科举、兴学堂”与“重新学、轻旧学”。此种片面且简单的论断不仅忽视了科举改制及其与学堂的合流，割裂了史学、文学等传统学科早期的近代化进程，更无法合理解释民初史学、文学格外繁荣的深层次原因。因此，将清末科举改制与其向新政学体系的转型纳入考察视野，就显得格外必要。不论是守旧者还是趋新者，史学均可为其所用。像皮锡瑞这样将“有用”视作判断学问价值核心标准的观点，在清季社会颇具代表性。在晚清“满汉中西新旧”的复杂形势下，在科举、学堂、留学并举的变革中，史学就是因一“用”字，在各类学问中有了突出地位。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史学之所以成为新章首重之学，有如下两个原因：一是会通中西，“中国政治史事论”承担了接引西学和维护统治根基的双重任务；二是贯通古今，科举改制虽以时务为要务，然时务之内涵并不囿于西学，亦是史学之一种。总之，“中国政治史事论”力压“各国政治艺学策”和“四书五经义”成为科举考试首场，这一安排具有深刻的象征意义。它标志着在近代知识转型时期，中国传统史学以其独特的包容性融会古今中西，进行了一场自我重构与发展。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与新学制的确立，史学的独特地位逐步消散，成为分科学制下的诸科之一。然而，当后人引述梁启超之语“泰西通行诸学科中，为中国所固有者，惟史学”时，往往将史学简单归为中西皆有之学科，从而遮蔽了史学转型背后曲折乃至反复的过程。回顾科举新章“史学场”的设置，能使我们观察史学转型的眼光更加全面立体。传统史学蕴含着开放包容、兼收并蓄的基因，当时不仅承担了沟通中西之用，更为融贯古今之器，在思想与制度两个层面容纳了中西知识系统间的差异，史学提至科举首重地位的必然性亦在于此。
摘自《福建论坛》2025年第12期，原文约17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