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保安，江南大学历史研究院。
【摘要】清末计学馆成立于1904年11月7日，是户部（及其后身度支部）教育本部司员的署内学堂，以“讲求部务、研究实学”为宗旨。该馆要求司员熟习例案以渐收胥吏之权，同时研究实学开启官智。具体运行过程中，计学馆在功课开展、经费筹措等问题上波折不断。1906年后，计学馆逐步走向正规化办学，并最终让位于财政学堂。计学馆及受其影响成立的中央各部学馆，与仕学馆、进士馆、课吏馆一起构成了清末官员教育学堂体系，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学堂兴起、西学传播与政府职能的转变。认真梳理计学馆的相关信息，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传统中国向近现代社会艰难演变的复杂历史进程。
【关键词】计学馆；清末新政；司员教育；户部；度支部
“讲求部务、研究实学”：计学馆的开办缘起 1904年10月29日，计学馆开学之前，《户部计学馆章程》通过媒体公之于众。《章程》指出计学馆宗旨为“讲求部务、研究实学”。这两条宗旨恰代表了计学馆开办的两条背景线索：一是清末新政初期开始的部务整顿；二是晚清以来逐渐兴起的所谓“开官智”潮流。在这一潮流中，一批旨在以“实学”教育在职官员的特殊学堂得以创建，计学馆正是其中之一。
庚子变后，清政府推行新政之初，如何提高官员素质的问题引起了颇多关注。在各界提出的诸多举措中，整顿部务、裁汰书吏，要求官员亲自办理政务成为选项之一。晚清以来，针对书吏之害，有识之士屡有建言，但积重难返。庚子之乱中，京师各衙门案卷迭遭兵燹，“荡然无存”。1901年５月20日，御史陈璧奏请借此机会一举裁汰书吏，删减例案，要求各衙门司员亲自经理，以杜弊端。上谕同意陈折意见。随后，清廷连发上谕。京师各衙门如此，各省府州县地方衙门亦要清理例行档案，删繁就简，裁汰书吏。
严旨催促之下，各部院衙门开始整顿部务，变通政治。率先提出整顿之策的是作为“储才重地”的翰林院。６月４日，掌院学士孙家鼐要求改革庶吉士学习制度，将研读经史诗赋改为“课以政治，兼习洋务”。次日，上谕基本接受了孙家鼐建议，要求翰林院编修、检讨以上官员专课政治之学，并旁涉洋务之学。1902年1月10日，上谕再次要求翰林切实讲求“古今政治、中西艺学”，以“体用兼赅，通知时事”，成为“有用之才，以备国家任使”，并旨令“限五个月后甄别一次”。２月24日，督办政务处奏请将翰林院整顿之法予以推广。奏折认为，不仅翰林院需要严行甄别翰林各官，京师各衙门司员以及各省候补官员均积习极深。奏请饬下各将军督抚一体设立“课吏馆”，对省内官员严加考核与教育。未派要差者即令分管案卷，潜心考究。
３月６日，翰林院奏明院内人员用功办法四条：严定课程、酌派人员、调取书籍与筹建堂舍。其中，第四条“筹建堂舍”颇引人注目，此为掌院学士孙家鼐于戊戌时期创建大学堂的政策延续。正在各部院整顿部务之时，“开官智”呼声不断兴起，让在职官员接受实学再教育渐成潮流。奉命重建京师大学堂的管学大臣张百熙，于1902年２月13日上折，提出大学堂先设速成科两门：仕学馆与师范馆。当天得旨允准。仕学馆招考对象即官员群体，于12月17日开学。
1904年５月，进士馆开学，运行不久人们即发现一个严重问题：部属中书究竟应该回归各部学习实际政务为主，还是留在进士馆接受政治通识为主？７月，御史张元奇奏请更定《进士馆章程》，政务处随即奏定新章，指出六部各有职掌。该折直接促成了各部学馆的建立。政务处奏折于９月26日获准后不久，户部便于衙内设立计学馆一所。
计学馆的设立，署理户部尚书赵尔巽应为最主要推动者。从赵尔巽演说来看，他并不认可部务整理中强调司员练习例案的做法，更倾向于晚清各界倡导的以西学、实学等“新知”重新教育官员的思路。
功课设置 户部计学馆《章程》强调以“讲求部务、研究实学”为宗旨，馆内功课基本围绕此宗旨而设，规定计学馆功课分“札记、听讲两门”，另设“专修科”一门，聘请教习讲授算学、各国语言文字等，司员自愿选修。计学馆课程确是在围绕户部业务进行设置。然而，以上规定似乎从一开始就遭遇了重重困难。
计学馆运行一月后，贵州司员外郎恒年向赵尔巽呈文抱怨。作札记本应翻阅案卷，但贵州司其他官员对此并不认可，正稿王育梁言贵州司案卷无可论断之处。贵州司选择办札记者共十余人，除恒年外，大多认可王育梁说法。无人配合，恒年根本无法看到案卷。恒年认为此举“谬妄欺人”，不结合案卷作札记实为作“无题之文”，无从着手。恒年不理解贵州司案卷为何如此“秘密”。
至于恒年为何会受到刁难，应该是“总办”本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原则，不想让各位司员对部内事务随意发表意见。如此学习氛围，恒年所遇困境也就不难理解了。
这自然导致札记的空疏无用，以至于江南司主事高增荣上书赵尔巽，要求停止札记恢复编案。高增荣认为札记徒托空言毫无实济，莫如恢复旧有之编案工作，将其分门别类各赘弁言，呈堂鉴阅，一经评定，即以某员所编案宗之办法，永著为定例。让司员放弃札记从事编案工作，仍是部务整顿思路，由官员代替书吏从事部内具体业务，等于又退回到计学馆成立之前的状态。
札记的问题并不仅止于此。与听讲不同，札记“专指部务而言”，但学习部务自然要调取本司案卷，要请教司内前辈。故户部强调设于三库大堂的计学馆，是专为听讲而设，即听讲完毕后，各司员仍应回本司退而自修。札记虽属于计学馆功课，但并不能在馆内完成，这导致各司在札记问题上往往自行其是。在无统一规划且多数司员并不积极的情况下，如恒年一般认真办札记者，自然会遇到调阅案卷不便的问题。对此，户部给予了解释，并提出增加人手以专管案卷调阅的解决办法。另外，《章程》也注意到了学习与政事实践相结合的问题。户部如有应拟稿件须集思广益时，由堂官发问，令司员各拟一篇呈交备采，并评定优劣，将分数计入札记门中。《章程》规定，计学馆每日功课分为早、晚两班。不久，赵尔巽又修订了计学馆课程：每日上午讲财政学，银行学及日文；下午算学、英文、俄文、货币、理财法律学。
此时间规定看起来非常整齐，但恰恰成为问题所在。试想，一个户部司员，如果完整参加８小时馆内功课，部内业务何时处理？相关资料显示了其具体做法，且说明了两个问题：第一，其意思事实上已经改变了《章程》规定的课时安排；第二，司员调阅案卷，查问各事，仍需要书吏帮助，书吏不到则无从措手，表明自新政开始以来进行的裁汰书吏举措，成效不大。
计学馆札记属于自修，体现的是“部务整顿”思路，目的是让司员通过翻检例案熟悉传统业务。相对而言，“听讲”则更具有新式学堂的影子。另外，计学馆在札记、听讲之外设“专修科”一门。可见，所谓“专修科”类似于选修课或“随意科”，可自愿选择听或不听。《章程》曾指出教习亦为户部官员。这说明计学馆教习群体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部内业务精通的官员前辈，主要负责在札记和户部业务上对学员进行指导；一类是外聘专家，负责教习近代财政法律、算学测量与各国语言文字等“实学”新知。
计学馆成立之初，并未开满所有课程。《时报》透露了两个信息值得注意：第一，计学馆教习并非全为本部官员，亦有外请；第二，计学馆很注重教习的新式教育背景。
此后，计学馆课程又有扩充与调整。1905年５月７日，赵尔巽调任盛京将军，吏部尚书张百熙调署户部。计学馆进行扩充，增设了专教部内满员笔帖式的课程，共计６门。可见，户部对满员笔帖式的教育虽陈列各种新式书报，但更为注重具体业务知识，更多是在坚持“部务整顿”思路，所谓“将来可分书吏之任”即是。同年，陈黻宸成为计学馆教习。陈氏为史学名家，在计学馆这一专业学馆中承担何种课程，殊为令人好奇。当然，此时户部尚书已由赵尔巽改为张百熙，不排除此次聘请，是非常欣赏陈黻宸的张氏，对陈氏的有意推重与提携。
1906年，计学馆还曾添设笔算课。是年，户部电报处成立后，所有往返电文系调商部学生翻译。户部各堂宪诚恐假手于人，日久致滋宣泄，因饬将计学馆内添设译电一科，谆谕司员留心学习以备自行翻译而重机密。但不知教习为谁。有资料显示，曾做过计学馆教习的还有左子兴、陆宗舆等。
管理、运行与经费来源 计学馆成立时，总办为彭谷孙，襄办为赵世棻与龙殿章。计学馆成立不久因为札记纠纷，加派刘岳云、曾习经为计学馆总办，专管照料各司札记一门，龙殿章在旁协助。有资料显示，谷如墉于光绪三十年九月曾充计学馆提调。
计学馆管理较为松散。功课虽有时刻规定，但并未见严格的考勤制度。衙署办学最大困难就是部内司员如何兼顾工作与学习的时间冲突，以至于出现“半日学堂”的安排。但司员是否按时进馆读书学习，又无具体约束办法，最后只能沦为具文。因此，开办约一年后，户部尚书张百熙竟要敦迫司员入计学馆学习。计学馆为提高司员学习积极性，特规定有考试与奖励办法。有司员为获得奖励积极参与学习、考试，其成绩优秀者收获颇丰。必修科、随意科分数最低者亦有奖励，这对于寒畯小京官而言，诱惑力不小。但同时也出现一个问题，经费何来？计学馆开办之初即奏明不动用户部库款，全系提用各司编案酬给司员津贴之款。此款很快告罄，赵尔巽与捐纳房主办黎大钧商议，拟从捐纳房抽提二成（一说是四成）饭银作为计学馆经费，遭到黎大钧等人的极力抵制。
1905年年初，甲辰、乙巳两年之交，《时报》《申报》《新闻报》等诸多报刊对计学馆经费之事予以连番曝光，甚至跟进报道，闹得天下皆知。报纸报道总有夸大渲染与捕风捉影之处，但也不会空穴来风。各大报纸所述大同小异，赵尔巽企图以捐纳房经费补贴计学馆，遭到捐纳房一众官员的抵制。尚书强行将该提议与各堂官员会议讨论，虽无人敢直撄其锋，但在画稿时却互相推诿，以致无法形成决议。甚至左侍郎陈邦瑞公开声称，计学馆经费本应提取公项，作正开销，不应抽提公众应得之款。这种说法在当时背景下无异于煽动众意。此事最后应该是未能办成。赵尔巽此后想了很多办法解决计学馆经费问题，比如动用户部“加照费”为计学馆经费。赵尔巽甚至联想到自己任湖南巡抚时查知该省各学堂内皆有余款，遂与学务处商定拟向各省官立学堂之余款内酌提解部，以解计学馆经费危机。最后亦不了了之。５月７日，赵调任盛京将军。自1904年８月14日至1905年５月７日，赵尔巽署理户部尚书不足一年。匆匆调离，是否与其在计学馆经费问题上动了部内某些群体的利益有关？我们有理由做此大胆推测。张百熙接替赵尔巽继续署理户部尚书。计学馆经费问题以及学习效果不佳问题不断被提出，甚至有媒体不断放出声音，张百熙打算裁撤计学馆，另于进士馆中添设计学科一门，专令户部司员等学习算学及财政专门，以求实济而节靡费。但张百熙一贯主张以实学教育在职官员，所以，计学馆的思路与张氏思想并不违背。其真实想法，陈黻宸应该比较了解。张百熙并无裁撤计学馆的动机，但需要根据实际情形对其不断整顿。
正规化办学努力及与学部的争议 1906年年初，张百熙与铁良会同，一起整顿计学馆。２月４日《北洋官报》载，铁、张两尚书会商，拟添聘仕学馆专门财政学毕业生两人到馆认真教授，考虑到报纸信息的延迟，意味着新年后刚开衙，两尚书即开始整顿计学馆。
派学员出洋无疑是提高计学馆培养质量的重要途径。计学馆1905年年底即酝酿派学员出洋游历游学，但苦于经费未能成行。直到1906年年中，户部各堂官拟由计学馆考取学员50名出洋学习财政。与此同时，尚书铁良与外务部会商，拟将该部计学馆毕业学生均派赴日本游历。1906年11月，清政府进行了官制改革，史称“丙午改制”。户部改为度支部，以财政处并入。同月，张百熙与铁良同时调离户部，度支部尚书为载泽。计学馆迎来了一个新的发展契机。
计学馆创办之初，无学制体系，无年度进阶，无考选入学，自然也无毕业概念。虽有考试与奖励，并有部堂官的严厉催促，学习行为却始终依赖司员自觉，无相应制度约束。此时的计学馆只能算是一个聚而学习讨论之所，很难算得上是一个新式教育机构。载泽上任伊始，即决定整顿计学馆改习财政专门一科，通饬司员轮流肄习以期有裨实用。不久，度支部又拟添设财政研究所，创建财政学堂。此时计学馆地位略显尴尬，将其裁掉的传言再度传开。但载泽并未裁撤计学馆，且于1907年年初拟定计学馆规则九章。从媒体报道来看，其将计学馆分为内外两班，考选入学。内班以40名为定额，外班不拘定数，视座位之多寡为限，二年毕业，择其优等给予异常奖励。这样一来，计学馆已经具备了近代新式学堂的大多特征：考选、班额、毕业、奖励等等，已开始逐渐走向正规化发展道路。计学馆学员不再大水漫灌，而是考选入学。
另外，度支部财政学堂的开办也在不断推进中。在时人看来财政学堂是由计学馆扩充而来。1909年，财政学堂竣工，令计学馆裁撤或直接并入财政学堂的声音再度出现。财政学堂办学性质完全不同于计学馆。前者属于高等教育机构，后者仅是一培训机关。财政学堂主要招取中等毕业学生，同时开设别科，专选京外候补候选人员及举贡学有根底者，在堂学习财政各学，三年毕业。这样一来，计学馆学员进入财政学堂别科继续学习，倒也十分顺畅。８月11日《新闻报》总结了计学馆的不堪。但是，正是计学馆不断走向正规化、学制化，甚至要与财政学堂合并办学的时候，度支部所为触动了学部利益。学部成立后，有关各部所建学校之归属成为问题，学部对这些部门学校有无管辖权的问题让人头痛。
清末计学馆宗旨是“讲求部务、研究实学”。前者目的是为了让司员熟习例案以渐收胥吏之权；后者则是对清季要求官员学习新学、实学即“开官智”潮流的因应。两条宗旨所对应的计学馆功课设置分别为札记与听讲。札记自然是对本部业务的熟习与研究，听讲则是涉猎更多的知识范畴。从计学馆所安排的课程来看，财政、经济学为当然重点科目，算术、法律、外文甚至汉文课皆有设置，学习内容更是兼容传统与近代、涵括中学与西学，可以概括为以部门业务知识为主，兼及相关学科常识。教习多数有户部（度支部）官员身份，且具有新式学堂或日本留学的相关经历，所学已非户部传统业务可比。
计学馆的成立引起了其他各部效仿，工部艺学馆、兵部兵学馆、吏部吏治馆与学治馆、刑部法律学堂与大理院裁判学馆等先后成立，这些部门学馆连同计学馆，与京师仕学馆、进士馆以及各省课吏馆，一起构成了清末新政初期的官员教育学堂体系。这类学堂独立于清末学制体系以外，上下也并无统属关系，基本各自发展，大致相当于临时性的具有职业培训性质的机关。但若联系当时废科举兴学堂的大背景来看，计学馆采取的“聚而学习”的形式，尤其后来考选入学、两年毕业等对新式学堂的刻意模仿，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一种风向标的作用。为官之人都要接受新式学堂教育，一般士子更无抵制学堂的理由。计学馆学习内容包括传统业务，亦包括西学、实学，对西学的传播与推广也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计学馆成立后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各大媒体持续关注其一举一动，相关报道连篇累牍。看来当时媒体人也不太好界定计学馆一类学馆，究竟属于“学”还是属于“政”。其具有一定的新式学堂特点，同时又与政治事务息息相关。我们目前未能找到充足的资料证明计学馆培养效果究竟如何，但有一点应该是确定的，即学馆对传统具体业务与专门行政知识的讲授，在一定意义上，或者在无意中，进行了培养所谓技术官僚、事务型官员的尝试，同时也推动了近代以来传统中国“小政府”“弱政府”模式逐渐向“大政府”“强政府”演变的发展趋势。
以计学馆为代表的部门学馆，培训本部司员学习业务知识与近代科学的做法，也遭到了不少攻击。清政府推行新政，各种改革举措不能说立意不良，但在具体执行中总是会出现各种偏差。整顿部务之时，司员需要亲自拟稿。可见，其并不认为部务整顿是变革政治的有效办法，并对政府无甚信心。联系到计学馆札记功课中，贵州司员外郎恒年的遭遇，或更能说明转型期历史发展进程的无比复杂与微妙。
摘自《清史研究》2025年第６期，原文约19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