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倪玉平，刘湘，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
【摘要】清末兴学中的新式学堂继承了科举制的选才功能和奖励出身制度，而其所肩负的普及教育宗旨则突破了科举考试原籍应试、分区定额的原则。新旧学制的更替与近代的省籍意识紧密纠缠。省籍意识既继承了科举制下的乡土意识，又被20世纪崭新的全球意识塑造。立停科举以后抡才培才并途造成的困境激化了河南高等学堂的土客学额争端，土客分别办学的呼声愈加强烈，专供客籍子弟就读的客籍学堂成为土客争端的缓冲地带。然而当时提倡的普及教育宗旨和不分畛域的话语暗示着客籍学堂的不正当性。受制于经费来源的不稳定，客籍学堂最终走向衰亡。
【关键词】河南；客籍学堂；省籍意识；学额
土客学额分配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上谕各省书院改设学堂，光绪二十八年六月初二日，豫抚锡良主持设立河南大学堂。河南大学堂首批招录了八十余名学生。光绪二十九年冬，河南大学堂遵清政府饬令改设为河南高等学堂。学堂开办之初，由于科举尚未废除，民众对新式学堂顾虑较多，尤其是河南地处腹地，风气未开，读书人多习旧学，对新学堂较为排斥，此时大学堂内的学额尚显宽裕。
新政开始初期（1901—1902）为议改科举的第一阶段，此时清政府在科举改革上有渐停和立停两种方案，但朝廷一直处于胶着状态，显得相当谨慎和迟缓。民众对学堂大多抱以观望甚至拒绝的态度，士人倾向于科举旧学，学堂就学需求不高。新式学堂担负着“洋学”的坏名声，庚子事变后人们对洋人洋学仇恨更甚，且科举考试的改革方法争论不休，立停科举并不是清政府的改革方向，1901年８月甚至出现了拟增科举名额的传闻。当本地学子不愿进入学堂读书时，河南大学堂反而成为客籍学子的好去处。江苏学风开放，洋务运动时期就已创办多所新式学堂，清末新政时期江苏省内已经拥有四所高等学堂。相比于中州子弟，江苏学子对新学堂更为熟悉，就学意愿也更为强烈。
1904年１月13日，张百熙、荣庆、张之洞进呈《奏定学堂章程》，并附《奏请递减科举注重学堂片》，上谕准奏。乡会试学额逐渐减少，学堂成为新的“正途”，至此科举渐废的方案议定，科举制的终结指日可待。
以培养人才为首要目的的学堂并不严格限制学额，甚至希望待经费充裕、民风开放后酌量扩充学额。虽然新学堂没有严格定额，但河南大学堂在创立之初就有意区分了土客学额，预计学额200名，内附客籍40名。
清末新政以前，新式学堂多按照一定的比例规定土客学额。洋务运动时期兴办学堂之初，地方新式学堂延续官学模式，在照顾本地学生的前提下保留少部分附学名额。新政时期，各省在创办高等学堂时，也会为客籍学生保留一定名额。河南大学堂仿照山东学堂章程试办，肄业生考试晋级参照山西之例，也相应地区分了土客学额。
随着清政府展现出的办学堂、废科举的决心，社会舆论唱衰科举的声响渐大，士风正在悄然发生变化，进入学堂学习的士人越来越多。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初四日，清政府批准袁世凯等六督抚联衔会奏的《立停科举推广学校折》，从此科举制度正式废除。伴随着减少科举名额、兴办学堂、普及教育的谕令，学堂的就学需求增多，土客学额分配问题逐渐显现。
土客学额之争 光绪三十二年夏，毕业考试之前，河南高等学堂的土籍学生以罢课罢考的形式驱逐客籍学生。他们抗拒与客籍学生一同参加考试，要求待土籍学生考毕后客籍学生另行择地考试，并要求学堂监督在考试毕业后，将客籍学生拨回客籍学堂或原籍就学。客籍学生认为各省高等学堂皆有定额，他们回原籍学堂就读与定章不合。而让客籍学生另行择地考试的安排则是一种公然将客籍学生排除出高等学堂的行为。五月初五日，河南高等学堂的客籍学生向学部上书表达他们的苦衷，倾诉客籍学生在高等学堂受到的不公平待遇。
科举废除后，学堂出身取代科举出身成为重要的入仕途径，士人进身主要依靠学堂毕业考试分等录取。按照章程规定，高等学堂毕业考试最优等者作为举人咨送京师，定等按照分数而不限制名额。高等学堂毕业考试优秀者可获得举人出身。比乡试中举更具有吸引力的是，拥有学堂出身者可直接被各部院、衙门录用，无需经过漫长的候缺环节，在这样的奖励制度下，高等学堂的入学名额、毕业考试显得尤为重要。
土籍学生认为省立学堂的学额应当专属于本地学子，在各地均设有省学堂的情况下，跨省就读会挤占本地人的教育资源；客籍原有学额仅是学堂开办之初，由于生源不足而给客籍的临时学额。客籍学生则认为，应当保留高等学堂内的客籍学额，客籍附学名额在高等学堂创办之初就得到官府承认，向有定制，并非因有客籍导致了土籍学额不足。客籍学生认为学堂与科举是迥然不同的两个事物，科举考试有着严格的籍贯限制，在应试中额固定的前提下加以限制合乎情理，但学堂是培养人才的普及教育之地，教育应当一视同仁，不应有排他性。客籍学生实际上回避了学堂在毕业奖励出身上对科举考试规则的继承。客籍学生不愿意就读客籍学堂，也源于他们对初创的客籍学堂的不信任。
客籍学生批评客籍学堂的存在，指责土籍学生的排挤将学堂这样的自强之地变为竞争之场。高等学堂的毕业奖励待遇相当于科举制度下的乡试中举，而举人又按照地域划分参加会试。由新式学堂选拔出的举人打破了既往的地域之分，学堂奖励出身时定等而不限制名额的方式为客籍学生异地考试留有余地，这也使得新式学堂具有打破省界的倾向。新式学堂继承了科举的选拔体制，并采取分学区办理的模式，却采取不定额的考核方式，体现了比科举考试更强的跨区域性和开放性。
土籍士人对利用客籍学堂分别办学的呼声越来越大，也逼迫官府作出选择。最终，本次毕业考试中，客籍学生仍然与土籍学生一同参加。光绪三十二年六月，考虑到高等学堂办学水平有限，河南高等学堂按照中学章程举行高等预科毕业。河南获得奖励的高等学生数量在全国亦占前列。新学制下学额呈现了相当的灵活性，在处理土客学额争端上，豫省大员秉持优先保护本省学子的原则，强调分开办学是便于本籍学生扩充名额。
依照一般解释，省立学校设置本省、外省界限是常态。由外地官商捐建客籍或商籍学校也有例可循。然而在清末新政时期，强调省界之别则变得格外敏感，尽管高等学堂在设立之初就区分了本省、外省学额，但《奏定学堂章程》又明确说明普及教育的目标、扩充学额的前景，学堂学额不应有省界之分，学额数量也并未严格限定，学额展现较强的灵活性，这种灵活性给予各方较大的诠释空间。
从高等学堂升入大学堂时省域是十分重要的地理单元，各地学生升学时按照省籍划分输送京师。与科举乡试相比，新学堂中的学额争端发生了两点转变：一是竞争范围的转变，二是学额的具体含义发生改变。科举时代培才与选官并不完全重合，但新式学堂却使二者合一。当学堂出身成为具有绝对权威的“正途”时，就读高等学堂的机会就显得格外重要。
科举学子深受传统“乡党观念”的影响。随着科举制废除，科举催生的同年、座师情谊不再能够成为官场上的助力，而学堂分区办学的模式为省籍意识的延续提供了制度空间。在新式学堂里，同年同学关系从团结的联系转变为竞争的关系。此外，当学堂出身成为全新的权威正途，社会又未发育出多元的发展路径，“学而优则仕”的观念仍然深入人心，更加剧了这种竞争。
客籍学堂的兴衰 清末教育现代化的浪潮中，各省先后创办客籍学堂，专门招收客籍子弟，涵盖高等、中等、初等小学等各级教育，既包括民间私立的旅学又包括官府主导创办的各级学堂。
光绪三十一年正月初九日，河南巡抚陈夔龙奏请将河工信陵书院、客籍游梁书院合并改为豫河客籍学堂，暂定学额80名。陈夔龙委派曹福元为总办。陈夔龙建立客籍学堂为客籍学生提供更多学额，这是一种处理土客学额矛盾的常见做法。二月，豫河客籍学堂正式开办，其定位与河南高等学堂相同，奖励章程也仿照河南高等学堂办理。客籍学堂建成以后，高等预备科的客籍生一部分就读于客籍学堂，另一部分就读于河南高等学堂。河南高等学堂内，土客学生积怨颇深。事实上，“驱逐客籍运动”发生以前，客籍学堂就已建立，只是客籍学堂初办之时，声名不显。虽然定额百名，首批招考只考取了55名学生，后来因为不足额，又补录20人。1906年的驱逐风波发生之后，客籍学生悉数划拨客籍学堂，土客学校正式分立。
光绪三十二年毕业考试后，一部分客籍学生顺利毕业，另一部分未能毕业的学生则在豫河客籍学堂继续补习。两年后，客籍学堂参照河南高等学堂预科毕业成案，于当年十二月举办预科毕业考试。综合来看，客籍学堂的毕业奖赏略逊于河南高等学堂。
客籍学堂的存在客观上为学额扩张提供了基础条件，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新学堂与旧科举接榫下的省际矛盾，有利于教育规模的进一步扩张。光绪三十二年的土客学额争端客观上刺激了客籍学堂的建设和发展。土客分别办学后，客籍学堂声名渐显，展现迅猛的发展劲头，甚至出现本地人冒籍进入客籍学堂读书的情况。
但是，客籍学堂既没有稳定的生源又没有充足的经费，宣统二年（1910年）河南省咨议局有意将客籍学堂与高等学堂合并办理。客籍学堂（尤其是旅学）所资经费时断时续，摊解经费拖延积欠，捐资捐款多寡不定，建立公立学堂、合并办学是清末客籍教育发展的一大趋势。辛亥革命后，高等学堂停办，河南教育界倡导效法欧美创办大学，各类专门学堂转型为专门大学。民国时期教育部曾严格审查前清学堂毕业生资格，经审定，河南高等学堂于1914年停办，教育部提供的名单中仅有河南、山东两所客籍学堂的名录，均表述为“民国无案”。相关案卷的遗失使得客籍学堂踪迹难寻，更说明客籍学堂相对于普通学堂的附属地位。
省籍意识 在土客学额争端一案中，学部的态度也耐人寻味。光绪三十二年五月十八日，学部咨复河南巡抚，看似承认普及教育不应区分省界，实际上仍然不得不依靠地方各自使力推广新学，为平息冲突，默许了分别省界的思路。
新学堂本身具有造就新世界、培养新人才的潜力，其宗旨表明了学额的开放性，对科举体制分区办学的继承使得其无法突破固有的省界，而客籍学堂则成为学务场域中的省中别省，用以缓和新旧学制交替时的阵痛。客籍学堂以防御性的姿态避免省界彼此对抗的同时，也压抑了新世界的到来。不分省界、尚公爱国正在成为一种主流话语。清末河南土客学额之争中，以原籍应试、分区定额为原则的科举考试已然被定性为无用毒物，以普及教育、造就人才为宗旨的新学堂自然承担了人们新的期待，然而这样一个新事物却承续了科举选才的功能，人们便不得不带着旧的眼光去审视和接纳。学堂部分继承了科举时代的分区定额原则，毕业考试又打破了严格的地域限制，使得跨省就学的客籍学生成为本土学生的直接竞争者。一部分人沿着旧科举制度形塑省界的径路迈入新学堂，另一部分人则以外乡人的新潮姿态试图打破学堂中的省界。这种矛盾在河南高等学堂的毕业考试季集中爆发，最终导致了这场学额争端。
客籍学堂为解决学额争端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方案，土客彻底分开办学，为客籍学堂的发展壮大注入一剂催化剂。客籍学堂的诞生源于新学堂就学需求的增多和学额不足，它的推广在于缓和高等学堂错位的选才机制带来的矛盾，其消亡迹象则伴随着国家力量的壮大而逐渐显现。
客籍学堂在新旧交替的特殊时期成为具有过渡性、调和性的独特存在，但客籍学堂的经费来源极不稳定，难以支撑学堂的长远发展。清政府财政集权化改革进一步加剧了地方教育经费的紧张。尽管客籍学堂一度在办学质量上超越本地学堂，但其依赖临时性收入的特性注定了短命的结局，因此有不得不临危受命之客籍学堂，亦有必然消亡之客籍学堂，在这个意义上，客籍学堂失去了其存在的可能性。省籍意识既成就了客籍学堂，又摧毁了客籍学堂。在权力集中化的趋势下，客籍学堂被视作阻碍力量，最终淹没于历史之中。
摘自《安徽史学》2026年第１期，原文约20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