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廖大伟，上海大学文学院；高红霞，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摘要】中国共产党的创建，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传播是核心因素，但建党早期，以乡缘为纽带的人际联结也发挥了重要的组织与凝聚作用。一批皖籍知识分子追随陈独秀，在上海创办或参与社团、开展出版活动与文章发表工作，积极宣传革命思想，为建党作出了积极贡献。但由于他们中的不少人较早被派往莫斯科，加之“党团”关系混淆、党组织发展后期开始强调工人成分等复杂原因，这些对建党有功的皖籍知识分子，在上海共产党小组成员、中共一大代表及中共一大期间全国党员名单中鲜有出现。历史是复杂的，再细化和新视野可以进一步拓展党史研究的空间。
【关键词】知识分子；信仰；乡缘；陈独秀；中共一大
安徽人在上海的建党活动 除陈独秀外，安徽人几乎没有出现在上海共产党小组中，中共一大代表无一皖籍成员。然而，在中共创建时期，安徽人却参与了不少对中共建党有价值有意义的活动。这些活动主要偏重于创设和参与革命社团活动、设立出版机构、出版报刊等。在这一系列活动中都有陈独秀，而且围绕着他，活跃着一批皖籍知识分子。
其一，安徽籍人士创设和参与了一些重要社团。安徽知识分子群体与中共建党有直接关联的，一为上海外国语学社，二为上海的皖籍学生同学会。他们是受五四运动影响的先进知识群体，乡缘也是他们走出安徽的重要因素。
1920年８月，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亦称上海共产党小组）创办的上海外国语学社，是中国共产党培养革命干部的学校。除湘籍、浙籍学生较多外，皖籍学生也不少。为了生活和语言交流上的方便，学员们分成安徽、湖南、浙江三个小组，皖籍学员如韦素园、蒋光慈、柯庆施、吴葆萼等。1921年春末夏初，蒋光慈、韦素园、吴葆萼等奔赴莫斯科。这部分通过上海外国语学社去俄国的皖籍青年，往往在上海就已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在俄国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之后，不少人加入中国共产党。
20世纪20年代初，上海还有皖籍青年学生自发组成的同学会，如徽州旅沪学界同乡会绩溪学社（后改名为徽社），这些同学会中的青年学子也有一部分积极参与中共建党活动。皖籍知识分子通过旅京皖事改进会、旅沪皖事改进会与省内教育界精英展开互动，对于当时皖籍进步青年投身共产主义运动具有较大的影响和推动作用。
其二，利用出版机构、报纸杂志等宣传革命思想。皖籍知识分子在上海创办出版机构和出版报纸杂志，在宣传马克思主义，推动建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上海的亚东图书馆是一家出版机构，前身为芜湖科学图书社，在芜湖当地曾是革命运动先驱者的重要集会地，后又成为芜湖中共党组织的活动地点。经理人汪孟邹与陈独秀交好，在陈独秀建议下，汪孟邹将芜湖科学图书社迁至上海，这里聚集着一批皖籍知识分子。1915年９月，陈独秀到上海筹划创办《青年杂志》（次年更名为《新青年》），汪孟邹积极为其奔走，介绍群益书社承担出版发行，并将亚东图书馆和芜湖科学图书社作为《青年杂志》“代派处”。
群益书社发行《新青年》与亚东图书馆有关。除了《新青年》外，陈独秀还与李大钊创办《每周评论》，与李汉俊一起创办中共第一份通俗工人读物《劳动界》。在上海共产党小组创立之后，陈独秀与李达、李汉俊等商讨，创办中共第一份党刊《共产党》月刊，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陈独秀对于这些皖籍知识分子起到了引领和凝聚的作用，不少人后来投身于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运动。
中共建党前后陈独秀周围的皖籍知识分子群体 皖籍知识分子参与的社团及出版发行的刊物，与中共创建的关联更为直接、意义更为重要。上海外国语学社是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设立的干部培养机构，而《新青年》直接从事中国共产党创建宣传。这与陈独秀的号召力和影响力有关系，乡缘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上海外国语学社中的皖籍青年，由陈独秀介绍的不在少数。上海亚东图书馆曾是陈独秀上海建党的重要基地之一，安徽人在那里聚集很好理解。1920年，许多建党活动都在亚东图书馆进行。汪孟邹，出于同乡和老友的信赖，一直为这些活动提供方便，不少人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汪原放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介绍人是陈乔年和郭伯和，曾任上海亚东图书馆党支部书记。因此可以说，上海亚东图书馆及其皖籍职员能够在中共建党期间做出贡献，乡缘的力量不可小觑。
皖籍与湘鄂籍群体参与建党的作用 皖籍与湘籍、鄂籍群体在中共建党活动中均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各自的侧重点不同，中共建党初期党员籍贯分布也呈现较大差异。
中共建党时期党员的籍贯分布，无论是从全国看，还是从上海的发起组看，明显集中在湖南、湖北和浙江三省。湘鄂籍群体在建党前后的表现强劲，有其特殊原因。一是近代革命浪潮，多从南方兴起，两湖民众深受影响，革命意识较强。二是晚清以降，两湖地区军政人才不断，且在革命进程中向东南发展，在长江中下游省份的政界与军界形成了相当规模的聚集。三是1919年湖南驱张运动和同时期赴法勤工俭学的影响。这使得中共建党期间，有一批湘籍青年在上海活动，与中共上海建党正好发生交集。
鄂籍党员在中共一大代表中人数最多，且表现极其活跃，但重心不在上海而是武汉。武汉多所学校和多个社团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关系密切。恽代英、林育南等创办的利群书社，为中共的建立和发展输送了大批人才。中共一大北京共产党小组代表刘仁静，是利群书社成员之一。毛泽东也深受利群书社影响。1921年７月恽代英组织成立一个布尔什维克性质的共存社，标志着恽代英等人正式宣告接受马克思主义。在中共正式建立后，恽代英、林育南、李求实等大多数共存社成员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湖北人参与传播马克思主义还间接体现在早期鄂籍留日学生翻译日语教材上，这些翻译出版活动，为后来中国知识分子通过日语书籍了解和翻译马克思主义著作铺筑了基础。
与湘籍、鄂籍人士的不同之处在于，皖籍知识分子更多地在上海参与组织社团、出版发行杂志，并更直接地在上海从事中国共产党创立和宣传工作。这一切，与乡缘凝聚力有很大关系，不仅陈独秀的凝聚力和号召力至关重要，皖籍进步知识分子高语罕、蔡晓舟等人在筹建社会主义青年团方面的贡献同样显著。
中共建党期间皖籍知识分子群体成员的复杂归属 中共建党期间，围绕在陈独秀周围的皖籍知识分子非常多，但除陈独秀外，其他皖籍知识分子在上海共产党小组、中共一大代表和中共一大期间全国党员名单中几乎不见踪迹。
目前虽缺乏确凿档案直接回答此问题，但通过对细节的爬梳和合理的逻辑推理，可以尝试进行探讨，并提出一些初步看法。首先，上海外国语学社皖籍青年基本去了莫斯科，他们缺席了国内的相关名单。其次，建党时期往往“党团不分”，有些中共党员同时也是青年团员，但皖籍知识分子这样的情况很少。皖籍知识分子多为后来入党甚至没有入党。最后，近代上海人口结构和党员发展对象发生变化。根据相关研究成果，中共一大召开时，全国党员几乎都是知识分子。这一特点反映了当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路径和早期革命的组织形态。
综上所述，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皖籍知识分子在本省以及在党的诞生地上海，皆表现积极，他们基于信仰和乡缘，围绕在陈独秀周围，创办或参与社团组织，从事出版与文章发表工作，积极宣传革命思想。由于不少人较早被派往莫斯科，有些缘于党团关系及党组织发展开始强调工人成分等错综复杂的原因，一些有功于建党的皖籍知识分子在上海共产党小组、中共一大参会成员和中共一大期间全国党员名单中缺席。中共建党史研究虽成果丰硕，但在细化、深度方面仍有创新空间，需挖掘新史料，拓展新视野。
摘自《安徽史学》2025年第６期，原文约15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