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秀丽，《史学月刊》编辑部、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摘要】在中共早期期刊中，《劳动界》《劳动者》等刊物集中关注“劳动(者)”这一重要问题。“劳动(者)”问题成为这些刊物关注和研讨的主题，固然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知识分子意识到了“劳工神圣”有关，更与他们意识到神圣的劳工并不知道自己神圣有关。在用“劳工神圣”启蒙劳动者时，《劳动界》等中共早期期刊结合中国实际发展马克思主义无产者理论，将人力车夫等非现代工人、农民等非无产阶级都纳入中国劳动者的范畴。为了把这些劳动者夯实为中国革命的阶级基础，《劳动界》等期刊结合中国实际，将马克思主义剩余价值理论运用于中国阶级分析和劳动者苦难诠释之中，塑造了“牛马不如”的中国劳动者形象，以自然而然地提出中国革命的目标和中国的前途命运。
【关键词】“劳工神圣”；劳动(者)；剩余价值理论；中共早期期刊
“劳工神圣”：从运动口号到启蒙教育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劳动界》《劳动者》《劳动音》《劳动周刊》等有着相同主题的刊物集中创办，说明其背后有着值得探讨的共同原因。在1918年７月第一次世界大战还未结束之时，李大钊发表了演说。在协约国取得第一次世界大战胜利后，北京大学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演讲大会，蔡元培发表演说。李大钊、蔡元培两人的演说都有“劳工神圣”的主题，但并非全是对普通民众的赞美，隐隐地表达了对中国劳工神圣程度的不满意。
其实，《劳动界》创刊时曾直接说明以“劳动（者）”为题确实是深受“劳工神圣”思潮的影响。同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人物，陈独秀自然会受到发起“劳工神圣”思潮的蔡元培、李大钊的影响。在《劳动界》创刊一个多月后，《劳动者》创刊，其发刊词虽未直接使用“劳工神圣”一语，但其刊发的文章仍表达了相同的意思。1920年11月７日，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主办的《劳动音》创刊，其发刊词也表达了相同的意思。《劳动周刊》的创办时间最晚，而且在它创刊时，《劳动界》《劳动者》《劳动音》均已停刊超过半年。
综合来看，《劳动界》《劳动者》《劳动音》的创刊有两方面的因素：一是受“劳工神圣”思潮的影响，起而鼓动劳工力量；二是形成对共产主义的共识，建立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劳动者》的成员主要是无政府主义者，但它也是苏俄为支持共产主义而在中国动员民众所需依靠的力量。至1920年年底，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早期组织成员需要统一思想，《劳动者》由于处在无政府主义活动的中心广州，编辑又主要是无政府主义者，故这时只能继续其无政府主义立场，而不是像《劳动音》那样能够被罗章龙、邓中夏等马克思主义者接手。当时，陈独秀南下广州，发现“广州共产党”实为无政府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于是双方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以致后来其中的七位无政府主义者未加入广州共产主义小组。当然，共产国际也停止了对《劳动者》的资助。1921年，随着各地共产主义早期组织的创建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中国共产党领导工人运动的总机关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也随即成立，并创办了机关报《劳动周刊》。
从所刊发的内容来看，《劳动周刊》与《劳动界》《劳动者》《劳动音》有很多相同之处，但也有较大的不同，即它不再刊发以“劳工神圣”为口号或体现“劳工神圣”口号的内容。其中的缘由其实不难理解。中国共产党不仅成立了思想基本统一、基本净化的早期组织，而且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建立了领导工人运动的总机关。作为机关报，《劳动周刊》的主要任务自然就转向了组织工人成立真正的团体，进而发起各种工人运动。但无论如何，它仍然是“劳工神圣”思潮影响下的产物，是中共早期期刊重视“劳动（者）”的结果。同时，它仍然以“劳动者”而非“工人”为主题，体现了中共早期期刊的独特之处。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协约国的胜利告终，而中国正是协约国中的一员，这对于一般的中国民众而言，不啻为一针强劲的兴奋剂。但是，李大钊和蔡元培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们没有在庆祝协约国胜利大会上自我满足，沾沾自喜。正是由于他们这样的知识分子呼吁“劳工神圣”，鼓舞劳工的力量，才有了被称为彻底反帝反封建的、真正群众运动的五四运动。也正是五四运动之后国人对自己力量和责任的清醒意识，才有了《劳动界》等期刊对“劳工神圣”思潮的不断宣传与对“劳动（者）”这一群体的极端重视。总之，“劳工神圣”本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知识分子为了中国社会革命而喊出的运动口号。《劳动界》等共产主义小组创办的期刊接过革命的旗帜，将这种口号具体化为启蒙劳动者进行反抗、进行革命的一种教育。在此基础之上，中共早期期刊逐渐发现，劳动者可以作为中国革命的阶级基础。
“劳动者”：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现 《劳动界》等共产主义小组创办的期刊以“劳动（者）”为题，宣告了它们“寻找无产者”的神圣使命。在理论上，“无产者”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无产阶级”。但《劳动界》等刊物中的“劳动者”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无产者”“无产阶级”还是有着很大的区别。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史的视角审视，苏俄革命用实践证明了无产阶级之外的势力仍然可以成为革命的力量。也就是说，历史用自己的实际演进扩大了社会主义革命的阶级基础，证明了在资本主义尚不发达的国家也可以实现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
在1920年七八月间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列宁等认为，在前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东方落后国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大工业生产，不可能存在大量的现代无产阶级，也就不可能产生真正意义上的共产党组织。但是，东方国家的共产党人——英属印度的代表罗易和长期活动于荷属印度的马林则认为，埃及、印度和中国“现阶段的革命群众运动给共产国际开辟了新的活动天地”。罗易和马林有这样的观点，并不为奇。1920年８月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结束时，《劳动界》等刊物开始创办，这时的中国既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又是农民占多数的国家。至此，关于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是如何理解中国革命的阶级基础，并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宣传、鼓动，也就变得容易理解了。
近代中国一直在向西方学习。十月革命后，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开始向苏俄学习。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五四运动由大学生发起和领导似乎是一种必然。巧合的是，陈望道1920年８月对运用武器给资产阶级掘墓的“无产者”的翻译也突出了“劳动”的特点。遍观当时陈望道的翻译之作，可以发现，他对所有涉及阶级或阶层的概念都标注了英文原文；他对“无产者”和“无产阶级”也有着十分严格的区分。值得注意的是，他完全没有使用“工人阶级”这个在中文语境中能够将之与农民区别开来的词翻译“Working Class”。
至此，再来审视《劳动界》等中共早期期刊以“劳动（者）”为主题，一定会有更深刻的理解。1920年８月15日，陈独秀以演说词语气讲道：“劳动是什么？就是做工。劳动者是什么？就是做工的人。劳动力是什么？就是人工。”熟知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的人读到这些话，应该对接下来分析资本家如何剥削工人极为期待。但接下来他所讲的是下等社会和上等社会。其实，这篇演说词除了为李汉俊的发刊词做铺垫，还明显带有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关于阶级基础的认识特点。李汉俊在《劳动界》的发刊词中甚至更加明确地将“到田里去”做工的农民包括在“世界上最苦的”工人中了。
中共早期期刊的主要栏目虽然把现代工厂的雇佣工人当成了主要宣传对象，但仍然有包括其他劳动者的意思，特别是人力车夫和农民。人力车夫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无产阶级，但毕竟与现代城市、交通、消费有着密切的联系。不过，无论在哪种意义上，当时的中国农民都不属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所讲的无产阶级或工人阶级。中共早期期刊对他们的关注和报道，与苏俄农工政府对中国的影响有关，更主要地还是与近代中国社会的实际状况有关。
中共早期期刊十分关注苏俄劳农政府，主要与共产国际对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影响有关。区声白翻译欧仁·鲍狄埃创作的《国际歌》也是中共早期期刊注重“劳动（者）”的生动体现。由此可以看出，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及其刊物不仅从中国实际出发阐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有关阶级基础的学说，而且用中国革命的实际真正践行具有中国特点的马克思主义阶级学说。
它们之所以将人力车夫和农民都作为中国“无产者”的组成部分，表面上看与Working Class等词汇的翻译有关，实际上是由中国社会阶级状况所决定的。否则，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也不必专门那么辛苦地去“寻找”无产者。
“牛马不如”：中国劳动者的形象塑造 1920年８月22日，李汉俊发文分析了商品的价值。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商品的价值是由凝结在商品中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但是，马克思在分析商品价值时显然没有急于去揭露资本家对工人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的剥削。而李汉俊在介绍马克思这种商品价值理论时，显然是急于这么做的。他在基本讲清商品价值之后，就开始细说剥削。李汉俊的这种做法，显然是从中国社会特别是社会阶层与阶级的实际情况出发的。
沈玄庐亦发文对“剩余价值”的剥削作了比较通俗的解释。马克思在分析剩余价值的剥削时是用现代工厂的产业工人，沈玄庐用的则是农民和搓澡工，也是受中国社会阶层与阶级的现实所影响，因为在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产业工人在数量上远远低于农民和其他底层劳动者。不久，沈玄庐再次发文论述李汉俊所分析的商品价值问题，不过这次他侧重讨论的是商品价值的大小。他还讨论了劳动力的价值问题。但他并未接着分析劳动力（工）的价值是生产它所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而是直接转到了剩余价值剥削问题上。如果按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沈玄庐应该在最后才分析剩余价值的剥削。但他在上一篇文章中先讲这个问题，两周后才讲商品价值的大小问题，又是一种对中国革命实际的适应。也就是说，对广大劳动者进行宣传和发动，需要先强调不公，然后再说怎么不公。但在实际生产、生活中，工人和农民所产生的利益冲突，也需要中共早期期刊作出认识论上的分析和方法论上的化解。
中国革命需要面对的首要问题是，其所依靠的阶级基础不仅包括了工人和农民等劳动者，而且这些劳动者的生活境况都是极苦的。这种“苦”在中共早期期刊中主要是通过与不做工的人进行对比，以此来让劳动者有所体会与认知。
但是，还有更多的文章是纯粹渲染苦难，其目的是为了让劳动者更好地理解理论性的问题做感情上的铺垫。在当时，这些惨状通过刊物的传播，无疑能够极大地刺激劳动者的神经和人之为人尊严不可侵犯意识的觉醒。除了对比国内做工者和不做工者的阶级状况，中共早期期刊还注重对比国内外劳动者的不同状况。这种对比，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为了引出理论性的思考与分析。对于那些挣扎在底层的劳动者而言，这种情绪的渲染自然最能打动人心，也最能鼓动他们奋起参与社会变革。
经过一段时间的宣传报道，《劳动界》受到广大工人的热烈欢迎。《劳动界》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已经基本完成从认识阶级基础到发动他们革命的逻辑论证。当然，接下来，这种论证还在不断重复、加强。因为运用这些理论所塑造的中国劳动者形象，可以唤醒并最大程度地激发中国劳动者对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的反抗意识。这就是《劳动界》等中共早期期刊以“劳动（者）”为主题的最为重要的逻辑。
《劳动界》等中共早期期刊将“劳动（者）”作为它们最主要的议题，这既与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群体意识到“劳工神圣”有关，也与中国劳动者尚未觉悟自己的劳动神圣有关。当时的中国社会状况远远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地欧洲，特别是中国真正意义上的工人阶级在当时还只是中国底层社会的少数。因此，中共早期期刊只能依据并结合中国社会的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有关无产者的理论将人力车夫、农民等都纳入中国劳动者概念范畴之中。这也可以说是中共早期期刊主办者寻找马克思主义所说的“无产者”的权宜之计。《劳动界》等中共早期“劳动”期刊运用马克思主义剩余价值理论，向中国劳动者真实地展示了他们牛马不如的社会形象。
中共早期期刊将“劳工神圣”的口号转变成了对中国劳动者的一种革命启蒙教育，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寻找到发动中国革命所需要的阶级基础。《劳动界》等中共早期期刊对“劳动（者）”问题的讨论亦说明，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已经开始自觉地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的历史实际相结合，通过发现不同于欧洲的“无产者”，发现和塑造与外国劳动者相比而言命运无比悲惨的中国劳工形象——如此表明，立足于中国国情的中国革命必将走向既不同于欧洲共产主义运动，也不同于苏俄革命斗争方式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
摘自《河北学刊》2025年第６期，原文约25000字。
